“中国故事”这个文学大词被制造和广泛传播之前，我们早已经过、见过、听闻过太多的中国故事。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丰富、复杂，多灾多难又生生不息的国家与民族，从来不缺少故事和讲述。那些反复发生的经典场景、情境和命运，比如宴宾客、起高楼、楼塌了，比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比如你方唱罢我登场……被世代写作者以各种腔调荡气回肠地一唱三叹。
    再比如——某个青年，一个人离开故乡，他或从乡村或从小镇来到大城市，在灯红酒绿与熙攘热闹中，踌躇满志又愁云惨淡，跃跃欲试又忐忑无措，逃离故乡时头也不回的决绝，转身时却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进城青年的个人奋斗，都市异乡人的惶惑与孤独——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故事中的经典一刻和惊鸿一瞥，新文学以来的几代作家都曾描述过这样的人物、情境与命运。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转型、人员迁徙流动、社会结构大调整等时代现实的必然文学反映。
    最近读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会发现这样的人物与故事再次反复出现在70后、80后年轻一代作家的笔下，徐则臣的京漂系列、甫跃辉的“顾零洲在上海”、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马小淘的《章某某》等等。在这些作品中，反复呈现着一种失败的青年人生。徐则臣关于“漂在北京”的系列小说里，人物来到北京和离开北京，在对这座现代大都市的爱恨交加中不断地反证和确认自己和故乡，寻找自己的人生和生活，他们苦着痛着，熬着挨着，蚁族着群租着，似乎随时准备愤愤地回乡；一面又眷恋着、幻想着、期冀着，久久不肯离去，但大部分人最后还是带着受伤的身心和陨落的梦逃离北京。在马小淘的《章某某》中，一个从三线小城春风得意地走进中央广播学院的女孩，带着小城名人爆棚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在通往梦想的过程当中，她在大城市里感觉良好的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在周围人眼中却不过是屡屡上演的不合时宜甚至荒腔走板。最终，“庞大的理想终于撑破了命运的胶囊”。而在石一枫近年来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农村女孩陈金芳，怀揣“活出个人样”的向往转学到城市里，年少时的寒酸土气以及脱胎换骨后的优雅、干练、一掷千金与八面玲珑，直到一场冒险的投资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失败，她的人生真相与命运底色彻底被揭开，自杀未遂被家人接回乡下，彻底打回原形……
    如此这般的故事梗概和内容提要，大概会让人倍感熟悉、似曾相识。是的，这是一个个“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赋形”（李云雷语），又是一曲曲“青年失败者之歌”（项静语）。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背后，站立或匍匐着一连串的文学人物，古今中外种种沉沦和伤逝的局外人、零余人自不必说，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文学期刊上此类小说也比比皆是。他们是繁华热闹中的局外人、都市霓虹灯下的背光区，是梦一场和梦醒了无处可走。近来，不断看到有批评家就此发问：为什么年轻一代写作者如此迷恋失败者故事和形象的反复讲述？其实这不难理解。人们都有将自己的经验和处境夸张放大的心理倾向，在对自我本能的高度关注中，不自觉地夸大自己所属族群、性别、代际等等的独特性。杨庆祥在他那本著名的《80后，怎么办？》中，开篇所着力表达与论证的就是80后一代人“失败的实感”，在他看来，个体充满沮丧感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生活，恰恰也是一代人的预定的失败。有意思的是，在和身边长辈们聊天时，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可赶上好时候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同龄人却往往都在喟叹：咱们这代人最倒霉。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被上山下乡、被强势扭转青春、被低工资、被下岗，与被群居蚁族、被高房价、被漂一代、被压力山大，究竟哪个代际人生更失败？这其实真的没有可比性，也没法分辨清楚，只能说，每一代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最特别的、最为时代社会所辜负的。具体到70后、80后写作中的“失败者”形象扎堆，我只能说，往往越是繁盛喧嚣的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自我逼仄和失败感往往更明显和强烈，时代表面的盛大、繁华，看起来遍地黄金和机会，其实内部社会结构的千疮百孔、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已经严重阻碍了知识改变命运、个人奋斗等等传统的青年上升通道。当然，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不容易，这本身大概多少也是一种面向时代和社会的推诿和撒娇。
    在70后、80后青年作家笔下，自己这代人是失败的一代。这些作品的文本质地不同，各自有其风格特点和关注焦点，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事实，或说呈现了自己关于时代与青年的一个基本判断：失败似乎是注定的，无论个体怎么奋斗和挣扎，社会的选择机制和现实环境终将把你打回原形。陈金芳改名陈予倩，其间所刻意隐藏、回避和追寻的自我，她的种种可笑可怜可悲可叹，无非也就是要“活出个人样”，就算曾经有过表面上的风光、貌似在城市里扎根，但最后还是要惨败地回农村老家。回老家，回乡，往往成为这类小说的结尾方式，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只能从哪来回哪去。这是一代人对自我的集体想象与定位吗？如此扎堆地以“失败”作为关键词来表述青春与自我，与70后、80后的成长环境与思想背景大概也密切相关。全球化、互联网+、社会转型这些时代之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成熟和价值观的形成。以前看前辈作家们的小说，作品中青年人的失败感和大的时代背景密切，忧国忧民基调下的理想幻灭是那一代人失败感的主要来源。而在70后、80后作家这里，失败感来自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没有户口、房子和固定工作，来自世俗意义上的成就感与存在感的缺失。幻灭失败成功学的浸泡和无孔不入，当下青年人眼中的失败，同前辈人为家国天下、大时代大历史烦忧、奋斗和幻灭失败相比，更多是诸如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之类纯粹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破败。没有梦，却依然无路可走。这一代人，多元、混沌社会价值观之下的失败和失败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代氛围和教育的失败。前面分析过的那些青年写作中看似花样百出、曲折波澜的奋斗故事，貌似惨烈、激越、轰烈，实际上格局却局促而单一，仅在方寸之间。
    70后、80后的青年失败者叙述中，包含着一代人对当下中国社会和青春文化、青年处境的精准观察、思考与表达，也是对新文学传统中现实主义和问题意识新的探索与实践。但他们也必须警惕，一段时间内不约而同扎堆的主题和人物，无意识的相互重复和自我重复年轻一代人深陷于强烈的失败感和灰色的青春文化中，而他们既是制造者也是受害者。最近刚刚读了80后作家张悦然的长篇新作《茧》，小说笔涉“文革”。作为中国人现代以来巨大的现实伤痛和精神创口，关于此的叙事已经很多，而张悦然作为非亲历一代的写作者，她所选取的切入点和叙事视角是“文革”中恩怨纠葛的两个家族的第三代年轻人，把过往的大事件，与日常当下的青年人生巧妙自然地发生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以一种青春叙事的气息来探讨和追寻时代之大与历史之重。小说写得很智慧，也很笨拙，在“如何把个人的故事讲成国家、民族、历史的”这个角度上刺激了我很多启发。以中国之深厚而广阔，有太多故事可以称为一代一代人写作的经典母题而对经典中国故事进行反复塑造和表述。怎样连通中国故事与自我代际内在的休戚相关，是每个青年写作者一定会面对的难题，更是青年借助写作与时代和历史的有效关联。
    责任编辑：吴佳燕
    《长江文艺》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