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寂寞的，或者说，真正在写作的人肯定是寂寞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想接受所谓的新事物、新观点，也可能在前些年接受过，现在又开始不接受了，即是：作者应该像活动家那样闹腾起来。历来我是比较固执的，一个过分闹腾的写作者总是值得怀疑。倒也不是说只有性格内敛、木讷之人才适合写作，而是写作这个事情本身如果你真的潜下心来阅读、思考和斟酌时，就没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折腾了，人毕竟是有限的个体。事实上，写作这些年，我也谈不上多么系统地梳理过这门技艺，理论文章写不了，连创作谈，我也很排斥，偶尔写个发言稿，我都尽量避开说“大话”。“大话”是很容易的，一个不写小说的人，同样可以通过阅读摘抄去完成尚且可以糊弄人的篇幅。我更看重个人感悟，尽管我不可能靠别人的感悟学会写作，至少也知道那是真诚的，言之有物的——这可能是我扬长避短之借口，以此来容忍自己的偏激、漏洞百出和意气用事。
    我的写作充满偶然性，确切说是带有野心的偶然性。事实上我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勤奋和有条不紊，相反，生活中某件再细微的烦心事都可以让我把写作这个“闲事”停下来，并打心眼里认为它真的不是那么重要，非得赌上性命，非得呕心沥血，然后斤斤计较，攀比争宠。然而我又是有野心的，这种文学上的野心不应该视作贬义，说白了就是一种经典意识。我时刻在催促自己，或者逼迫自己，要写出“经典”之作，这就促使我懒散不了，即使停止一时半刻，最终我还是得乖乖地坐回电脑前，冥思苦想，为一个自认“经典”的题材枯坐一晚，抽掉一盒烟，喝掉几壶茶……可能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创作之一，类似前戏，有了前戏，高潮的到来才越显珍贵。我的毅力来自于此，野心的滋生与实现野心的过程，构成了整个创作的整体，给我的快感要比任何事都来得猛烈。当然了，这应该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常态，如果你没有，那你得审视自身，是否足够在乎。
    是的，我是个矛盾综合体，对写作的态度如是，就像对待女子，我自然爱我的妻子，我也喜欢世间其他美妙的女孩。四月我们到茅台镇参加《小说选刊》年度奖前夜，当地头目组了个小聚会，在一家小咖啡厅里，拼了几桌，十几个人围着一起喝酒闲聊，在座的有阿来等老一辈作家，也有张楚、石一枫这样的年轻翘楚，我自然是其中默默无闻的小字辈，偶尔跟旁边的人碰下杯，敬个烟，声音也是弱小的，被淹没其中。然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倒是敏感地发现，文学的梯队其实也是公平公正的，当你发现在你面前足以当大哥的人在另一些老头那里也是小字辈时，你顿时就平衡了，或者说，产生了某种独特的安全感，因为在那些老头眼里，你们都是小字辈，你们就都成了“他们”。他们说起他们的风采，他们说“你们这代人文章写得比我们好喝酒却没有我们豪情”时，他们说“我们那代人可以为文学牺牲任何东西你们却为任何东西可以牺牲文学”时，相反的，我不是愧疚，而是滋生了某种豪迈感——是哦，我们这些人，多么牛逼哦，文学都不当回事，尽管我们是那么的在乎，就像我们坚持喝啤酒——谁说写作者就应该喝白酒呢？是哦，好像也没人这么说过。行，就当我胡说。
    说起来，我蛮喜欢“解构”这个词。我发觉身边凡是有点才气的人都有这方面的天赋，严重点的，他们天生反骨，谁说句啥啥，他都要调侃、讽刺，轻微症状的如我，表面上不会说得罪人的话，其实打心里藐视某些既成的规则。我也蛮讨厌这些人，包括自己。这又是我的矛盾之处。说到底，我喜欢的仅仅是“解构”本身。我不敢说受了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事实上我都弄不清楚它们的区别，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来自周星驰以及他所参演的那些电影，因为我不是行内人，所以也不敢确定，那些精彩的解构方式是来自周星驰本人还是来自其背后的团队，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解构”本身让我痴迷，就像我在现实中可能会更欣赏一个跨越栏杆的人，一旦坐下来时，我就不那么觉得了，我会更喜欢那个一辆车过去后脚朝天头朝下摔倒在地的狼狈角色，我会固执地觉得这个摔倒的人才是一切艺术的主角，具体到小说，我也喜欢书写这些个倒霉蛋，或者如评论者所言：他们是闪烁着光芒的小人物。这又是我的矛盾之一。
    我作过这些尝试，比如《胡须》，比如《回县城》。我懒得为它们说什么，总觉得作为一个作者跳出来说一个小说的所谓内涵是很丢人的事。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一下读者——因为没有读者读出我真正引以为傲的地方，至少我没看到谁提起过，或者写到过。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我的小说根本就没人读（不排除有些稿子其实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它的责编），内行的读者更少，想到此，不免有些黯然。先说说《回县城》（因为它比较走运，获得不少肯定），《小说选刊》年度奖给出的颁奖词提到一个词“尴尬”，很准确，这自然是我要表达的状态，不过小说的结尾，当妻子以一个主人的骄傲姿态走在县城的街道上时，“他”作为一个哀怨的小知识分子，则是完全被解构了的，此时妻子如一剂“解药”，让一切悲伤都敷上虚伪的外衣。这是我更愿意被人读到的“机关”。我特喜欢这种在小说中建立同时又消解的带有自嘲意味的收场方式。《胡须》也是，最后表妹夫那一句关于胡须的提问，便足以让一个风流颓废的作家不知如何应答。
    回到刚开始的话，写作是寂寞的，寂寞的还不仅是写作本身，而是你在作品里设置的机关无人破解，甚至无人知晓。诗人奥登在其诗作《小说家》里有这么一句：无人看重时亦须学会如何自处。“自处”是个多义之词，我甚至还可以理解为“自慰”，如果说，写作还有此等作用，它就还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于自己而言，高潮总会到来。别急，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