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月，总有人坐九望十，开始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所纠结；博彩业更是推波助澜，以其特有的挠痒痒方式撩动诸侯神经，并免不了顺势大捞一笔。这显然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问题。猜测归猜测，而实际的情况是，评奖也有“钟摆效应”，主办机构总是试图在左右摇摆中寻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平衡点，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文学钟摆效应及所蕴含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个有力见证。
    “理想主义”五花八门
    首先，且说诺贝尔文学奖有生百余年，奖金颇丰，自然是许多作家仰视的对象，其评选结果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不可谓无足轻重。但问题是，这种影响分明是极其有限的。就说一个弗洛伊德或者一个德里达吧，其对文学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另一方面，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对象是“最近一年来”“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的作家（偶尔兼及哲人、史家）。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除1914、1940、1941、1942、1943年因战争之故打烊小憩外，该奖项先后惠及百余位作家，其影响也逐渐从欧洲扩展至全球，而这百余位作家及其作品凭借该奖所催生的文学话题、文学典故、文学思想和文学方法又委实不能小觑。譬如一个拒绝领奖的萨特或者一个“唯一没有争议”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力多少受惠于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次，诺贝尔文学奖不同于相对客观的诺贝尔物理奖或化学奖，罕有共识可言。托尔斯泰未能成为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同样，博尔赫斯在风生水起的20世纪70年代与该奖擦肩而过，但尊他为“文学兄长”的贝克特却“轻而易举”地夺得桂冠。而他俩在20世纪60年代初携手荣膺首届福门托奖时，博尔赫斯的得票却高出贝克特许多。
    但是，撇开莫言、门罗、莫迪亚诺等少数几位，从新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颁给了不少有着明显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倾向便开始强烈地凸显出来。在这之前，譬如“冷战”时期，这个奖项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譬如萨特、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从而体现出相对的包容性。当然，这种包容性和20世纪中叶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有关；同时，它并未因之而放弃眷顾，甚至偏爱苏联流亡作家。由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原则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理想”之谓实在失之于宽泛。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是理想主义，批判现实、否定存在即合理、认为人心不古也是理想主义，彰显个性的标新立异和拥抱风俗主义、地域主义是理想主义，追求最大公约数、奉行世界主义也是理想主义。如此等等，绝对令我们难以一概而论。
    老实说，除个别情况外，前十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鲜有我心仪的。我不心仪或不那么心仪的获奖作家甚至一度包括我的研究对象巴尔加斯·略萨。他早年对专制、贫穷和落后口诛笔伐，对穷困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后来虽然在反独裁、反专制方面有其一惯性，但明显站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一边。再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的表达更为辩证，也经常兼顾地缘和文化差别，作品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穿透力，内容更为厚实、风格更为鲜明。这之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拥抱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尽管跨入新世纪后情况有所改变。因此，我承认，他是一名善变的、童心未泯的复杂作家。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勒克莱齐奥，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对一些非洲土著文化、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也充满了感情。这种关心多元文化和弱势群体（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当然，对他所显示的世界主义色彩，我又不能不有所保留，盖因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毕竟还有阶级，而且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盛行。正因为如此，笼统、抽象的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之谓非特无益，反而有害。试想，在这个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的天平上，中国文学（譬如《红楼梦》）有几多分量？遑论黑非洲文学！且不说西方中心主义依然盛行，即或在国人心目当中，毗邻的“巴铁”（巴基斯坦）文学又知道多少？又有几多分量？
    非政治标准实难自圆其说
    最近十几二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艺术追求上（无论题材、主题、方法）的确具有相对一致的严肃性。但就个人审美和价值判断而言，我以为至少耶利内克、穆勒和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被高估的。前者有明显的自闭倾向，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力比多压抑不甚。而穆勒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则因反前东欧苏联政治体制为西方价值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换言之，她们无疑是苏联东欧政治体制分崩离析的吹鼓手和注脚。
    方家诸公，见仁见智，自有分说，谁也不能面面俱到，更无法深入肌理。于是，我只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家之言，无非聊表心迹，譬如献个木鱼，供人敲击；亦仿佛为本项目各位专家的悉心评厾打个鼓、敲个锣，虽轻不得、重不得，然仿声吆喝着开道罢了。
    然而，身在知名的文学研究机构，我又不能对诺贝尔文学奖视而不见。归根结底，它曾经是、依然是，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一个坐标。因为举足轻重，所以它多少具有引领风尚的功用。当然，出于个人信仰或国家意识形态等原因，曾有一些获奖者拒绝领奖，也有一些被奉为泰斗或定于一尊的作家与之失之交臂。前者有萨特和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有托尔斯泰、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有趣的是，萨特的拒奖理由居然是不愿“受到约束”，因为他“只想做个自由人”，言下之意是诺贝尔文学奖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性。他甚至扬言，“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言下之意是那些兴高采烈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够真诚？也许他只不过是想借此刺激一下先其获奖的加缪，却不小心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可见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于我们自己的作家鲁迅，这几年频繁来访的埃斯普马克（瑞典著名诗人，1987年至2004年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先生就曾明确表示：鲁迅谦虚地谢绝了有关推荐。这早被史料所印证。鲁迅的谢绝理由更简单，即认为中国还没有配得上这个奖赏的作家，又何必要那个虚荣！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始终强调非政治标准。诚哉斯言？
    莫言和门罗：有意选择的平衡
    顺言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和我的同事们邀请了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访华，也曾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心仪的中外作家。在所荐的外国作家中，我特别看好以色列作家奥兹。因为他的民族和解意愿令人钦佩。他努力选择不偏激、不极端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生活的智慧首先是教人妥协。但是智慧的奥兹迄今未能获奖，甚至还经常巴以两边不讨好、遭人诟病。我个人揣测，最终影响评选结果的，除了十八位大评委（瑞典文学院全体院士，有时还因故不到十八位）和五位终评委，欧洲王室、西方政要、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意见较为重要，而所谓知名学术机构和文学教授的意见也许只能权作参考，何况瑞典文学院常常还会有所偏侧地选择推荐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与瑞典文学院和评委会颁布的遴选条例相去甚远（或谓相反相成）。
    然而，且不说意识形态和获奖者参差不齐的事实，这样一个奖项，上百年执着地拥抱和重视文学这个“无用之用”，在如此重物质、重实利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对文学的贡献不言而喻。这要感谢诺贝尔先生。然而的然而，它终究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如今，莫言得奖了，门罗得奖了，莫迪亚诺得奖了，以后还会有很多作家获此殊荣。这是瑞典文学院有意选择的平衡（地区或国别、语种和性别、体裁和内容，等等）。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这样一种评价。这是中庸之道。需要说明的是中庸并非原则的疏虞，而是尽可能中道辩证、客观公允、不偏不倚、进退中绳。单说在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之后，理性主义和辩证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真理的客观性遭到了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和门罗等人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对文学当不无裨益。首先，莫言的获奖使中国作家开始进入诺贝尔家族；其次，门罗的获奖多少意味着古典传统的复归；而再次，莫迪亚诺的历史观依然是我们面对未来的重要依据。
    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全球化浪潮汹涌，世界一体化势不可挡。因此，在世界文学市场的天平上，理想主义未必拔得头筹，其结果便是村上春树战胜大江健三郎、郭敬明战胜莫言、阿特伍德战胜门罗、米索战胜莫迪亚诺……这毫无悬念。诺贝尔文学奖即使由衷地“淡化意识形态”，也必定和参与本项目的诸位专家一样回天乏术！更何况淡化一种意识形态必定意味着拥抱另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反政治也是政治一样。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研究这些被它经典化的作家作品。他们是说不尽的，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或可反过来佐证诺贝尔文学奖所呈现的妥协、平衡及其诸多我们不得而知的努力。诚然，每年一个（最多两个）毕竟是大海捞针，偏颇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而后者或许恰恰是文学的有用与无用、继承与借鉴、守望与鼎新、写实与虚构、庄严与通俗、民族与世界等诸多因素梭动、碰撞、扬弃、化合过程中最可探讨的一环。因此，研究这个奖项的意义不仅在于奖项及其作家作品，而且必将由此及彼地对世界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给出足资借鉴的不同方法与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