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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历史,才能明白方向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解放日报 黄亚洲 参加讨论

     跨越时空的感召 第71届文化讲坛实录
    看清历史,才能明白方向

著名作家、编剧 黄亚洲
     上海是我创作的方向引领和坚强支撑
    朋友们,下午好!
    我想先谈一下我的创作与上海的渊源与关系。
    我的一些重大题材的创作,都与上海有关。可以说,上海是我进行重大创作很有力的方向引领和最坚强的支撑。
    26年前,我在浙江嘉兴做作协主席,那年中秋节我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我说我想通过对“中共一大”的了解和认知,写一个建党题材的电影剧本,从五四运动写起,一直写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上下集一共60多个人物。当时接待我的是上影厂的老编辑祝鸿生,他也是巴金的女婿。他听了我的想法很意外,他说:“你等等,我不能马上答复你。”过了一会儿,上影厂的文学部副主任杨时文来了,他听了我的讲述也说“我不能答复你,你能不能等两天。”
    两天后,我等到了上影厂的答复,他们给了我三个非常好的政策:一是可以到共产主义小组所在的任何城市去采访;二是可以买我认为需要买的任何资料书;三是这个剧本写出来,即使不拍不用,也会按照全部的稿费支付给我。在那个年代,一般来说不被采用的剧本就给退稿费三四百块钱,而录用了则有1200元左右。
    我听了之后很兴奋。上影厂对这件大事也很重视,当时,“建党”这个题材是大家都不太敢去碰的一个选题。他们后来又成立了四个班子“同题竞争”,最后还是我和汪天云的本子同时被选中了。
    《开天辟地》准备开拍前,剧本送到上级,但迟迟没有得到批准。那时已经秋天了,但共产党是夏天成立的,再不拍,夏天的景就没有了。为了赶时间,在演员都选好的情况下,上影厂决定先拍两组关于夏日的镜头——万一不批准,那这些镜头就算了,无非成本大一点,如果批准了,那就赚了时间。这说明了上影厂的决心和智慧。
    后来大概11月份前后,上级终于批准了这个题材,上影厂很高兴,过了年就拍完了,这是26年前的事,我记忆犹新。
    16年前,我应上海方面的约请,写了50集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沧桑》。当时正处世纪之交,上海方面说需要有一部反映整个上海历史变迁的电视连续剧,从1899年写到1999年。我记得光提纲就写了12万字,那时候是1999年,为了拍这部电视剧,上海筹了1500万元,很不容易,还请了著名导演黄蜀芹来导。在座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会记得,《上海沧桑》拍得很精美。
    当时我接到的任务是写一位百岁老人,他是什么身份我可以自己创作,总之要由这位百岁老人的自述来讲述上海的历史。后来,我就把这位百岁老人跟解放日报关联了起来,我把他设定为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解放前是《申报》的副总编。跨越一百年的故事不好写,不能写到最后都是老头老太来演戏,这样不好看。我就把电视剧分为五个单元,分别写他爷爷的故事、父亲的故事、大哥的故事、大侄子的故事,一直到浦东改革开放。
    大概在12年前,我应约写电影剧本 《邓小平·1928》。也是上影厂拍的,反映青年邓小平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时期在上海租界活动的特殊生活。
    刚才王树增老师讲到瞿秋白用俄文唱 《国际歌》的故事,我在这部剧本里也写到了瞿秋白是怎么用心翻译俄文《国际歌》的。
    受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感召,我以最快速度写下诗集
    8年前,“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20位作家受中国作协的派遣赶到了汶川,我作为“抗震救灾采访团”三位副团长之一,第八天晚上赶到了成都,第九天去了都江堰。当时,一位中年妇女从帐篷里走出来,看见我们胸前挂着“牌牌”,就要给我们跪下来,说:“谁能支援我们一个活动板房,我就给谁跪下。”原来她是当地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地震后,各家各户都把孩子领回去了,但余震不断,不安全,她不放心,想在板房里重建幼儿园。
    我们赶快把她扶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不该她跪我们,而是我们应该跪她。山崩地裂的那一刻,她带着20多位老师救出了700多个孩子,只有3个孩子因为被瓦片砸中而去世。我很感动,当天就写了一篇日记,还写了一首诗,希望有人能帮帮这位园长。
    这首诗很快就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了,我把这位施园长的手机号码嵌在了诗行里面,我想也许有人会给她打电话。没几天,我就接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的电话,我当时正在震区的瓦砾当中行走。
    她说她看到了报纸,问我,这位园长是真人吗?是不是你的艺术创作?我说是真人真事。她说,那里面的电话能打得通吗?我说,你打吧,肯定打得通。她马上打了电话进行核实,并在诗歌所发表的报纸上写了一段批语,交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陈铁迪同志,陈铁迪马上做了一个批示,上海市总工会很快就落实了一家中德合资的工厂,他们派了工会主席到震区,还带去了50万元现金。
    浙江萧山有一位农民企业家得知后,送去了一个活动板房,园长有了活动板房,又有了上海人民送去的50万现金,在80天以内就恢复了幼儿园,成了都江堰最早重开的幼儿园。
    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感召,我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部诗集,叫《中国如此震动》,这是当时以抗震救灾为主题的第一部个人诗集,距汶川大地震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作家出版社就赶印了出来,并送到了抗震救灾第一线。我谢谢上海的迅速与爱心。
    两年前,我又受上海朋友的约请写了电影《毛泽东在上海1924》,1924年是毛泽东在上海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有将近11个月,他是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一起来的,杨开慧担任工人学校的教师,还逐步学会了一些上海话。这个戏有难度,但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也是上影集团拍的。
    我是杭州人,上山下乡到嘉兴地区工作20年,40岁回到杭州。杭州离上海不远,嘉兴又与上海接壤,这么多年我一直关注着上海,阅读上海、采访上海,在我的很多重大题材的创作当中,上海的领导、制作机构、上海的评论家和热心的市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创作《开天辟地》时,很多人劝我别去碰“高压线”
    在我写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时,我也曾经很困惑:好多历史我们回望的时候迷雾重重,真假难辨。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历史?会不会有意无意地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在文学创作中扭曲了历史?26年前写《开天辟地》前,我担任嘉兴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有一次带着文人墨客们游览南湖,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墙上只有6位党代表的镜框。参加“一大”的不是有13个人吗?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反映这段历史。
    在我准备写剧本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写了,别去碰这根“高压线”,特别是涉及陈独秀的部分,涉及到一些“坏的”党代表的部分。这些人怎么能写?
    有时候是作家选择历史、选择题材,有时候是题材选择作家。我觉得是上海与嘉兴选择了我。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在嘉兴闭幕,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我不能不写。所以后来才发生了我赶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与他们谈的这一幕。写完以后,我心里也很忐忑,担心上面会不批,上影厂也很忐忑,所以跟我谈的时候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是通过了怎么样,二是不通过怎么样。我们一直在焦急等待当中,当然最后通过了,上影厂很高兴,把大锣大鼓拿到厂门口敲起来。
    电影拍完以后,一些人给我打电话,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黄亚洲你有没有搞错,陈独秀怎么是好人呢?我后来听说,有人看片子的时候还说:为什么把陈独秀搞得那么活灵活现,不该让他太生动。这个事情当时让我困惑,时过26年,现在不大会有这个情况了,因为我们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尊重历史。
    我认为在处理、认知党史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进一步认真梳理,要投入学术力量,搞清楚。党要管党的原则,党也要管自己的历史。一个党,只有把自己以往的历史真正看清楚了,才能够非常明晰地看清未来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的党史领域,都需要我们不加回避地去梳理。在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依旧是一个严肃课题。
    我是业余研究党史与革命史的,我乐意用文学的笔触来反映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我想强调,我们的党一定要投入研究力量来正本清源,把党史整理清楚,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党准确地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谢谢大家!
    嘉宾小传
    与新中国同龄的黄亚洲,身上标签众多。而最重要的一枚,大概是充满真实与真情的“主旋律”。
    他的作品常常被喻为是赞美时代、歌颂祖国的乐章。小说《日出东方》书写了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诗集《行吟长征路》赞颂了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史诗。还创作出《建党伟业》《雷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有影响力的作品。
    而黄亚洲以红色历史为主题的影视剧创作,更是将这种书写和赞美,拓展到大众面前。特别是,电影《开天辟地》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电影《邓小平·1928》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见证了属于他的“主旋律”的昂扬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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