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同当地的几位文友在赣北幕阜山爬了整整两天。当地老乡很惊奇，说从来没有省城的人到这么高的地方来过。但我自己却未尽兴，因为不得不放弃了最想上去的雷圣尖，很遗憾。
    雷圣尖在那片大山的至高处。两天里我们似乎一直在围绕着它转圈子。入了峡谷，入了林子，它被遮没；一至亮处，一至高处，便见它遥遥悬于天际，云横雾断，崇高莫测。在当地传说中，雷圣尖曾经有过一座庙，仅老少两位僧人。有一年老和尚烂脚，小和尚每天一早到山顶采露水为师傅治疗。连续几年，从不间断。忽一日，小和尚上山前，老和尚对他说，今天你不要采露水了，你给我摘只桃子来。时值严冬，并非结桃子的时令。但是雷圣尖顶上却是有一棵桃树的。小和尚去时，果然看见那桃树上有一只光彩夺目的鲜桃。他去摘时，那桃却忽焉上移，他也就随之上攀。又移。又攀。终至升天，终成正果。事后老和尚让庙狗上山去寻，衔回小和尚一只芒鞋。
    这显然是一个常见的道德故事，将德行加以神化，以淳化世风。但我却是个死心眼：山上既无第三者，谁来证实这故事的可靠性？小和尚失踪可以有很多原因。如果他数年如一日采露水为师傅治烂脚可以证明他不可能弃庙出走，难道他就不可能被野兽叼走，或者坠崖而亡么？事后组织过搜山么？谁能证明没有那些可能呢？我之想上雷圣尖，没有上成便恨恨的，就因为心里颇怀了些想戳穿那神话的促狭。几个疲惫不堪的文友竭力阻止说雷圣尖那庙现存一片瓦砾，老和尚也在早几年圆寂了。我只好作罢。
    因为写作八大山人传，我接触到相关资料，其中一个由“有关部门和团体”以“收集整理”的名义组织撰写的八大山人故事集中，把八大山人说成是终生怀念大明王朝，终生坚守遗民气节不与清廷合作，甚至直接参加抗清斗争的一位英雄式人物，说他二十三岁削发为僧，是披上袈裟以掩护抗清活动；二十八岁当了寺院住持并且聚徒讲学，是把寺院变成了抗清据点……诸如此类，都是预先给他设定一个政治角色，再据此加以论证或猜测。这样的主观臆断，自然就难以接近真实。
    明亡时，二十三岁的八大山人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或以死殉国，像当时许多明宗室和明遗民一样；或逃避死亡，遁于禅门苟且性命于乱世。八大山人的选择是后一条路。
    血性志士面对无可抗拒的强权以死相争，八大山人不属于这种类型。他在充满书香的优逸环境成长，阳光而单纯，非凡的聪明让神经也非凡地脆弱。这样的神经无法战胜如此巨大的恐惧。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恐惧，这恐惧让他的内心一片空虚。他孑然一身站在死亡的门前。他的心惊胆战，他的张皇失措，他在突如其来的陷落面前的心理状态我们可以想象。面对死的威胁，他的生命意识让他只能逃避。噩梦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他还写下草书横幅“时惕乾称” ，提醒着自己，只有时时警惕世间周围的变化，才能化险为夷，保全平安。这样的苦役，与死亡庶几无别。
    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前朝遗民逃禅出家，为一独特现象。后来的许多画坛大家，皆由遗民而为逸民。他们人在浮屠，不僧不俗，“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临是讳，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 。八大山人不在例外。他选择了委曲求全、忍辱生存。“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 ”夹缝中求生存的潜意识使他后来的花鸟画，常见花草从石隙长出。
    朱明遗民中自然不乏抗击者，或战死沙场，或以守节为反抗，兢兢于末路。作为王室后裔，一剃了之，私身独善，节操何在？八大山人内心是有自我谴责的。直到四十一岁他还用《枯佛巢》和《土木形骸》的钤印：恨自己无武勇之能，与“木人”无异。四十六岁又启用《怀古堂》一印，恨自己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践行南山采薇之志。中晚年“驴”“驴屋”“驴屋驴”“技止此耳”相继出现在他的题款和印章上，不仅是因为开悟，更有着一种讥讽自己笨而无能的自谑、自怜与自责在焉。他的“驴”字印自五十六岁一直用到七十五岁，并非仅止于纠缠于僧人情结，也有挥之不去的自我谴责。
    八大山人是坦诚的。他的强大在艺术，在强权面前是绝对的弱者，是他自己说的“羸羸然若丧家之狗” 。他在战栗和挣扎的孤恨中走过自己凄楚哀怨的人生，睥睨着一个在他看来面目全非的世界，最终逃遁于艺术。他用了数以百计的名号掩盖自己，以“八大山人”作结，并联缀如草书的“哭之笑之” 。他挥笔以当歌，泼墨以当泣，以避世姿态度过了八十年的漫长岁月，把对人生的悲伤和超越，用奇绝的、自成一格的方式，给予了最为充分地传达。在他创造的怪异夸张的形象背后，既有基于现实的愤懑锋芒，又有超越时空的苍茫空灵。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的艺术有着跨越时空的力量，其画风远被数百年，影响至巨。三百多年过去，“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广为世界所认知并且推崇。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八大山人”为中国十大文化艺术名人之一，并用来命名太空星座。
    八大山人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今天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因为它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中国艺术史最为宝贵的那一部分精华。倘若八大山人也像他的挚友澹雪和尚一样因为“狂大无状”而死于非命，那中国艺术史就不会有他在晚年留下的那些非凡篇章了。对于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史，八大山人作为一个杰出的画家还是作为一个壮烈的勇夫，其意义的高下显而易见。事实上在同时代人中，我们也没有见到苛刻的对八大山人的求全责备。俄国沙皇专制时代十二月党人努力规避普希金对其活动的参与，以保护俄罗斯文化的伟大财富，与这样的认识颇有相似之处。
    有学者指出，后人对八大山人最大的误会，莫过于给予他政治定位。八大山人不仅仅属于政治——尽管他一生都受制于政治，而属于内涵更大的文化；不仅仅属于一个大明王朝——尽管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而属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史；不仅仅属于一个朱氏家族——尽管那姓氏对于他永远不可更改，而属于整个人类。
    我由此知道，任意拔高人物的道德形象(相反的做法是肆意贬低)以标榜既定的道德准则，原是一种颇为普遍的文化习性。而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尊重真实。回到前面的雷圣尖，传说中的小和尚的德行无疑是十分可嘉的，或许可以成为修行的一大楷模，但却大可不必加以神化，使之成为神话流布。因为一切神话，都是假话。一经戳穿，便见出造假者用心的卑鄙和虚弱，以致让人连真话也不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