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小说？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分析，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读者的出现是小说兴起的契机。在技术带来了社会剩余劳动力之后，人们对他人的兴趣成为了小说书写的外部驱动力。囿于个人生活时间、空间以及视野等多重的限制，小说在历史上对人们来说可以是一种身心的巨大满足，甚至曾经一度成为一种知识的、思想的接收渠道。置身于中国19世纪以来的历史语境，现代中国小说（白话小说）的着力点经由情节到思想与观念再到细节与技巧之后，似乎在今天的影像媒体和技术生活中逐渐失去先锋的地位，显得越来越谦卑，甚至不得不反复讨论和解释“什么是好小说”这一问题。
    黄蓓佳的《珞珈路》是一部令人重温阅读快乐的小说集，由10篇短篇组成。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集中很多故事都有着“30年”的生长时间，时间又开辟了空间，从容地书写了很多人的大半生。人物多是一些普通人，他们陌生却又亲切，好像就是那些生活中未曾有机会结识而又一再相遇的路人。节制的笔墨和对叙述的有力控制艺术化地制造了一种久违的、来自阅读的愉悦感。他们或许原本就是我们的某几位熟人，或许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子，但是如若缺了那舒畅的文字和有力又静默的情感观照，我们长久以来难以看见他们。作者在这部短篇集中，通过对写作材料的艺术化创造，回应了我们对于小说的单纯期待。可以说，《珞珈路》是对小说写作的艺术回归。在自我叙述和心理描写造成文字语言朦胧又压抑的今天，这部小说集以朴实的面目友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的雄心、姿态和做派。事实上，对于作者来说，《珞珈路》的兴趣点显然不在形式的探索和尝试上。内容在这部小说集中自成形式，娓娓道来。单篇的小说虽各自独立，篇与篇又大多会产生一种类似场域性的共鸣和复调，凸显的正是隐藏着的作者的声音。10篇小说各有自己的叙述者，他/她在《长夜暗行》中是一个到澳洲访学的男性学者，在《K线图》中又是一位中年失婚的女公务员，而到末一篇《心就是用来碎的》直接成为全知叙事者。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在集子前后的“叙述者”一直很轻，轻到常常叫人忘记。当读者最终忽视了讲述人之后，小说显现出一副声音的面孔，同样是不动声色地、试图不打扰你地、轻轻地讲述那些故事。正是作者对叙述距离的有效控制，对“自我”的削减，老魏、苏明、余爱华、郜鲁生郜宁生兄弟以及故事中的“我”才得以自由起来。在短篇小说中，使概念的人物摆脱机械的动作自由起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集子中的人物多是沧桑中带有喜感，比如老魏和余爱华，他们虽不如意，但因为心地宽广而生龙活虎，不落入悲情或是愤懑。单篇《珞珈路》，显然多少受偏宠，最终能够命名整部集子。这篇小说由一个敞开的、离我们很近的、开放的故事包裹着一个发生在近30年前的一个有距离的、被封存的故事。不同于其他几篇，小说选择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的视角调节整个叙事节奏。“我”的声音和情感挤压在小说的缝隙里，当声音和场面喧闹到一定程度，核心人物郜鲁生才会悄然出现，屏气敛声，而后一种真空的安静随即笼罩。正是经由这一特殊的叙述节奏，小说写出一种很动人的东西，它克制、内敛、沉潜又复杂的内心好像是我们人生淡漠又浓重的底色。在科技的时代，“打动”或者“动人”好像重获了一种珍贵的能量，文学经由它取信于人，软化人心。我们总是觉得被打动是容易的，可是我们很少被打动。
    后来呢，结局是什么？读者常常不满于长篇小说的结尾，在那样一个鸿篇巨制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结尾困扰着阅读和写作。相比来说，短篇小说的结局看似容易很多，来不及制造大的起伏和波澜，在一个横截面呈现之后怎么结尾，表面看来，读者多半不会有异议，甘心接受。其实短篇的结尾仍然重要。如果说如何开头好像还是作者一个人的事的话，那么在怎么结尾的问题上，作者一定能够感受到来自读者的压力。给出一个好的结尾，不单是想象力的问题，总有点其他的东西。就像小说集中的《提篮里的玫瑰》一样，作者好像总有一种仙气，最后吹上一下，给命运不济的肖红果和傅军送上一个嫩嫩的婴儿，支撑他们。这才是《珞珈路》最动人的——品质或心灵。
    （《珞珈路》，黄蓓佳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