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
    “我和我的妻子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有个记者要采访我和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妻子说你为什么在他问严肃问题的时候装作是我的管家呢？我为此乐了好久，打那时起，我开始迷上‘管家’这个隐喻。”采访一位作家，一位自称“管家”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既有着纯正好听的英伦腔调（但他忍不住自嘲自己的日语烂到“吓人”），也保留着日本味道的得体礼仪。短短的访谈中，他娓娓向我们道来他的生活细节、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自我反思与生活吁叹。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的石黑一雄，在五岁那年，就随着家人搬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吉尔福德（Guildford in southern England）小镇。像著名的移民作家、魔幻写实主义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ir Salman Rushdie）和诺贝尔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一样，石黑一雄的作品广受赞誉，先后获得英国惠特布莱德奖、布克奖以及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并且频频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
    记者：（石黑一雄）你小时候就喜爱阅读吗？
    石黑一雄：在我刚离开日本时，一个名为“月光假面”的超级英雄非常出名。我常常站在书店，试着记下少年漫画上每一个关于他冒险的图像，接着我就回家画我自己的。我歹喊我母亲把画纸都钉起来，使得它们看起来有点书的样子。当我儿时在吉尔福德，我只读过英文的《看和学》（Look and Learn）漫画，它是英国儿童的教育用书，相当无聊的文章，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喜欢有一个现在也可能存在着的，日语版的《看和学》，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对我来说也有趣的多。通过这些书我了解到流行的人物形象，再比如，一个日本版的詹姆斯·邦德，一个蛮有意思的漫画人物——虽然名字一样，但和伊恩·弗莱明或是肖恩·康纳利的“邦德”几乎不同。英国中产阶级将邦德视为现代社会之恶：糟糕的电影和下流的语言、没有任何道德感的主角、火辣的比基尼女孩、腐蚀文化。而这些出现在日本的合法化教育语境中，让我看到了十分不同的文化态度。
    记：你在学校有过任何写作吗？
    石：有的。我去的州立小学正在实验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学校得意于它没有绝对的“课程”概念。你可以去清理手动计算器，制作奶牛陶器，或是创作故事。最后这个广受喜爱，因为可以与他人交流；你写一点儿，然后交换大声朗读彼此的作品。当时，我创作了一个角色叫做“西尼尔先生”（Mr. Senior），与我朋友的童子军领队同名——我觉得它特别合适一个间谍。我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并受到极大的影响；我还模仿了一部维多利亚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为使我们的作品跟书店橱窗中的出版物极其相近，我们在封面上穿孔并在封底摘录报纸评论。
    记：这种经历是否影响了你成为一个作家？
    石：它的确很有意思，还让我意识到写故事是件轻松事，并且这种想法一直跟随着我。我从未被“编造故事”的想法唬住，因为当你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人人都会觉得写作并没有那么难。
    记：你在侦探故事之后，什么又令你着迷呢？
    石：摇滚乐。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后，我直到二十多岁才又开始阅读。但我从五岁就一直弹钢琴，十五岁的时候也摸过吉他，接着我开始听流行唱片——超级棒的那些，那时我才十一岁。我第一张真心喜欢的唱片是汤姆·琼斯（Tom Jones）那张唱着“故乡绿色的，绿色的青草地”（“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琼斯是个威尔士人，但这首歌唱的是牛仔生活。我有一个小型的索尼台盘式录音机，我的父亲从日本买给我的，我会直接从广播上录歌，就像是现在的下载音乐，我会竭尽全力辨别每一个单词从嘈杂的嗡嗡声中。然后我十三岁了，我买了一张刚发行的《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那是我第一张迪伦的唱片。
    记：为什么喜欢它呢？
    石：（歌中的）文字。鲍勃·迪伦（Bob Dylan）是个杰出的作曲家，我一听就知道。有两件事我至今都引以为豪，一是辨别一段好歌词，一是辨别一部好的牛仔片。迪伦的歌词，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或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文本。然后我发现了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的歌词很讲究文学技巧，同时他还出版了两部小说和几部诗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意象是天主教徒式的，到处是圣人和玛利亚。他像是一个法国歌唱者，我认同音乐家常常是相当自负的：自己写歌，自己谱曲，自己编排。我觉得这一切都诱惑着我，催使着我开始写歌。
    记：你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石：它有点像莱昂纳德·科恩（的歌），我记得开头是“你是否永不再睁开双眼，在我们生活和嬉闹的海岸”（“Will your eyes never reopen, on the shore where we once lived and played”）。
    记：这是一个爱情歌？
    石：迪伦和科恩音乐中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你不会知道它是唱什么的。你拼命着去表达自己，但你总是遇到你无法完全理解但必须假装明白的事情。在一个人年轻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羞于承认，但生活就是这个样。他们的歌词中都莫名地包含了这一点。
    记：回过头看看你的第一部出版作品《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石：我很喜欢它，但我仍觉得它令人困扰。结尾几乎就是个谜，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却没看到任何有艺术价值的收获。它可以说是缺乏经验，错误判读了显而易见和微妙无比的东西。即使当时，结尾也令我不甚满意。
    记：那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关于一个和平年代被战时军国主义困扰的画家的故事呢？
    石：《远山淡影》中有一个支线情节，讲述了一位老教师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构建的价值观。我告诉自己，我将会写一整部小说来描述一个人的这种状态。因此，便有了本书的写作；再后来，还有了《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的出版。我看着《浮世画家》在思考，这个关于荒芜人生的主题揭示，在个人职业已经淋漓尽致，但却没有涉及个人生活。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在意的都是你的事业，最终你会意识到这之后人生的一部分耳。这便是我的感受。我还想把这一切再写一次：你是如何荒芜了你的择业能力，是如何荒芜了你的个人生活。
    记：你为何决定日本不再是一个适合故事的设定背景？
    石：在我开始（写作）《长日留痕》时，我发现我想要写作的本质是一种运动。
    记：在那本书中以及许多你的小说中，主人公似乎都在一瞬间失去了他们的爱情。
    石：我不认为是否是一瞬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错别了很长的距离。他们可能回过头然后发现，在某一时刻，一切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思考吸引着我们：天啊，这就是盘根错节的命运。但实际上，不只是爱情，他们错过了还有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东西。
    记：你为什么让你（笔下的）人物们，“前赴后继”地这样做呢？
    石：没有对我个人进行精神分析，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一个作家告诉你为什么他一定要重复一个主题，你最好永远不要相信他（她）。
    记：《长日留痕》荣获布克奖后，你有没有因这一成功而发生改变？
    石：当我出版《浮世画家》的时候，我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出版六个月后，它先后提名布克奖，获得惠特布雷德奖；就在这时，我决定买一台留声机。突然之间，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纷纷来邀请我们（和妻子）共进晚餐。你对你的生活几乎失去了掌控。直到三年后我获得布克奖时，我才学会了委婉地谢绝。
    记：作家的公众生活，比如说，图书巡讲和采访等等，有没有影响了你的写作？
    石：显然，它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一个人的写作。首先，就是它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另一点，你要花费很长时间经受富有见解之人的考问：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总有一只三脚猫，或是解释一下对鸽子派的痴迷…其实，许多东西是无意识进入你的创作之中，至少对这些东西的感性回应本来就是不可解的。有些作家就处理不好，变得敏感而又易怒。这确实对你的写作会有影响，你坐下来写，并且思考，然后开始变得更加刻意。
    记：你写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自觉想到一些译者可能遇到的问题呢？
    石：当你处于世界不同地域时，你尴尬地意识到有些文化概念根本没法儿翻；有时你需要花四天时间对着丹麦人解释一本书。我尤其不喜欢用品牌或是其它文化参照词，因为它们不仅在不同地方交流不通，也经不起时间的变迁。三十年后，它什么都不是了。一个人的写作不仅是给不同国家的人看，更是写给不同的时代。
    记：你有写作计划吗？
    石：我常常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写作，我使自己尽量保持在下午四点前不受邮件或是电话的干扰。
    记：你一般写作会有几稿？
    石：我几乎没有超过三稿的时候；但必须说，有个别段落我真的是写了一遍又一遍。
    记：你如何回应困惑不解的评论家，比如说针对《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 1995）的那些？
    石：晦涩难懂绝不是我的本意。我力图保证小说的清晰，考虑到它是追溯着梦的逻辑。在梦中，一个角色可能被不同的人描述，我的这种写法必定会导致或多或少的迷惑。但是，我一个字都不会改动；那是我当时写作的感受，我认为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被问到最多的便是这一本，当我做书籍巡展时，我就知道要有好多晚上谈论它，特别是在美国西海岸。学界对这本书的探讨也远远要多于其它。
    记：谈到《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你是否和许多评论家一样，觉得这部小说很晦暗？
    石：实际上，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最振奋而又愉悦的作品。在过去，我常写主人公的失败，他们其实是对我自己的警示，是一些“不要这样过日子”的书。《别让我走》第一次使我关注一些人类的积极乐观层面。好吧，他们可能有缺陷，会陷入人类通病的嫉妒卑鄙等等。但是，我想表现的是三个本质上非常正派的人。当他们最终意识到年岁将尽，我希望他们不会只想着地位身份或是私人财产，而是关心他人并且矫枉过失。因此，于我而言，这本小说是在展示人类的积极性，而非我们道德的薄弱面。
    记：你实际上，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丝”。
    石：没错。我还是狄更斯、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威尔基·柯林斯的粉丝。我最早在大学阅读的就是这些纯正的十九世纪小说。
    记：你为什么喜欢呢？
    石： 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小说虚构的世界或多或少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所相似；同时，你也可能迷失于其中。（我）对于叙事很有把握，因其使用了传统的剧情、结构、人物的写作方法。由于我儿时读的不多，我需要一个厚实的土壤：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Villette, 1853）和《简·爱》（Jane Eyre, 184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恢弘巨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1863-69）；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2-53）；还有六部简·奥斯汀小说中的五部。如果你阅读过这些，你将会拥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对了，我还喜欢柏拉图。
    记：为什么？
    石：在他大部分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一些自认为通晓一切的人经过，苏格拉底便坐下来与之相驳。这看起来具有毁灭性，但其实什么是善的本质是难以捉摸的。有时候，人之一生都靠着一个单纯的信念过活，哪怕是不正确的。我早期的书讲的就是这类自以为明白的人。因为现代没有苏格拉底，他们便成了自己的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一段，苏格拉底说，理想主义者常常在两三次打击后就变得厌世。柏拉图表示这其实就像是对善之意义的探索；当你碰壁时，不应感到破灭或是失望。你应该发现的是，纵使探索过程百般艰辛，你仍需初心不减，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