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实可以理解为作家能否理解生活、能否把握生活的总体性的问题。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相对狭小，使得他们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充分地理解自己的世界，自由而熟悉地生活在其中。于是，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生活的总体性能够被古希腊人把握并加以描绘，其中最典型的文体就是史诗。然而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活世界已经大幅度地拓展，这就使得现代人再也无法完全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总体性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作家在作品中只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活本身，更不可能描绘出生活的总体性。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就是现代生活的史诗，虽然现代作家已经不可能把握生活的总体性，但由于他们将广阔、复杂的现代生活收束到文学文本之中的努力，使得小说充当了与史诗类似的功能，最终表达了作家对于总体性的渴望。
    面对这样的态势，今天的作家书写那个在本质上无法把握、理解的生活时，他们的选择大概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像卢卡奇所说的，在无法真正获得生活的总体性的情况下，努力在文学书写中尽可能把握总体性，触摸时代、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卢卡奇高度评价的现实主义文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谈到文学问题的一些信件，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目标是通过对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描绘，捕捉时代的脉搏，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作家信奉一种理念，并按照这套理念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来书写生活。也正是因为作家坚信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使得现实主义创作往往会充满乐观、自信的叙事基调。不过，正像卢卡奇所说的，现代社会由于过于复杂，作家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整个生活世界的运行规律，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完全复制生活世界，因此现实主义作家看上去好像是在作品中把握了生活的总体性，但那其实更多是表现了他们对总体性的向往与渴望。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必然要对生活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裁剪和简化，导致生活中并不符合作家思想理念的部分往往会消失不见。
    而另外一种书写无法把握、无法理解的生活的方式，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像第一种写作方式那样强行创造出某种总体性，而是充分承认生活的不可知性，不承认存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时代的脉搏、生活的规律。在复杂神秘的生活面前，完全放弃寻找规律和总体性的可能。于是，这类作家反对书写所谓的宏大叙事，承认自己只能描写有限的生活，放弃对宏大问题的思考。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强调把握生活的总体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各种新的创作理念、创作方法的不断出现，作家开始觉得现实主义如果不是某种陈腐的创作方法，至少也显得有些落伍。
    新的创作方式当然也产生了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我的文学观念比较保守，总是觉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除了感受到艺术上的美感外，总应该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生活，获得对生活的理解。如果作家仅在作品中表达个人对生活的一孔之见，完全沉浸在私人的小天地里，不尝试去思考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读者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作品，他们又能从中获得些什么呢？因此，上述两种创作方式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种创作方式虽然尝试从总体上把握生活，但由于作家总是带着某种特定的思想理念去书写自己的文学世界，使得那种思想理念不是以一种敞开的姿态面对广阔的生活，而是把生活简化以符合自己对生活的预设。由于思想只有在发现自身不能解释生活时，才有可能在生活不断的挑战和砥砺下发展自身，以便更好地理解生活，因此，一旦思想开始把生活简化以符合自己的预设，思想理念也会丧失发展的空间和可能。而在第二种创作方式中，思想理念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混沌的广阔生活，作家无法为读者提供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似乎也就把读者抛弃了。
    或许一种比较理想的处理文学与生活的方式，是承认现代人永远无法真正把握总体性的宿命，但并不排斥在文学中表达我们对总体性的渴望。面对神秘、复杂的生活，我们不是完全放弃以思想的穿透力去捕捉其内在的脉动与规律，也不是以某种僵化的思想理念去驯服生活，逼迫生活在思想的牢笼中就范。而是带着某种思想、某种对生活的理解，以敞开的姿态进入广阔的生活世界，接受生活世界自身的矛盾、冲突、错位、裂隙，接受生活对思想提出的反驳、质疑与挑战。让我们所秉持的思想接受生活的锻炼与淬火，以便形成对生活世界更好的认识。如果硬要为这样一种处理文学与生活的方式寻找某些范本，那么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有大量这样的作品。几乎每一位俄国作家都在自己的小说中严肃地观察生活，思考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合理的，究竟应该如何改变俄国社会的面貌。而且那些俄国作家不是带着某种固定、僵化的思想去思考生活，而是在作品中充分展开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之间的辩论，并让生活本身去检验这些思想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