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作家薛忆沩。（Isabelle Lafontaine 摄）
    
    法文版《深圳人》将在11月的蒙特利尔书展上正式面世。 （受访者供图）
    
    2016年，英文版《深圳人》在加拿大出版。（受访者供图）
    
    《深圳人》 薛忆沩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
    从去年9月“深圳人”系列小说集英译本《Shenzheners》（《深圳人》）在加拿大出版至今，整整一年过去了。对于薛忆沩，对于深圳，对于中国文学，这都是令人难忘的一年——《Shenzheners》不仅受到了加拿大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引起了读者的热情关注，还在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上获奖。同时，小说集的法译本也在积极的准备之中。据悉，英文版《Shenzheners》还将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亮相，而薛忆沩本人也应邀将在11月的蒙特利尔书展上为法译本签名，“深圳人”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创造着文学的惊喜。
    最近，这部备受关注的小说集由此前的《出租车司机》更名为《深圳人》重新“回归”到了母语的世界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国内推出。简体中文版《深圳人》做了哪些修订？英文版在西方世界经历了怎样的解读？西方读者通过这本小说集，对“深圳”这座城市的认知又是怎样的？深圳商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远在蒙特利尔的薛忆沩进行了独家专访。
    没有英译本，就没有“衣锦还乡”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人”系列小说集2013年首次出版，当时用《出租车司机》做书名，我以为非常切合。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是这个系列中最早完成、最早发表、最为出名、也是唯一写于深圳的作品，它也吻合深圳人“流动”的常态，这些都决定了用它作为书名的某种宿命。现在，它却更名为《深圳人》，为什么？和这部小说集被翻译到西方的经历是否有直接关系？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集现在重新出版，的确与它的译本在加拿大的成功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从去年6月以来围绕着译本发生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会有这次“衣锦还乡”的经历。而更名为《深圳人》一方面是对英法译本的正面回应，也是对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以《深圳人》命名这一组作品是我创作阶段的“初衷”。而在2013年小说集首次出版的前夕，《深圳人》也是书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记得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与国内文化界的朋友见面比较多，我也就这个问题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但是，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最后是我自己选择了以《出租车司机》为书名。而在英译本的准备过程中，又是我自己做出了更名为《Shenzheners》（《深圳人》）的决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说这本小说集是“深圳人的文学索引”。可是我读下来为什么感觉它们并不一定是深圳的故事？我感觉它们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座新兴的城市，其中的一些故事甚至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的“深圳”指代什么？回到新的书名，“深圳人”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深圳人”，还是文化意义上的“深圳人”？如果是后者，我觉得此次更名影响深远，因为它会将深圳这样一个现代的奇迹带进更广阔的释义空间和更复杂的符号化过程。
    薛忆沩：我曾经反复强调，“深圳人”系列小说根源于我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经验，甚至可以说其中所有的人物都有生活中的原型。也就是说，他们或多或少对应着物理意义上的“深圳人”。但是，这些物理意义上的“深圳人”是经过了极其复杂、极为神秘又极具个性的美学提炼才成为我作品中的那些文化意义上的“深圳人”的。你的感觉并没有错。它们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正如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可能适合爱尔兰的许多城市，甚至整个欧洲的许多城市一样。一种特定和个人的生活经验如何能够升华为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当这种生活经验碰巧是“深圳经验”的时候，这种升华当然就是深圳的奇迹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圳人》这一年来在地球表面上的行走轨迹，的确丰富了“深圳”这个专有名词的文化意义，为它打开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符号化过程。
    深圳在我生命中留下的最深烙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是你第二次文学生命的摇篮。你1987年就第一次来到深圳，上世纪90年代又在深圳定居，后来虽然像你书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选择离开，那却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离开，在文化意义上，你与深圳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许多人看来，你仍然是深圳的作家，而且是在全国，现在更是在国际上“代表”深圳文学水准的作家。我想问的是，深圳究竟在你生命中烙下过什么样的印记？
    薛忆沩：《深圳人》这部作品就是深圳在我生命中留下的最深的烙印。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去想象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原型此刻的生活状态。每次回深圳，我也都会去其中大多数人物原型生活过、也许还正生活着的罗湖区看看。最近一次回深圳是在6月底。有一天晚上，我特意从深南东路与东门路的交界处，也就是整整20年前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跳出来的地方，沿深南东路走回到了我原来居住的黄贝岭一带。那是我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每天都要走的路，那也是我的许多人物原型经常要走的路。
    《深圳人》里的每一篇作品都透着浓浓的忧伤和深深的迷惘。这既是人性的标记，也是丰富的内心生活的痕迹。许多人都有一种错觉，觉得深圳只是一座拥有繁荣物质生活的城市或者只是一个经济的奇迹，而在我看来，深圳也有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可能通过合适的提炼转变成为美学的成就。这也许就是《深圳人》试图完成的“转变”。当代的文学很少去关心“小贩”和“文盲”，更不会去关心“小贩”和“文盲”的内心世界，《深圳人》却对他们倾注了强烈的激情和悲悯。这种对精神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悲悯是我全部写作的核心，也是这部作品的特点。
    不管深圳如何变化，我观察它的方式都不会改变。我始终都会盯住“卑微的生命”，我始终都会聚焦“内心的世界”。我这次在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的所有活动中，都提到过我在抵达深圳的当天从机场乘地铁回家的路上看到的一幕：一位母亲刚一坐下就打开手里的小说，为她双目失明的女儿朗读起来，她是那样地投入又那样地自信，而初中生模样的女孩依偎在母亲的肩膀上听着，她是那样地专注又是那样地享受。她们会因为一个词或者一个细节停下来，简单地交换一下自己的感受，接着再继续朗读，继续倾听……这就是我看到的深圳。很多人会因为深证指数的动荡而神魂颠倒，我不会。令我激动的是生活中意味深长的细节。我这次回国的最后一场活动是在上海的大众书局做的，我与读者分享了这一段深圳经验之后说，我有了再写一部“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冲动。
    我偏爱《小贩》的原因有很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说过在小说集中，你最偏爱的是《小贩》，为什么？你曾经说过，这是一篇“用33年时间写成”的作品，你的偏爱与这种时间的沉积有什么关系吗？
    薛忆沩：最近一篇关于《深圳人》的书评是这样开始的：“1977年，13岁的薛忆沩在自己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瓜皮帽的小贩。紧接着，那一伙差生羞辱小贩的细节更是震撼了薛忆沩敏感的内心，成为他将携带一生的创伤性记忆。33年后，已经移居蒙特利尔8年的薛忆沩完成了题为《小贩》的短篇小说。这篇幅很小而景深却很大的作品将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发源的时间提前了整整20年，发源的地点推远了将近800公里。”我很喜欢这个有点古怪的开头，它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应该足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我偏爱《小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再现了我至今已经携带了整整四十年的“创伤性记忆”。毫无疑问，时间的沉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神童》触及对青少年的性侵，是读来令我最震撼的一篇。这个故事有人物原型吗？最初是什么触动了你，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薛忆沩：四年前，在深圳的一次活动中，我朗读了《神童》中关于“天使”的那一部分。读完之后，就有读者激动地站起来爆料自己少年时代对邻居家的那位姐姐的性幻想，感谢我写出了他的内心历程。而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好几位都在少年时代有过被陌生的“魔鬼”接近的经历。他们也许都可以算是这篇作品的“原型”。其实，这篇小说的关键并不是“性侵”，而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中国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按照社会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的孩子，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还有一点就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许多的“秘密”，其中一些“秘密”足以成为“创伤性的记忆”，就像我在中学门口看到欺凌小贩的场面一样。这也是为绝大多数的家长所忽略的，尽管所有家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都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秘密”。当然，这篇作品也有意瞄准当下社会畸形的“神童崇拜”。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追捧的那些少年大学生。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后来都销声匿迹了。他们也许就是这篇作品的原型。
    许多小说原型出现在“未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村姑”》是《深圳人》里最特别的一篇。它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看深圳。读这篇小说，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其中的某些场景是《Shenzheners》在加拿大出版之后才发生的故事。不知你如何看待？
    薛忆沩：这不是奇怪的感觉，这是神奇的感觉。就像在前面那个问题里谈到过的一样，我的许多原型是在“未来”出现的。自从英译本在加拿大出版之后，我的读者里的确出现了两位类似的“村姑”。我不是经常说生活来源于艺术吗？这就是一个证据。我在加拿大的活动中朗读得最多的就是《“村姑”》。它引起了加拿大读者很大的兴趣。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多：它的主人公是加拿大人，它的一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加拿大，它里面谈到的话题（如语言和翻译等等）也都对加拿大这个双语国家的读者有特殊的吸引力。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证明你感觉的神奇。一位麦吉尔大学的教授以主持人的身份邀请我去参加下个星期由这里的“中加电影节”组织的一个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居然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个人’因素及意义：从白求恩到大山”。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和你有同样的感觉。这不就是“村姑”在小说的最后所暴露的问题吗？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接受了邀请。这位教授问我想在讨论会上谈什么。我告诉他，我朗读一下《村姑》的最后一段就非常切题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英文版《深圳人》只保留了“深圳人”系列小说集中的9篇作品，事实上也就是“节译本”。《同居者》《女秘书》《文盲》这三篇为什么被拿掉？有报道说即将出版的法文版对原作的风格有更好的呈现，能否介绍一下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差异？
    薛忆沩：在英文版翻译之前，出版商给了我一个字数的限制。根据那个限制，我将那三篇作品排除在外。在翻译的后期，因为意识到《女秘书》与其中的一些作品有密切的联系（如它里面出现了要去寻找妻子和女儿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女秘书”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地记者，这又与《小贩》发生了联系），我很想将它加进来。但是，出版的进度已经不允许这样的改变了。法文版弥补了这个缺陷，收进了《女秘书》。这也许是两个版本最大的不同。还有，英文版因为要让比较吸引眼球的《“村姑”》首先出场，打乱了原版中作品的编排次序，而法文版恢复了原作始于《母亲》终于《父亲》的结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象征意味的结构。还有，英文版为了迁就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将我一些较长的段落进行了重新分段，而法文版的翻译者和出版商都不认为较长的段落会有碍法语读者的阅读，完全尊重原作的段落安排。事实上，我的段落安排具有强烈的风格特征和文体意义，对理解作品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我猜想法文版会更让《深圳人》获得同行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