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今天的主角是陈崇正，他是我们《花城》杂志的编辑，也是广东目前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作家之一。今天还有来自北京的嘉宾，著名作家邱华栋先生，鲁迅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邱华栋老师不单是著名的作家，我觉得他是著名的读书人，他是文坛有名的阅读量巨大、记忆力惊人，也特别能说。今天主要是陈崇正和邱华栋说，我就在旁边敲边鼓，然后摘出你们的金句。
    邱华栋：那不可能，我们俩都会向你提问。
    谢有顺：我想按照惯例这样的活动，还是由我们陈崇正来先分享一下他的写作，他写《黑镜分身术》的一些想法。
    陈崇正：感谢邱老师和谢老师！现在确实文学的场，你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还真挺小的。在这样的当下写作真的会变得有点难，文学的聚光灯变得越来越有限。原先你在重要的期刊发表一两篇文章，感觉就已经是站到聚光灯前了；但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这整个文学场变得很莫测，很多年轻作者甚至更愿意选择在App上写作，在微信公号上发表文章，他们获得点赞的人气，他们所获得的打赏收益甚至要比期刊的写作还要更多一些。在这样的当下，我觉得作为一个80后，并不年轻的青年作家，我常常感觉写作的方向有点迷茫。你要写什么东西才能在这么复杂、这么多元的当下让自有辨析度，让别人能够看到你。这是我这十年写作探索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后来我读了一些书，这里面包括谢有顺老师的著作，我找到了一个词叫做“生存感觉”。在此之前我老是跑偏，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大概十年前，我的面前出现了很多分岔，存在有各种诱惑。有人就拉着我写网络文学，有人拉着我写剧本，有人还拉我做文化创意的生意。在这个时候我选择了回到故乡。那时候我还有暑假，回到我的老家潮州。在乡下住着，我就会萌发很多想法，灵感不断从我心里面涌出来。我不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发现周边的一切已经非常陌生了。这时我认定自己也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从高中毕业以后，其实你就离这个地方已经很远了。虽然每次回乡都经常听到我父母跟我讲，有个什么亲戚去世了，我就拼老命地想，这人是谁，长什么样，但完全想不起来。父母会说小时候这人对你多好，怎么能全忘了呢？包括小时候的邻居，谁发达了，谁落魄了，谁娶老婆生了孩子，总觉得好像记得，但又已经不是那样了。你跟他们的关系已经很疏离了，已经变得很怪异了。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疏离非常值得探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我们经常说城市化，城镇化，仿佛城市不断在扩张，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在城市的农村化以后，农村才变得城市化。或者说，城市与农村，在很多地方它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变得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
    如果想认识当下的中国，认识当下我们写作者所关注的当下，认识这个时代特征，我认为关键应该还是在农村，或者说在那个不像农村的农村。农村会有更多的话题，有更多的寓言可以让我们去挖掘。这是我回乡的原因，最后我选择了一个偏向于农村经验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不是写咖啡馆、指甲油、工厂流水线、各种饭局和拥挤的地铁，我避开这些东西，我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乡下，在我们很不像样的农村，有我们需要的答案。我们这代人不断地在失去故乡，不断地失去一些我们本来可以作为记忆载体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写作不得不选择寓言，寓言式的写作。
    我写《黑镜分身术》，最初我想起老家的很多巫婆。潮汕农村有太多巫婆。我经常有同学说，因为谈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生辰八字不合，结果家长跟他说，不行，不能在一起，这生辰八字不合，不许乱来，然后他们就分手了。我曾有个同学深夜给我打电话说，他刚刚成为封建迷信的牺牲品，和未婚妻分开了。他说读完大学，他也没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知识并不能给他力量，他最后也是走向屈从巫婆旨意的路。我就给他支招，我说你其实多换几个巫婆再算算就行了，总会有一个说这是天赐良缘的。在潮州的农村，家里出了什么事，假如有个家人生病了，病了很久都没有好，那么就会去找巫婆。这些人是很神奇的，也不单单是会画符抓鬼。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我病得厉害，浑身发烫，最后没办法爷爷就请来了隔壁不远的巫婆。她的治疗手法其实就是刮痧，用牛角梳子反复刮洗我的背部，还真把我救回来了。所以这应该是《黑镜分身术》的起点。我想着从巫婆的角度来写，后面又结合了平行宇宙的一些想法，所以有了这本书。书的封面上这句话是我的责编李宏伟兄提炼出来的：“一部集省思、传奇、科幻于一体的三相小说。”我觉得宏伟兄总结真是挺棒的，他懂这部小说，所以才能把这句话说得这么好。
    邱华栋：陈崇正把自己写作的心路历程讲了一下。我先讲一讲我和他的交集，然后再讲讲他这个作品在整个人类文学历史上的线条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构，帮大家理一下。我和谢有顺老师两个人给陈崇正站台，我觉得具有象征性。我是60后，有顺老师是70后，陈崇正是80后，我们形成了一个梯队的结构，很有意思。最初认识陈崇正，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当副主编，收到了他的两篇小说全是武侠小说，我一看这武侠小说，写得很好，便挑了一个短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们办刊物，老想着海纳百川，老想着要扩大文学的边界。所以陈崇正的作品初次登上堂堂皇皇的《人民文学》杂志，竟然是一篇武侠小说。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我对崇正第一次的交往，就是通过他的作品。接下来，还是读他的东西，聊天，包括他的工作的调动，他是当老师的，中学老师还是小学老师？
    陈崇正：中学老师。
    邱华栋：因为《花城》杂志要后继有人，总得有新人跟上来，这个时候陈崇正询问我要不要去《花城》。我说那当然好，干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好的平台，《花城》杂志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平台。我说，你应该去。我也给朱燕玲老师打了电话，我说这个陈崇正的写作，我觉得有很多的可能性。当然他没当过编辑，当编辑得从学徒干起，编辑是另一种行当。但是编写合一的编辑型作家是有传统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有许多作家都当过编辑，比如鲁迅。就是现在，我和谢有顺老师，我们都是做过编辑的。所以，陈崇正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作家，能不能当编辑？当然没问题。当编辑要有眼光，作家更容易有创作经验，眼光跟编辑家又不一样。所以，陈崇正到了花城出版社《花城》编辑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其他作家的最新创作，从而激发他自身的创作热情，让他不断地审视自我，更有利于他内在体系的自我完善。到了去年的秋天，我们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重启了一个培训作家的研究生班，学制三年，其中第一年是需要集中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时候我就给陈崇正打电话，动员他报考。我说崇正，你还是考我们的研究生院吧，因为我觉得你是广东作家，一个作家能写得好不好，你今天能走得多远，地理意识影响着你，环境会影响你。为什么要说离开故乡才能写好故乡？那就是因为他产生了一种地理上的差异感。那么陈崇正你永远待在广东，或者中间都不离开，那我觉得你不见得会写好你的故乡。到北方来生活一年，对陈崇正的创作非常重要。我就是这样动员他的，他也比较争气，过来考试，成绩也很好，特别省心，英语、政治什么都过关了。今年九月，陈崇正就要上了我们的研究生班。时间一晃，从我第一次在东莞见到他，到现在已经三五年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有五年时间了。
    陈崇正：至少五年。
    邱华栋：五年时间，陈崇正写出了这样一本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黑镜分身术》。我跟有顺老师一样，都是亲眼见证陈崇正的成长，看他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因为当年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们非常理解一个青年作家的不易。这是我跟崇正个人的这些比较私密的一些交集。
    接下来我谈谈这本书。《黑镜分身术》完全是以想象力见长的作品，写了一个变形的、夸张的、荒诞的、寓言的、魔幻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在人类文学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有。往早了说，中国古代的神话我们就不说了，那是神话的东西，他里面有的还不能叫做小说。古希腊有一个叫阿普列乌斯写过一本书叫《金驴记》，写一个人变成一头驴，后来一头驴用驴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再往后，比如说《红楼梦》，贾宝玉就是一块石头，他是石头；《西游记》石头里蹦出一个孙猴子，孙悟空是石头生的，石头是他的母亲，他也是小石头。
    这种想象可以说是弥漫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面。我记得有一年，迟子建专门做了一个演讲，讲中国文学和石头的关系，讲得很好。她把所有的中国文学和石头的关系捋得很清楚。到了20世纪以来，变形、寓言、奇幻这样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条特别明显的线索就是自卡夫卡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比如说卡夫卡一个德语作家，生活在布拉格。《变形记》是一个中篇小说，小说的开头第一句，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整个小说由此就是通过这种变形的方式来书写人在现在社会中的处境。
    再往后捋，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写的一个中文七万多字的中篇，《佩德罗·巴拉莫》，又翻译成《人鬼之间》。这个小说写的全是鬼的世界，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就是“我”，“我”到半月庄去，是因为我的妈妈告诉我，你得去找我的妈妈，他欠我们的，你得去要回来。于是我就去了半月庄，主人公“我”是一个私生子，他妈死了，他就走了几百里，跑去找半月庄。到了一个村子，进去以后，碰到各种人，到了小说的结尾全部都是鬼魂。但是这样一个鬼魂故事写得实际上是墨西哥的现实。
    再往后走，那就是《百年孤独》。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天看了《人鬼之间》大惊失色，哇，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当然此前他已经读了《变形记》了，又惊叫了一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所以在《百年孤独》里面，充满了稀奇古怪、各种各样的奇妙细节。比如说一个人被杀掉以后，他的血能流十几里地，流到他们家去报告他母亲说你儿子被杀掉了，等等。一直到二十世纪君特·格拉斯写的《铁皮鼓》，我觉得《铁皮鼓》是我最喜欢的十本二十世纪小说中排第一。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奥斯卡，这个人出生以后，他觉得成人的世界非常虚伪、肮脏、龌龊、腐朽，所以他就到了三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再长大了，停留于小时候那么大，整天抱着他爸爸给他买的铁皮小锡鼓，敲着鼓，观察你们虚伪、可怕的成人世界。其实奥斯卡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就抱着鼓，敲着鼓，游走在一个荒诞的纳粹横行的世界。
    往后再捋这条线，包括村上春树的作品，都有这种变形的、夸张的、异化的风格。到了陈崇正的《黑镜分身术》，我觉得应该将这样一部作品放进这种伟大的传统之中来看待。文学的河流从阿普列乌斯一路走下来，经过了《红楼梦》的含玉出生的贾宝玉，到了陈崇正的《黑镜分身术》的分身和灵魂，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类文学中有一个伟大的线条，那就是想象力。我给大家这样一捋，大家明白了：在人类的文学史上，《黑镜分身术》是一朵鲜花，这是一朵奇葩。“奇葩”这个词现在不太好用了，被污染了，我很不高兴，我觉得奇葩这个词很好。（笑）陈崇正的《黑镜分身术》结合了网络时代的一种感受，也结合了影像时代的一种想象。比如说“黑镜”，我一看“黑镜”，我就想起那个系列电视剧《黑镜》，我看了几集觉得触目惊心。让我还想起，还有美国的一个计划叫“棱镜”，“棱镜”是一个数字技术。我们的时代发展现在进入了黑镜、棱镜、分身和离魂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用文学的作品来书写，是谁书写的呢？就是陈崇正。所以陈崇正，我觉得他可以说是阿普列乌斯、曹雪芹、卡夫卡加上马尔克斯的附体。陈崇正他大概也读了这些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陈崇正能够激活自我的经验。你比如小说的第一开篇，破爷，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就非常有地方色彩。这本书的第一句话说，“破爷进村了，他带来了灵魂机”，句子语感非常好，也非常有想象。所以，《黑镜分身术》里五篇小说互为棱镜，互为黑镜，映衬出陈崇正这位当代杰出的青年小说家对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信息多元、纷纭驳杂的时代的一种深刻回响。一个作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好作家，我觉得有三大特点，或者三种才能，就是观察、体验、想象。我觉得陈崇正观察力非常好，他善于观察别人；他想象力比观察力又要好，这部作品中，他的想象力是最出奇的。奇崛的想象，这也许就是我最开始一眼就觉得陈崇正这个家伙能够写好作品的原因。因为有句老话，三岁看老，看一个青年作家也是这样的。我看陈崇正，一看就觉得行。当年看了他的武侠小说，我说能把武侠小说写成这样，就判断这是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作家。所以分析陈崇正的作品，作家的三种才能，他的想象力排第一，观察力排第二，体验方面他要稍微弱一点，因为他还年轻。体验也是一个作家能成为大作家非常重要的素质。我觉得以后陈崇正可以从体验的方向多用功，比如说你经历过一次撕心裂肺的爱情，那你一定要好好体验这个过程。你像琼瑶一辈子就嫁了一个男人，但是她写了五十二部长篇，每一部都爱得死去活来。男生看金庸，女生看琼瑶，现在是男生女生都看陈崇正。我今天将陈崇正的小说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中来分析，给《黑镜分身术》一个定位。我跟大家这么梳理，大家应该明白了，陈崇正的写作大概是什么风格，什么路子，以及《黑镜分身术》这个小说为什么值得我们重视。陈崇正现在是一个青年作家，但他是一个前途远大的作家。好的，我就说到这，下面欢迎谢老师发言。
    谢有顺：邱华栋老师说得这么全面，人和文，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全说到了。我感觉到他确实是真心地喜欢陈崇正，有一些话虽是场面话，但我们也能看到背后有很多真诚的东西，确实能看得出来我们邱华栋老师对陈崇正确实是高看一眼。其实我也很多年前就认识陈崇正，我学我们邱华栋的说话风格，大概也是五六年前，也是在东莞，他也还是在当老师。但是因为我之前就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包括东莞有很多地方性的刊物也好，包括我参与评奖。我这个人对我喜欢的或者欣赏的人，说话往往是不客气的，因为我觉得客气就没意思了。可能陈崇正自己记得，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很坦率也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说，你不应该叫傻正。他后来改名，我的话可能起了一点作用。
    邱华栋：原来叫陈傻正？
    谢有顺：他就叫傻正，他用傻正发了不少小说，我说你不应该叫傻正，我说傻正这个名字虽然能够好像一下子让人记得住，但是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著名作家，像邱华栋这么著名，你总不能说下面请鲁迅文学院长傻正老师发言，下面请广东省作家协会傻正老师讲话，实在不好听。因为你起傻这个字，你想到的是人家记住你，但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老，有一天你会德高望重，有一天你坐主席台。“傻正”透露出来一个气息，就是你迫不及待想让人家记住你。其实取笔名，最好的，我跟很多人说过，像真名的笔名才是好笔名，像鲁迅、苏童、莫言，这些都是很好的名字，其实他们都是笔名。但是如果让读者看出了你就想让人家记住，你迫不及待地想让人家记住，这个居心能看到，你就落了下层，就已经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了。
    但是那时候傻正有点犹豫的原因是他已经发了不少小说了，如果改名，就意味着用“傻正”发表的就白发了，就是缺少这种累积。所以当时我建议他用回原名，我倒不是说不可以取别的名字，我说实在没有了，你就用回原名，“陈崇正”是很好的一个名字，从傻正到陈崇正的转身，他的这道轨迹也符合我个人的一个文学思想，就是要走正道。写作者早年的艰辛大家也能理解，但是再不容易、再艰辛，你要想成名立万，要想写出来，还是要走正道、走大道，偏锋偶尔为之可以，最终还是要走回大道上，才会有真正的累积。很多的年轻写作者所描述的这种所谓的写作早期的坎坷、艰辛，不被认同，对于更早期的一些作家来讲不算什么。80年代、90年代很多作家的出道比今天要难得多了。我曾经亲耳听叶兆言跟我讲，他起码写了300万字的废稿。他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作品就像鸽子一样，从我的书房里飞过去，过一段时间又飞回来了。因为以前投稿有一个特点，是会退稿的，给杂志社投稿也是不用贴邮票的，比如只要写人民文学杂志社，就会给你寄过去，《人民文学》不用了会给你退回来，还有一个退稿函，陈崇正同志，你的什么稿子，我们不宜刊登。但是叶兆言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厚积薄发，一直累积，有一天他也成了著名的作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每个年轻人要多一点这种历练和磨砺，我觉得不是坏事情。但是最好就是这种磨砺，不要让你失去了斗志，变成了去走偏锋，变成了去琢磨怎么样一夜成名。当然，你任何一次出场的机会，任何一个亮相的机会，其都可能说代表着你这样一个人。所以笔名其实非常重要，笔名透露出来那种气息非常重要。但凡取奇形怪状的笔名，很多慢慢就不写了。
    邱华栋：郑小驴也很焦虑，想改笔名，还有李傻傻。
    谢有顺：李傻傻现在准备改名蒲荔子了，也是在我强烈的要求下。他现在出新书，就写李傻傻（蒲荔子），下次就是蒲荔子（李傻傻），再下次我估计就直接用蒲荔子了。我的意思是蒲荔子也是很好的名字，叫李傻傻之后也会碰到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请著名作家傻傻发言”，取名字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著名作家，老想着我让人家记住，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建议，陈崇正决心改为陈崇正，后来又到了《花城》，就看得出来，陈崇正还是有一种写作的雄心。他在慢慢变得成熟，不再觉得要通过这种偏锋，希望一下子让人家记住。很高兴看到年龄在推动他向前，他还是想走正道，走大道。这是我要讲的关于陈崇正这个名字的一个插曲。
    我非常关注陈崇正的小说，他发表在杂志上很多作品我都有看过，我同意邱华栋老师所说的，陈崇正小说的路径跟人家不一样。像陈崇正的小说，包括王威廉的小说，我觉得都在我们广东小说家当中很特别的。我曾经也在不同的场合说到，我们广东的文学，尤其是广东的小说都写得太老实。所以广东的小说一直在前面几代，没有几个能获得更好的反响。他们走的普遍是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路子，所谓的表现当代现实的这种作品，但是写法上很笨拙，或者说过于传统。这个了解广东文学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和共识。就好像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传统，刚才邱华栋老师所分享的文学传统，和广东前面几代作家是没有关系的，你讲的这些作家作品，前面几代的广东作家完全不会知道的，也不会去探讨的，这就使得我们广东文学这样一个传统就变得特别地老实、笨拙，特别守旧。回到当下可以看到，陈崇正的写作是有先锋小说的因子，他还是想找到属于自己表达现实、观察现实的那种叙述方法。阅读陈崇正的作品最直接的感受，便是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想法的小说家。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难得。尤其是刚才陈崇正讲到故乡的那些经验，如果他照着传统写乡土的那种路子，我觉得一点前景也没有，也很难真的进入更大的一个文学视野当中。但是，同样是书写乡土经验，陈崇正找到了独特的视角和现代的叙述方法，重新地激活了他自己的记忆和经验。《黑镜分身术》里面写的一些场景和人物，比如破爷，乍看发现完全是乡土经验，但是怎么重新使用这些经验，怎么重新地来编织这些经验，让这些经验长出想象的翅膀，这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才能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崇正有一种推陈出新的才华。
    刚才邱华栋说作家要有三种才能，这个其实是福克纳的观点，经验、观察和想象，我觉得在这三种才能之外，还要加一种，就是思考。但是你也能说，观察和想象力也有思考，但是为什么强调思考呢？同样是有这些经验，有这些记忆，如果没有咀嚼它，没有思考它，没有对自己的这些生活有深刻的沉思，或者说想出我怎么样重新进入这些经验，你是很难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说的方法和腔调的。为什么陈崇正的小说能够让人一看就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他的小说里有他的腔调，有他的角度，有他的方法。在《黑镜分身术》这部作品中，陈崇正通过自己的方式，激活了现实和超现实，打破了现实和想象，他突然之间就能够在阴阳两界自由来往了；他给自己找到了这样一条通道，让小说突破了现实的束缚，而展示了腾空而起的优美姿态。这样的姿态，在广东的小说传统中是罕见的。
    刚才邱华栋讲到马尔克斯的小说当年对大家都很有影响。莫言曾经说过，他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说他影响很深；他读《百年孤独》，也有影响，但是他也说，其实当时我都没有看完这些小说。我完全相信莫言没有看完《喧哗与骚动》，你相信吗？我完全相信，莫言在《喧哗与骚动》里面得到的启发，不一定是要看完这部小说。他说他看译者前言，就是李文俊写的那个前言，译者前言里面引用了福克纳的一句话，他就一下子从床上都跳起来了。福克纳说他一辈子都在写那个像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这一句话激活了他，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他说在纸上写下“高密东北乡”。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的影响，不一定要通过他的全集，不一定要像邱华栋老师那样读那么多，一句话就够了。一辈子都在像写那个邮票大小一样的故乡，所以莫言一下子就觉得我的“高密东北乡”，我也可以一生来经营它。他读《百年孤独》之后，他发现，那些神奇的细节，他说我的山东老家多得是，何况他们还有蒲松龄的传统呢。他一下子觉得我原来那些小说的经验、记忆，包括小说从我奶奶、爷爷都能听到的故事，全部都可以成为我的写作素材。这就是在写作方法上一个极重要的启发。陈崇正乡土生活的经验，或者童年、少年生活的经验，并不见得比别的作家更独特、更丰富，但是他找到了一个怎么样重新使用这个经验的方法，就是通过他的想象的、荒诞的、魔幻的技术处理，其实他是想从那种过于具体的现实里面跳出来，要赋予现实一种想象力，一种神奇的品质。《黑镜分身术》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品，它让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个很神奇的想法，就让厚重的现实变得轻盈；同时也让陈崇正可以从各种经验里面自由地穿行。我不久前看原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的演讲，很奇怪，我听演讲的时候居然想到的是陈崇正的小说。他演讲的主题就是说客观世界也许并不存在，照着量子理论也许客观世界并不存在。就是我们可以同时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这里跟邱华栋对话，你也可以同时在家里，你也可以同时在学校。你想在什么地方，你就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院士讲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幻想象。
    陈崇正：这就是平行宇宙的理论。
    谢有顺：对，具体的那个科学的解读可能更复杂一些，他的简单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所以现代主义的小说不是故意给读者难为，故意给读者制造障碍，这是对我们人类已经意识到的意识世界的模仿，无论是时间的折叠，还是空间的打乱，都是我们意识里的真实反映，更不用说潜意识了。所以我们如果作家多一点想象力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解读现实，观察现实的方法可以很多。不只是说写你所看见的东西才是真实，你想象到的也是一种真实，你梦也是一种真实，只是想象和梦中的真实可能不是按我们现实这个逻辑线条来展开的，它是另外一种逻辑线条。作家很多时候就是要把这种已经有的，重新的拆散、组合，要把那些不可能的变成一种可能。如果作家就写已经存在的，那个不叫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作家是要写这种已经有的，会产生什么可能性。作家其实很多时候不应该只写生活是怎么样的，作家还要写出生活可能是怎么样的。这个可能就是想象，这个可能就是借由想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另外一种状态，我们还可以这样活着。如果作家把这个权利都放弃了，那我们要作家来干什么？如果写作，小说就是写实，今天我们的报纸、网络新闻比我们更写实。陈崇正也讲了，今天有很多现实所发生的东西已经远超我们小说家的想象。我们打开报纸、电视包括网络的很多新闻，发现了那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我觉得比我们小说家想象的还要离谱，甚至你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我在广东十几二十年，我起码有三次看到广州的报纸报道这个消息，同样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跳楼，把底下走路的人砸死了，他自己没死，把底下的人砸死了。你说小说家敢这么写吗？小说家这么写，就觉得你这个太假了。但是生活中连续三次发生过这种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为了写实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和新闻争宠，还争不过这个宠。因为新闻可以写得比你们更加地离奇，曾经有作家就说过，最好的短篇小说就在《南方周末》上，南方周末的一些深度长文章，有的时候比一些短篇小说还要精彩。“2017年8月12日傍晚，韩老爹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没想到他千里之外的儿子出事了……”这是《南方周末》的新闻腔调，其实是小说的写法，所以这个叙述很吸引人。如果你写实，你比不过新闻。如果你只是写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像红楼梦那样，事无巨细地写，你比不过照相机，比不过摄像机。为什么这个时代里面还要小说呢？我觉得就是小说不能放弃，在写是什么的同时，还要写可能是什么。如果说陈崇正的小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他不断地呈现这种可能性，他通过一些神奇的想象，把现实重新分解，把现实的各种可能性重新呈现和敞开，最后若无其事地重新注入寓意。陈崇正已经成熟掌握了这样一种写作方法，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叙述腔调，这是陈崇正之所以跟别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们像威廉他们的小说，像林培源他们的小说，都想探讨一些新的叙述的方法，我觉得这在广东的文学传统中是特别可贵的。我们的现实主义传统可能很强大，但是我们缺少现代主义的探索，缺少有先锋和探索和冒险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陈崇正写作的出现，无论是对他个人和广东文学，乃至放在全国的视野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不能说太多了，还是让邱华栋老师继续说。
    邱华栋：我也说完了。
    陈崇正：我抢话筒吧，确实是感谢两个老师，听下来大家也能够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冒昧地邀请两位大咖来给我加持，因为前面都是有故事的。两位老师都是我的贵人，如果没有他们在默默的支持，不也不可能去北京读书，而且现在这本书上应该还写着《黑镜分身术》，傻正著，那真是有大问题。因为我的写作刚好跟网络的普及和兴起同步，我当年所处的是一个论坛时代。在论坛上，ID如果别人看了没记住，下次都没法跟你聊天了。你要在论坛上叫陈崇正，就真的没人跟你聊了，别人会觉得你假正经，名字很难记。所以走过了网络时代，幸好遇到谢有顺老师，把笔名纠正过来，不然现在也就尴尬了。还有邱华栋老师，我每次人生的重大转折，都会请教他，我说这个怎么办？邱华栋老师很淡然地说没事，就应该那样做。他的语气让我感觉，事情是确定的，没什么好犹豫的。包括当时来广州，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接下来，我想请冉正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小说，当时发在《山花》，就是由他责编的。
    冉正万：我写作20多年，参加新书分享会还是第一次参加，在贵州是没有这种可能，出本书没有什么人理你。
    谢有顺：你要是在贵州搞个分享，我觉得可能会很好。
    冉正万：今天这么大的房间，我们就这么坐在一个角落听着，感觉非常好，我很羡慕。我在微信上经常看到陈崇正的新书活动，感觉他这几年出了很多书。他年纪比我小，写了这么多，我更很羡慕，同时也羡慕他在广州生活，能有这样的氛围。我看到过崇正的小说，以前就有印象，这几天我抽空把其中一些篇目重新看了一下。我感觉崇正是一个很聪明的作家，这跟我正好相反，我是很笨的，他能够把他感受的比较大的东西、大的观念，把它们落到自己熟悉的场域中，放到半步村。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笔。我是从小处开始，一句话、一个细节就开始写。在年轻作家当中，能像陈崇正这样写的很少，这一点非常宝贵，因为他是有想法的作家。现在很多人写作就是没有想法或者说想法很简单。这几天重读，我很惊讶，他的小说里面有很大的想法，这一点对我是一个启发。我平时阅读也好，干别的什么也好，我总是很笨，即便读了很多书，也很难做到举一反三。我对大的事情，我也不大去关心，好象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关心得了。我感觉像陈崇正这样写，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通过他这种方法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出来，完全不同一般作家的作品，这也是我最让我们期待的地方。谢谢！
    “观众提问:
    观众：两位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故乡在作家的创作经历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其实我是90后，而且我是在广州生长、长大的，在我体验来说，其实我是没有故乡的感觉，哪怕我现在在广州或者我之前去了北京工作了两三年时间，我们生长在电视机和网络的世界里面，可能他们是我们的故乡，但是他们是具有一种大众性和普世性，他们没有说东北的网络和广州的网络不一样，东北的电视可能跟广州的不一样。就是当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谢有顺：你说到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现实经验的同质化。你们这一代人，尤其是都市、城市长大的一代人，普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经验的完全同质化。你们从小到大我能想象，你们的个人经验其实差异性很小的，你们穿的鞋子，你们的文具盒，甚至你们从小的贴贴纸，从南到北都差不多，你们吃肯德基或者喝可乐或者坐火车、飞机，这些经验都高度地雷同，经验的雷同对写作当然是一个大忌。我们之所以以前会有风格迥异的作家，比如说莫言和贾平凹，贾平凹和阿城不一样，阿城和迟子建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生活的差异极大，这就好比福建的邻居和广东的围笼屋不一样，一样的道理，他有这种经验的差异性。但是你们现在面对一个经验的同质化，我觉得确实就是意味着你们的物理学意义上失去了故乡，但是我不认为你们没有精神的故乡，我觉得还是两个概念。物理学意义上，物质的意义上，你们失去了故乡，失去了你那个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地方，只属于你的那个地方的经验，你们更多的是一种公共经验。所以曾经也有一个80后的作家告诉我，他说谢老师我无法正像你讲的那样，比如说像红楼梦式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他说我总不能花两页的篇幅写我怎么吃肯德基的烤鸡腿吧？大家都吃过，我也总不能花一页的篇幅写我那个LV包的光泽吧，这也很庸俗。因为他笔下的那些东西，他说我们都是大家共享的，共同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着迷于比如说玄幻，着迷于科幻，着迷于穿越，其实是有道理的，他说现实太贫乏，太同质化，太雷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一种能够从现实里飞翔出去的一种写作方式，我觉得这是可能现在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出现了一些新的写作方式的原因，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可能都还是要注意，确实是，他们面对着更严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之后，其实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问题，这是我刚才讲的，当你的物理学意义上的故乡消失之后，不等于你没有一个精神的故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我说20世纪以来的小说，如果要找一个共同的主角，这个主角就有一个名字，就叫内心。其实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写作是朝向自己的内心的，是挖掘那个内在的人，是不断地写个体那种精神深渊般的一些体验，刚才邱华栋老师特别强调这个体验，那么在体验的层面上，在内心体验这个层面上，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差异性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验，所以当你把写作如果向外转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经验都是雷同的，但是如果你向内转，向自己内心开掘，向自己内心的体验来寻求资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体验、你的焦虑、你的恐惧，你的绝望跟人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写作在今天之所以还有意义，那就是因为个体还有不同的体验，还有不同的内心生活。
    邱华栋：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个人体会也是，我比你们虽然大十几二十岁，也没什么故乡，因为我生在新疆，然后又在内地求学，又到北京去，别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也不好回答他，我说我是新北京人，老北京人在山顶洞里面，新北京人就是我，我就是北京人。但实际上我也是河南人，因为我爸妈是河南人，但是我在河南小时候待过两三年，我也是新疆人，他说你是新疆人，但是你不是维族人，我说新疆有很多民族，你怎么能新疆人都是维族人呢？新疆人还是哈萨克人，还有俄罗斯族，还有八千多个呢。都同样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不用为之焦虑。就像刚刚谢老师讲的，我们现在可能更多地倾向于一个个体的内心经验，这个可能很重要，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主要以新北京的感觉在生活，以后到别的地方，别人问我你故乡在哪，我就说北京。所以我觉得故乡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层面，他是一个乡村和农业社会的一个词，当然谢老师是有故乡的，他能回到福建，甚至是一个小山村里，他有这个记忆，他有浓重的故乡记忆，我看他发了微信，回到老家，每一个人，每一个亲戚都很熟悉他。你回来了，各种事。我们俩都没有，你回到广州，你也是举目无亲，全是湖南人在这，我说我是北京人，北京人都不信，所以这个事情咱们体会不太一样，但是这个不要紧，还是挖掘内心的这种写作，甚至是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我觉得。但是你是一广东人，我听出来了，别人问你哪里人，广东人，我觉得广东就是你的故乡，我们可以把他放大，甚至你是岭南人，我觉得他是你的故乡，某种程度上还是存在的。再有一个对诗人、作家来讲，故乡，我觉得母语就是汉语，中文是我的故乡，这是我自身的一个理解，谢谢你！
    观众：陈崇正老师，您好，我想就《黑镜分身术》这本书问一个问题，您在书里面写了比较多的年轻女性，比如手会突然间变长的徐静，比如有另一重，可能是人格的分裂，比如琳。你写到这些女性的时候，她们都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们只能看到她们奇怪的现在，但是对于她们的过去是缺失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女性角色的呢？
    陈崇正：我就要透露一下，这些女性的角色原型其实都是旅途所见。《黑镜分身术》有一个特点，这五个小说基本上都写旅途中，也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所以它里面很多原型，根在故乡，但博取了途中所见的种种，包括里面的谭琳，包括你说的徐静。小说里面有个客栈，有个停顿客栈，有很多场景好像是旅游景点的那种感觉，比如我里面会提到一个石狗林，这个石狗，其实是移植的，那个是粤西的，里面有一种石头做的狗。因为我们老家虽然粤东了，但是我移植了粤西的西狗。我去广西的时候又“偷”了他们梯田边上的木房子，作为我的停顿客栈。还有他们做的那些什么竹筒饭，我都是把他偷偷移过来，把那个经验移植过来。所以在这里面的女性，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感觉好像是没有前面故事的，好像不是我身边认识的人，但是这是我旅途中见到的，包括这个里面处于不同平行宇宙的那样一个女孩叫谭琳，就是我在凤凰，有一次去凤凰的时候，我先是去了沈从文墓，好冷清的，但是回来心里很闷，我心想沈从文这么厉害的人，凤凰很多人，凤凰古城人山人海，但是沈从文墓没人去，冷冷清清。我在那里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往回走，走进一个小店，就看见一个小姑娘在那里画手绘。这就是小说中谭琳的原型。所以这是我这个故事里面的原形，这个女性可能都是一个横切面吧，它没有前面的故事。我们很多人彼此相遇，其实就是一个横切面，我们只能看到某个人的一面，某个人的分身，没法看到他所有分身。就如我们不知道此刻坐在这里的你和另外一个场合中的你是不是同一个人，很难确定。
    邱华栋：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五篇里面，一篇叫《离魂术》，一篇叫《分身术》，另外两篇《葵花分身术》和《黑镜分身术》，还有一个没有提分身术，叫《停顿客栈》。这五个小说之间的关系你给大家讲一讲，究竟怎么回事？我觉得《停顿客栈》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更具体的一个设计。以后再出书，可以就叫分身术，里面五个分身术，葵花分身术，傻正分身术、黑镜分身术、老邱分身术……想象我在五个空间出现，我会很兴奋，然后还有有顺老师分身术，同时在故乡和这个地方出现。
    陈崇正：这五个小说里都有分身术，但这五种分身术又有不同的侧重。《离魂术》其实更多是在讨论农村的信仰，探讨的是农村信仰重建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当下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聚焦其实是在城市里面的焦虑，但是没有人看到农村中的一些断层和焦虑。那个东西才是根性的，很多社会问题可能越来越会集中在社会的底部。特别是那种不是完全农村，介乎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部分，它在不断地吸收很多社会的矛盾，包括拆迁，包括种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信仰问题，我们经过一个时代，那里有理想主义，有特殊的时代激情。但是慢慢地，我们明白原来的乡绅阶层的消失对我们的影响，一个完全趋利的时代来临了。我看到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把持了农村的话语权，他控制了所有乡村的资源，然后做了很多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但是我确实如谢老师所说，没有直扑进去直接去写，我觉得那样去写非常没意思。
    《分身术》这个小说，我刚才说的，旅途中所见，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情感的分身。它处理了几个人的情感问题，人与人的疏离，有一种炽热的情感在里面渗透着。
    《停顿客栈》，邱华栋老师说得不错，更多寄予了一种时间的寓意。我用一种客栈的方式，用这样一个时空来观察当下的种种，顺便也将一些荒诞的东西聚集在客栈里了。这个小说我原意想写的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而我写着写着变了，偏离我原来的设想。我本来写的是一个魔术师回来寻找他的小孩，我在里面设计的其实是守着这个客栈的失独老人还有他的孙子，但是我写着写着发现不对了，有更大的东西需要我去写。所有我写了恐惧和病态，以及这种时代的病态是如何被治愈。
    《黑镜分身术》，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我写平行的时空，也写欲望。刚才邱老师讲的，《黑镜》系列剧，我觉得人类和科技中间的这种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过去这十多年其实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十年。这个我们可能身处其中浑然不觉，但是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感受到这段历史，这里有科技的恐怖。我那段时间非常迷恋平行宇宙的理论，刚才谢老师也提到的，我们走出门，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两种不同的宇宙。我们可能是一个人并存在同样的时空，我们现在还坐在这里，但是其实是重叠地出现不同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另外的人，这是无数重叠的东西在里面。现在宇宙的研究越来越接近玄学，但人类的欲望，以及对欲望的处理，这应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最后一个小说，《葵花分身术》，它其实是关于历史的一个隐喻吧，一个残酷的寓言，我们总是在时间中不断循环，不断重复。所以，这个小说是关于我们的时间和历史中更为具体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得在里面很隐讳地将我对历史的态度植入其中。面对过去的时间，如同面对当下的新闻，我也没有直扑过去。我在小说中写了一个人不断在回乡的故事，我在里面设置了两个老人回去寻找他的根，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南方寓言吧。
    邱华栋：时间差不多，请崇正再总结一下。
    陈崇正：首先还是谢谢两位老师！我从昨天就蛮紧张的，虽然两位老师我都很熟悉，也一直给了我各种帮助。但毕竟是两位我敬重的长辈，我怕自己说不好。我跟王威廉对话，跟林培源对话都没问题，都可以瞎聊，我很放松，但是在前辈面前，我觉得做什么事都有压力。今天我如愿听到了两位老师对我的肯定和褒赞，我很感动。李敬泽老师说评论家在点评作品的时候，只能在心里默默点头，别被人识破自己的虚荣。其实刚才我还是忍不住，老是点头了。然后也感谢来参加活动的各位，非著名作家的分享会，经常会变成自己朋友圈分享的现场版，这是尴尬的现实。所幸今天还是能看到陌生的面孔，并非全部是熟人。在广州，在这样一个不太好找的地方，大家都起个大早，冒着酷暑赶过来，真是不容易。广州一直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但是今天因为你们的到来，我们已经一起击碎这个谣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