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各美其美”的不同文学体系，而中国古代文体学与西方文体学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巨大差异。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大文学”、“泛文学”、“杂文学”观念相匹配，中国古代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也特别丰富，具有复杂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的显著特色，呈现出一种立体交织的网状结构。
        “理一分殊”的文体系统
        一国之文学错综复杂，尤其中国，每个朝代皆非单一文体，而是多种文体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从历时性角度来说，一个朝代的文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各种文体在系统中共存与协调发展，犹如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具备和谐、稳定的特征，其中的各物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自我调节和退化淘汰等复杂机制。推而比之，一个时代的文体系统正有类于此，其中的文体之间亦具有相资相生、相互竞争、相互融通的复杂关系。因此，从单一视角研究文体，可能是片面的、狭隘的，如果立足于“文体—系统—族群”，以多元角度观察考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文体运动的真实格局。以宋代为例，宋代文体系统的鲜明特色是良好的平衡性、包容性、贯通性，各种文体形成大小不一的族群，如散文、骈文、诗、词等，而各族群又处于一个大系统之中，相依存，通有无。任何族群或文体如果坚壁清野，不与其他族群或文体往来，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研讨中国古代文体系统，应特别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是文体之“变”。文体的变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变”尤有特色，尤具意义。因此，考量文体和文体系统，切不可以“一潭死水”视之。古代文体具有开放性、伸缩性、模糊性的特征，研讨则应着眼于文体的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渐变与突变、成功之变与失败之变。如果画一幅动态的古代文体运行图，那文体系统就像流动的气象卫星云图一般，呈现出风云飘忽、变幻莫测的特点。
        文体系统永远处于运动状态，并且不是平面运动，而是立体运动。新与旧、高与低、主与次，五方杂处，碰撞震荡。在文体系统中，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和边缘文体、后起文体，关系微妙复杂。相对而言，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影响边缘文体、后起文体是主要趋势，是常态；而边缘文体、后起文体虽能反作用于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却无法实现同等的影响力。有时，多个文体间还有复杂的叠加效应和共振影响。譬如，在宋以后，一般而言，是循着“文→诗→词→曲”的方向施加影响力的。文可影响诗、词，诗可影响词，词可影响曲；反之，词却不宜影响诗、文，曲更是如此。因此，“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皆可；反之，“以词为文”、“以曲为诗”等，则不宜。
        中国古代文体的系统及互相影响问题，可以从哲学上找到理论支撑。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云：“宇宙可以说有一根本的原则，析言之，即：一、一切总为一大历程，在此大历程中之存在，有基本的，有衍生的。基本的可简名‘先’，衍生的可简名‘后’。后原于先，乃先之所生。二、后不但为先所生，而且其活动又受先所制约。”文体系统亦犹如一大历程，此中文体众多，虽共同震荡、相互影响，但这个“相互”绝非对等，往复的作用力实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这一规律，在研究文体系统和关系时，实应予以重视。
        中国古代的文体系统，既有较模糊的总体事理，又有单一文体的规则要求。《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宋代理学“要点则在‘理一分殊’之说……(理学)所强调、所重视的是‘一理散为万殊，万殊又合为一理’”。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发展，亦有总有分，很大程度上印证、契合了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的学说。文体系统处于永不停歇的运动状态，诸文体新旧杂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总的运行趋势是新陈代谢，但各文体又有自身的小规律，而其间的震荡、平衡、嬗替、倾覆，实难一言而尽。
        文体系统的复杂性，远超一般想象，这也加剧了研究的困难。具体表现为文体由许多层次的结构、现象所组成：从文体本身的语言、风格到规则、体制；从文体的基因、构造，到文体的独立成形，再到类似文体的族群、共同体……这一切构成了整个文体的系统。系统内的各层次都存在复杂的现象和机制，层次与层次之间亦错综交织，具有穿透力和渗透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个朝代的文体系统、文体关系，就需要顾识大局、辨别主次、理清头绪。
        轻重有别的文体族群
        在研究古代文体系统的同时，还可引入“族群”的概念。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有一个热门关键词——族群，这是港台学者翻译英文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时创造的新词汇。按照西方人类学的经典《族群与边界》(挪威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著)，族群的概念在人类学中一般被用以指明一群人：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order)的不同种类。
        笔者无力也无意于人类学上的族群研究，只是想将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这或许会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在古代的文体系统中，是否存在若干族群呢？答案是肯定的。诗歌、散文、骈文、小说、戏曲等是古代文体系统中较突出的几大族群，其中散文是最大的族群，它疆域最广、成员最多、势力最大。散文族群的成员包括书、启、表、论、策、序、传、记、碑、说、祭文、题跋等，当然，其中的某些文体也可以用骈文写作。
        如果按照人类学的概念比附，一个文体族群能够成立并存在，需要具备几方面的条件。以古代的散文族群为例，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占据要津”，首先，因为这一族群生生不息，历史延续性和繁衍能力极佳；其次，散文族群中的成员共享基本的体式，即散体单行的结构形式，交流起来没有壁垒；再次，散文族群像一个共同体，成员间有充分的交流和互动的空间；最后，散文族群内部的各自独立性和相互间认同感较强。综合来看，不妨说散文是中国古代文体系统中生态环境、发展态势较好的族群。
        在中国古代，散文始终是诸文体的基础。离开了散文，许多文体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就骈散论，先有散，后有骈，散始终是骈的底子，而骈是散的精炼和提纯。先秦、两汉是散文的天下，六朝至唐虽骈文称盛，但骈文的周围，始终笼罩着散文的巨大“阴影”。降及宋代，散文再度成为文体系统中的核心，并影响骈文转型为四六。宋以后，散文依然是中心，小说、戏曲的文体基础依然是散文。笔者认为，族群概念对于理解散文在古代文体系统中的重要位置是有帮助的。
        首先，散文 族群的疆界非常广阔，而且可以说边界都是一马平川之地，友好而不设防，故而最容易与其他族群发生关联和互动。与此相反，某些文体族群是“排外的”，也许并不是刻意排外，而是因为有的族群“个性”太突出、体式太独特，四周的边界或是险峻的高山，或是汪洋大海，或是不毛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族群想跟它接近、交流都不容易。其次，散文族群所采用的散体单行的结构形式，是最基础的文体体式，最容易与其他族群沟通交流。散文族群在文体系统中，得到其他族群的广泛认同，走遍世界无障碍。再次，散文族群又是一个强势族群，它在文体共同体中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最有权威。它的崛起和发展模式自然吸引其他族群，成为学习的典范。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诗歌和骈文族群，虽然在总体上不如散文族群的势力大、影响深，但在某一朝代，却也曾独领风骚，如六朝的骈文、唐朝的诗歌，都是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文体族群。
        将文体系统和文体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是颇见新意的视角，它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体的复杂性、多元性和贯通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