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载十月，在《文艺争鸣》“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的专辑中，笔者关于先锋文学的历史和外延，已做了一些粗疏的梳理，年末我们又与《文学评论》杂志联合举办了“纪念先锋文学国际论坛”①。与会者对这一话题做了颇为深入的对话和讨论。但奇怪的是，关于这一话题我们仍会听到一些奇怪的谈论，比如先锋文学经典化为时尚早，先锋文学压抑了现实主义文学，先锋文学在青年一代这里已不再有市场，等等。这些说法当然部分地道出了一些现象，但是否被正确地给予了对待，同时，媒体又刻意放大了某些说法，致使关于先锋文学的理解与评价又有了更大的歧义。不论是现象的问题还是看法的问题，我认为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这不止事关当代文学的历史，更关乎它的现在和未来。如何理解作为遗产的先锋文学，左右着人们对于文学的方向、趣味和标准的看法，也会深远地影响着今天文学的道路。
        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这里不揣啰嗦，耐不住借了一些朋友的问题再来说几句，并非为谁辩护或张目，而是为了再引起大家的思考，以更进一步厘清事实。
        1：“先锋文学”的概念是舶来品吗，究竟应该怎么理解？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这是个独有或者专有的词汇，虽然它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意识流、六七十年代而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等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的产物，但我又不认同它只是西方文学渗入的产物。对此我已在将近二十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来探讨它的起源，认为是源于文革时期地下状态的启蒙主义写作。“先锋文学在当代中国首先是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产物”，在早期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步置换为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是萨特的说法。我的意思是，“先锋文学”在当代中国首先是本土性的范畴，它不止局限于1985和1987年两个波次的小说新浪潮，它是根源自1960年代、断续隐现于1970年代、并终于在1980年代全面浮出地表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与五四新文学遥相呼应的、部分重合的一场文学运动。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能够成为知识界和批评界的共识，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历史的和客观的看法。在近三十年中，这场运动逐渐沉落，但其精神与艺术的元素已经渗透到现今的文学之中，遁形于无迹，但却又成为了文学的骨血。
        2：先锋是一种精神吗？先锋文学现在是否还存在？
        先锋当然是一种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尤奈斯库说过大致如此的话。但仅仅这样看，是一种本质化的理解，而非历史的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历史上所有的文学运动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历史环境之中。如今这样一个环境已经全然不再，要求先锋文学运动依然如故是不可能的。这正如文艺复兴的精神，人文主义的精神是永恒的，但文艺复兴却是指五百年前发生的一场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的运动，你不能说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结束。当然，先锋文学作为运动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已经全然没有先锋艺术，或许它还是有的，但在精神上可能已经有变化——蜕变为了一种德里达所说的“产生于文学的危机经验中的‘文学行动’”，一种比较极端化的行为化的东西，各种极端的观念和行为艺术式的作品仍然会零星出现，但这也不能表明作为历史的先锋文学仍然以现代时存续着。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3：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否为时尚早？
        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不存在“过早”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相对的，相比于托尔斯泰和鲁迅，可能马尔克斯与福克纳都经典化的“太早了”，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站不住脚。因为与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比，可能托尔斯泰和鲁迅也有点早了。这种比较是没意思的。你当然也可以“颠覆”——某种意义上经典就是供后人阅读、批评和颠覆的，但颠覆可能会反过来更加强和加速其经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如果认真细读过、并且真正读懂了先锋文学，便一定不会对其有过于轻薄之论，因为它们中的那些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是经得起细读的。路遥当然也很好，但不能说路遥有很多读者，就说先锋文学没人看。如果真的没人读，那倒不是先锋文学的悲剧，而是我们时代和文明的读者的悲剧了。因为一个不崇尚难度和思想性与精神性的时代，与这个时代读者的精神矮化之间，必定是互为因果的。
        单纯从“难度系数”上也说不过去，很简单，一个体操运动员一生所做过的最难的动作，便是他所达到的专业高度的标志；先锋文学在最低限度上说，也称得上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难度系数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无可回避、不可绕过的。你不读，除了表明你对“有难度文本”的畏惧，还能说明什么呢？
        4：如何看待先锋文学的“转向”？
        关于先锋写作的转向问题，已讨论了十几年。一方面这个是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又接近于一个伪问题——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呢？同时又有哪一个作家会变成另外一个作家呢？任何写作者都在变与不变之中，不可能不变，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余华写出了最为繁难的作品之后，又写出了最为简约和看起来“容易”的作品，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证明：即，我是那个写出了《世事如烟》和《现实一种》的人，但我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早期的“极难”来证明，后面的“容易”就显得可疑和缺少意义，反之亦然。但余华一贯的尖锐地书写现实、历史和人性，却是没有变的。格非写出了非常晦涩的《敌人》，又写出了十分具有中国神韵和传统格调的《江南三部曲》，也是一种对证和自我确认。他回归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写法，并未妨碍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尖锐思考，而是相得益彰。先锋试验之后文学终于结出了正果。这要联系起来，历史地看，才会有正确的看法。
        处理现实有无数种方法，既可以非常形而上，也可以非常形而下，就看你处理得好不好，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包打天下的。先锋作家在处理现实的方式上确实有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有的是成功的，有的不那么成功，也很正常，有谁是永远成功的呢？有人不断地指责作家们在处理现实时的“无力”或“失真”，多数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处理处理看看？在现今条件下，如果不用变形、荒诞和怪诞，各种障眼法，作品能够出的来吗？
        还有一点，先锋文学是在1980年代异常紧张和危险的处境之中诞生的，充满了探险和真正的自由精神。有人喜欢将八十年代理想化，认为那是一个如何如何好的“黄金时期”，可是现在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时环境的低下和危险，认为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遇，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一面，而没有设想他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艺术勇气和斗争精神，不可能写出《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那样的作品。这样的写作与后来的80后的青春写作、撒娇写作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以，永远不要拿韩寒和郭敬明们与先锋文学相比，他们之间没有可比性。
        5：先锋文学是否压抑了更具现实感的“介入”文学？它在今天的遗产和影响是什么？
        把先锋文学狭义化，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假如整体地理解先锋文学运动——将之看成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夜中孕育，隐现于1970年代，并且在1980年代最终显形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话，那么意义就不容小视。当然，这场运动可能是一场夭折的，或先天即发育不良的运动，但这没办法，历史只赋予了它这么多。但我仍然觉得，我们今天的文学所享有的一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馈赠。艺术上的品质，思想上的丰富程度，都与文革和所谓“新时期”之初不可同日而语。我还是那句话——只有先锋写作才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质、资格与可能，才使中国文学获得了真正现代性变革的起点。说先锋文学“影响了对现实的介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读过、或者从来没有读懂的人才会这样说，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学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于现实的“介入”与批判深度，能够超过先锋文学。
        先锋诗歌与先锋艺术是更为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在诗歌领域中，先锋精神要早得多，早上十几年和二十年。1971年，插队白洋淀的19岁的根子(岳重)就写下了《三月与末日》，我认为那可以称得上是“1970年代中国的《荒原》”，其水准和难度，不啻于飞来之物，简直不可思议。先锋艺术的步伐似乎也略早于先锋小说。我的看法是，先锋诗歌在精神和艺术上引领了整个当代文学与艺术变革的进程。
        6：先锋文学与五四文学怎么比？
        先锋文学在艺术的难度与复杂性上，早就“超过”了五四文学。但是历史本身是不能代替和超越的，所以我们又不能说先锋文学是“高于”五四文学的。同时反过来，也不能因为鲁迅和许多五四作家是学富五车的，他们的作品就一定是“五粮液”；当代作家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有的还没有上过大学，其作品就一定是“二锅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有学问的人比比皆是，不一定都能成为好的诗人。明清之际大儒多如牛毛，但文学成就却远不及盛唐。这是两个问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鲁迅是伟大的，但莫言也写出了《丰乳肥臀》这样的伟大作品，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家族的覆亡故事，写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民间社会被侵犯的和被毁灭的历史。况且莫言也是一直认真读书、阅读量很大的作家。
        我反对动辄把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对立起来加以观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整体和一个谱系。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正是鲁迅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在莫言、余华笔下，鲁迅的“吃人”主题，围观与嗜血的主题，国民劣根性的主题，都得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展开描写。类似《酒国》、《檀香刑》、《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这样的作品，只要认真读一读，就会领悟他们对于鲁迅的苦心传承与创造性的发挥，为什么不能将他们联系起来看呢？怎么能说他们是“保守”的呢？
       7：怎样纪念先锋文学，怎样看待先锋文学与俗文学的关系？
       “先锋文学三十年”是指一个“纪念”的意思，并非说先锋文学本身持续了三十年，虽然这些作家还健在，但不能说先锋文学存续了三十年。在我看来，截止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先锋文学作为“运动”即告终结了。之后的创作更多地成为个人性的现象。你这个思维还是对立的，好像先锋文学的又一个“罪状”是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请注意，八九十年代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的不是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也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冲开了一角；而今，则差不多是俗文学不给先锋文学留空间了。
    我并非鄙薄俗文学、网络文学，我只是担忧，尼尔·波兹曼早就就说过，有两种东西能够使文化枯萎：一是专制集权，一是娱乐至死。至少从文化结构上，文学结构上，先锋文学所代表的是精英和核心的部分，如今这个核心正在萎缩和消失，你不担忧，反而指摘，我无法苟同。至于年轻一代的写作，他们想成器，自然有前途，如果他们只喜欢娱乐至死，只着眼于俗文学和现实利益，那么文学的衰落就是必然的。这诚如《红楼梦》中所讲的，昏惨惨似灯将近，呼剌剌似大厦倾。文化的衰败当然有至为复杂的因由，但青年一代的不作为是一个关键因素。先锋文学诞生于一群青年人的手上，他们至少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和使命，如今另一群年轻人想怎么做，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8：先锋文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前面已讲了太多，先锋文学的遗产之一，是告诉我们中国文学依靠什么、如何走向了世界。如今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我以为就是，他们用了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眼光，来讲述属于中国人的故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思，当然是在鲁迅式反思的基础上，更为多向和芜杂了，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构造与文化情境比之五四时期要复杂得多，所以作家的思考也更为五花八门。但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中国作家确实获得了一种现代性的能力，即借助复杂的文学手段，坚持了对历史、现实的秉笔直书，或者变形记式的旁敲侧击，坚持了对于人性黑暗与光明的共同探究，甚至也抵达了对于人类共同的各种忧患的书写，对于与生存与存在的哲学追问……所有这些，如今看似即在左右，但没有当初先锋文学运动筚路蓝缕的开拓前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当所有写作者和读者享有这一切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当初的开拓者，他们不是来自天国的光明中，而是来自冷战和文革的历史黑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