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1909—1978)，已故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才智高明，学殖丰赡，造诣圆熟，成就卓著。他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第三代新儒家余英时、杜维明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唐先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尽心竭力，死而后已，为当代儒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他1949年以后的中文著作原皆在港台印行，十多年前大陆的两家出版社曾部分引进，现在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新编的唐君毅全集的简体字本，这是唐学研究的要事和喜事！
    《唐君毅全集》1989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分三十五种，三十卷，除末两卷外，余皆唐先生亲自著述，凡一千万言。此次新编，在初版的基础上重新编辑、校对、增补和分类。特别是新增了一些资料，新撰了唐先生的年谱、图传以及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新版全集为我们研究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学者的唐先生提供了丰富全面的材料。
    在这三十余卷的皇皇巨著当中，《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具有核心的价值和地位，其他著作多与之密切相关。唐先生临终前半月（1978年1月15日）为该书第十版写的序言中自述，他在港台出版的著述约分四类（也可大致看作他毕生所撰的分类）：“一类为吾在大陆之时已出版或已成书，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来港以后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二书。此二类之书，皆可谓为本书之纯哲学理论之基础所在。第三类为与本书同时，或继本书而写之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此共编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三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第四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中国哲学原论》中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之所以著。而此诸书，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哲学之基本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思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
    第一类是唐先生的早期作品，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唐先生因个人所感的种种烦恼触发，遂用心于人生道德问题，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自我实有体知，而有《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等著述。这种存在的感受是唐先生最真切的体验，也是他的性灵之根，哲思之源，所谓“大概一个人遇到许多动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显出来”。唐先生很重视这种体验，曾谓他记述心情的一些文字，代表他生命与生活中的真实东西。童年时他见雨后地面裂开，即有担心世界毁坏的形上忧思。后于父子送别，居母丧时亦有大感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武湖之悟”：“乃吾一人行湖畔，见城墙上阳光满布，如一切有情生命皆一一成圣成佛於一无尽光辉之中，当时曾感一大欢喜”。这对唐先生思想的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后来的著述只是更加“充实而有光辉”，基本的思想方向这时已经确定了。
    《道德自我之建立》出版后，获民国教育部一等奖。后唐先生谦辞，让予其所从学的汤用彤先生。于此可见唐先生的谦德与尊师之诚。《人生之体验》《人生之体验续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意味深隽。唐先生在书中把自己真心服膺、笃信的思想，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道理，循循善诱地讲说给世人。两书适合不同背景的国学爱好者阅读，可以用来了解唐君毅哲学，接近古人讲求的身心之学，读之可照察心灵，提撕精神，激昂志气，值得向大家推荐。
    第二类虽是纯哲学理论的思考，但并非唐先生躲在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玄思。其实与第三类一样，同是出于作者深切的价值关怀。近代中国遭受了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被追求富强进步的先进的中国人的全面批判。而对中国传统人文风教的怀念，是推动唐先生“谈一切世界中国之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第四类“中国哲学原论”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所谓“即哲学史以论哲学”。“原论”系列，除了推原哲学问题、名辞义训、推原思想义理的发展脉络，更重视推原不同义理型态的本旨，内在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探索义理分歧之原，“以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倘若哲思如剑，锋芒所至，义理分际一一斩截分明，已是不易。然而在唐先生看来，这尚在“方以智”一层，犹待进至“圆而神”之境。“圆而神”是指不但于同中见异，更能异中见同，见各义理型态的相摄相通。可见“原论”系列意在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客观呈现中国哲学史的整全面目，“展示中国哲学义理流行之不息”，“上下数千年哲学之慧命相续”，呈现中国哲学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原论”系列“大体只能当作roughwork看，是需要修改的”（《中国哲学十九讲》）。意谓唐先生办行政，分散了心思，所以“有粗处”，倘专事撰著，是书当更加精纯。这么说当然不无道理，但也许是从自己的写书习惯出发的推测，并非知言之论，也低估了这些著作的价值。如唐先生自述“原性篇”的成书经过：“初非搜集资料，而后次第为之。乃先以数十日之功，一气呵成其大体。然后络续补正，更于校对时，字斟句酌；兼以目疾之故，悠悠四载，方得出版问世”，可见是书并非匆遽之作。
    唐先生的文字风格多样，有抒怀式，反省式、辩论式、析理式、说教式、述学式等。熊十力先生曾批评他的文字“好铺排，缴绕复缴绕”。余光中说“如果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与唐君毅的相当或相近，而文字却比较清畅，我宁可读他的书，不读唐书”。据唐先生自述，他的学术专著之所以缴绕其辞，碎义析理，曲折繁密而不免艰涩，是有意采取西方哲学著作的体裁所致。
    唐先生论时贤往哲之学，力求不同义理型态的相摄相通，《庄子·大宗师》所谓“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正可概括唐君毅哲学的特点。唐先生深契于华严宗哲学、黑格尔哲学，唐君毅哲学综摄会通的特点，与这两种哲学的影响或许不无关系。哲学家通常不免有理执，故其蔽也深。唐先生则不然，作为哲学家的唐先生同时也是十分优秀的哲学史家，他对古今中西思想，都能平等加以尊重，并真实欣赏其长处，最能做到同情的理解。例如他对荀子、朱子的价值都有十分积极的肯定和维护。
    唐先生晚年曾谓“说到工夫，我是不及格的”，又说“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其实唐先生于宋明理学，平生多有涵濡浸润之功，能体之于身心，见之于行事。他性情宽厚，自律甚严，对时贤往学具加尊重，胸怀光风霁月，有宋明儒者气象。他对儒学有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坚信儒家的价值内在于人心人性，他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从未灰心，相信“人心不死，此理必存，大道之行，终将有日”。
    已有的唐学研究，和唐先生的学术史地位还不相称。文献利用的不便，或许是一个原因。借此新编全集出版，我希望唐学的研究能够更上层楼。唐先生相信，“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我想，用心阅读唐先生的思想遗产，读其书而怀想其为学为人，兴起复兴儒学之愿，必能与唐先生神契于旦暮。
    （本文为《唐君毅全集》出版感言，题目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