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先教授多年来利用出土文献尤其是墓志文献研究唐代文学，功力深厚，成果卓著。已经先后出版了《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和《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而这部《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无疑是其日积月累的水到渠成之作品，也是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论著。该著作以出土文献为基础，参照和印证传世文献，以重要的文学家族为切入点，研究唐代九个重要的文学家族，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考察唐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为唐代文学家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建构了新的体系。
    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是该著的显著特色。新材料的发掘一向是推进学术研究重要的方法和手段，20世纪以来中国的唐代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新文献的运用居功甚伟。作者在这方面体现出前沿的姿态与穷尽的视野，这也是胡可先教授一贯的治学特长。新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新出家族人物墓志宏富而数不胜数，如此数量众多而达到相当规模的家族墓志群，这无论在唐代墓志研究史上还是在唐代家族研究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唐代家族承六朝门阀士族而来，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族研究一直是唐史研究的重镇，相对而言，家族历史学层面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如何研究家族文学却是一个虽有触及却尚未深入的领域。新著利用新出文献研究唐代文学家族，其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墓志文学的研究。“家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无疑是新著最具开拓性的理论创新。这一概念由文学家族而出却以文学指归，将家族的文学研究概括和提升到新的理论层面。本书以家族墓志为对象，研究了丰富多彩的家族墓志文学，如文学家自撰墓志，家人或族人所撰墓志，包括墓主的兄弟、堂兄弟、子、侄、孙、外甥、女婿所撰墓志，父亲为子女所撰墓志，叔父为侄儿所撰墓志，合祔墓志、鸳鸯墓志，以及丈夫为妻子所撰墓志，妻子为丈夫所撰墓志等。阐释了这些家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家人、族人情感及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等。
    第二，文学家族世系的梳理。该著作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先后梳理出韦氏逍遥公房、韦氏小逍遥公房、韦氏郧公房、河东薛氏、西祖薛氏、薛贻矩族系、杨汉公家族、杨嗣复家族、杨收世系、杜佑杜牧族系、王之涣家族、王勃家族、王维家族、唐代清河崔氏家族南祖房世系表、博陵崔沔家族、崔元略家族等诸多文学家族的世系表。补史传、《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之不足，家族成员的传承体系更趋清晰完整，为家族文学的研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家族文学人物的梳理及其文学成就的考察。该著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重要文学家族的文学人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详细考察了这些人物的仕宦、科举、交游、文学成就等。这些家族文学人物的梳理为学界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家族文学人物体系，而他们文学成就的考察也让家族文学图景更加清晰和细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传世文献中佚失的文学人物及其作品的挖掘。本书在这方面的价值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文学家族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研究。家族的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研究是家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家族人物文学个性的形成往往与家族的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等密切相关，而家族教育、家风、学术、传统的考察也反过来为认识家族人物的文学个性提供了深厚的家族背景。家族教育方面，主要研究了继母教子与寡母教孤的士族母教。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这些家族人物的文学特性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其中包括像王之涣、王勃、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
    第五，家族婚姻、科举以及家族与党争关系的研究。这几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唐代家族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及影响。士族婚姻重阀阅，唐人墓志在墓主婚姻情况的叙述上往往不惜笔墨，婚姻是维系家风和家族地位的重要方式。除了论述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之间的联姻，本书还研究了汾阴薛氏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的情况，弘农杨氏家族与诗人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联姻的情况，以及杜佑以妾为妻等问题，共性中又体现出不同地域家族、家族不同阶段乃至家族不同人物的个性，广阔全面而又丰富饱满。关于家族与政治的研究，本书着重论述了弘农杨氏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并进而推展到对中晚唐文学生态的考察。
    此外，本书在利用新出墓志来补充和阐释经典作家和重要问题等方面也做出了精彩的考论，如“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以及杜甫咏书家和书法作品的释证等。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资料丰富、辨析细致、精审严谨的专著，体现出作者谨严的学风与文风。美中不足之处，以笔者的一孔之见，是对“家族文学”的研究有开创而研究尚不够充分，这可能受限于墓志这一对象材料，如能将家族文学活动以及家人书信、家人赠答唱和诗、家人祭奠文等其他文体纳入到考察范围，或许能让“家族文学”这一概念更具理论普遍性和学术影响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