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生活？对这个词，我们好像很熟悉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谈到过这个词，他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提和强调了这个意思，而且还特意举了柳青深入生活14年写《创业史》的例子，说明生活和文学的源流关系，指导作家们怎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这是我们党关于文艺最重要的两份文件中，明确谈及生活的部分。正因为比较明确，如果不认真学习，没有深入全面把握，就很容易只是浮皮潦草地局限在这两段文字去理解“生活”的意思，把它看作一个名词：就好像有个叫做“生活”的东西，作为文学的对象物，呆呆地矗在那里不会动也不会跑，乖乖地等着文学去体验它，深入它，表现它。
    其实在谈及生活之前，毛泽东同志是先作了一番辨析的，先解决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说，这一点列宁早就指出了，大家也都认可。但那只是理论和口头上的认可，行动上还差得远。“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其实已经触及了“生活”这一话题，那意思是说，不少作家写不出人民满意的东西，是因为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熟悉，而对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不很了解。这样看来，即便把“生活”看作一个名词，这也是个复杂的名词，分很多层次：既存在一个作家个人的生活，也存在一个公众层面的生活；既存在一个物理世界的真实生活，也存在一个文学世界想象出来或者说表现出来的生活；既存在一个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也存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反动阶级的生活……所以当几十年以后作家们说“我的生活也是生活，还需要体验什么生活”的时候，就多少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每个人诚然都在生活，但是值不值得进入文学，怎么进入文学，进入文学之后有多大的意义，差别就很大。从认识的规律而言，必然要穿透琐碎杂乱的现实表象，抵达生活的总体性；进而在审美的层面上提炼出对典型生活的描绘。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主观的选择、判断、倾向和立场。因此生活这个词又有了形容词的意思。
    沿着对生活问题的探讨，继续往两次讲话的缘起上去深入体会，就会发现从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和习总书记就将生活问题摆了出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正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过程中，这是我们谈文艺工作的大背景；而习总书记讲话的第一部分谈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文艺工作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这提醒我们，可不能静止地去讨论“生活”，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在不同时代，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也必然对文学提出不同的要求。生活是变动不居的，这看上去，是常识，但是我们一旦进入对“文学”与“生活”的抽象讨论时，却常常忘记这一点。忘记随着生活现实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认识也难免要发生变化：从50年代的生活中得来的文学观念，固然很难适应80年代生活的需求；从80年代生活中催生的文学观念，自然面对今天的生活也要作出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艺的问题，时隔72年之后，还有必要高屋建瓴再谈一次的原因。
    宏观层面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变，对文学艺术就必须提出新的任务——听上去似乎文学是生活的附庸，是动词作用的宾语。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恐怕也不会从国家的层面如此重视文学事业；如果仅仅是这样，大概连那些总是疾呼要“为艺术而艺术”，要关注文学的内在性，而将不论大的生活、小的生活都恨不得从文学里剥离出去的人，都不会那么在意文学了，只能成为跟在生活屁股后面的可怜玩物，哪里还值得那么多人热爱和投入？而如果所谓“艺术”并没有为其他什么东西的能力，那么声嘶力竭地高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就很可笑了。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强调，文学对生活是很有用的，那是革命斗争的两条战线之一；而习总书记在谈及“文艺需要人民”之前，首先肯定的是“人民需要文艺”。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是能够“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习总书记不但指出今天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必然伴随着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要求，还指出今天我们是面对全世界的读者，而国际社会想要了解中国，“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是通过陌生化的方式，将习以为常之事凸显出来，加以揭露和批判，改造认识，还是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正面形象，这都是文学所擅长的，同时也一定会对生活产生非常内在的作用力。两次讲话其实把道理说得很明白了：生活作为一个动词，没有文学的参与是动不起来的；要么是在我们的文学参与下动起来，不然就会在别人的文学参与下动起来……
    所以，仅仅从两次讲话中明确提及“生活”这个词的那些段落，去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不够的；仅仅认识到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需要去体验生活，把生活更好地写进文学里，也是不够的。当两次讲话在谈国内外的局势时，在谈我们事业的进展时，在谈人民对文学的需求时，其实都在讨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都在对文学的地位予以高度肯定。文学绝不是一个认识的结果，而是实践的进程，是对生活的认识层面甚至存在层面进行组织的重要力量。二三十年以来，我们太重视文学作为一种认识结果和文化产物的层面了，对它实践功能的判断就打了折扣，顶多讨论一下它是不是比较好地反映了生活——还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扣上庸俗社会学的帽子。我们或许有点忘记了，更早的时候对于文学不是这样看待的。我们经常大手一挥，觉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创作质量不高，可读的不多。其实当我们这样讨论文学的时候，很可能不是抬高了文学的地位，而是降低了文学的地位——在那段时间里，文学可不仅仅是生活的附庸，是生活派生出来的产物，而是积极介入生活的实践工具。那时候的文学可能不符合今天的某些审美原则，但是他们深入地改造了人们的世界观，甚至切实地组织起那时人们并不丰富的工余生活。那时候的文学既是象牙塔上的明珠，也是工人下班后的识字班、学习组和俱乐部。
    当然，暂时的忘记是可以理解的。生活变化了，文学也会变化，特定的生活条件下，文学必然强调一端，而忽略另一端。但是被动遗失，还是主动放弃，二者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今天的文化格局和媒介形态下，想要文学重新发挥过去的实践功能无疑是困难的，但雄心总还要有，时刻保持对生活总体性的敏感，对生活作出判断和对文学进行调整的能力也还要有。否则，如果既孱弱，又不够精致，就真有点儿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