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只是训诰之辞，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说“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举正反两方面事例来说明。《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所述卫武公箴儆于国，使得“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被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君主，被称为“睿圣武公”。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聚敛财富，并通过严刑峻法来堵塞言路。这一倒行逆施显然不符合周代的言谏制度，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来实行的言谏制度为依据来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
    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旷也有“瞽为诗”之说，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这可算是公卿列士献诗以补王政的一个实例。现存《诗经》中西周诗歌有主名或能落实主名的诗歌都是贵族所作，且都可以作为谏言来理解，证实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可信。
    现传本《诗经》中有诗歌就是谏言的内证。如《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板》云“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不仅这些“刺”诗是谏言，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如祭公谋父谏穆王的《祈招》诗就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提示，我们一定以为是颂美诗，不会认为是谏诗。再如，《大雅·卷阿》有云：“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一首地道的颂美诗，然而，《诗序》却说：“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反差，关键是对于谏言的理解。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周公对成王颂美文王、武王的其他诗篇均可这样理解，祭公谋父的《祈招》、召康公的《卷阿》诗也可这样理解。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如《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曰：“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解释颇为透彻。这里虽是对《风》的解释，但其精神也适用于《雅》和《颂》。
    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邵公所云“史献书”，师旷则云“史为书”，强调是史官之职责。而“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
    今传本《尚书》有“王命作册”“大史秉书”的记载。《尚书》乃上古之书。周代史官有记录周代时事之责，但是他们为何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呢？《尚书·周书》载周公和成王亲自到洛邑视察和督促洛邑的营建，周公告诫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代史官之所以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并对周代社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老子本为“周守藏室之史”，他以“道德”为中心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识和学问来源于史，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一生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论语》开头两章即是《学而》和《为政》。晏婴是春秋末年齐国的大臣，今传本《晏子春秋》也多为谏言。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个性，但“上说下教”却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邵公谈“天子听政”时提到“百工谏，庶人传语”，师旷则云“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二者所述内涵基本一致。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批评意见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让天子听到更多意见，从而使政教更加系统和全面。
    “谤”其实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执政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听取庶人谏言是古代传留的政教传统，周代只不过将其制度化而已。“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这些谤言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统治者，远古时是通过在庭中设谏鼓、在五衢设谤木，而周代则通过“士传言”的言论管理制度来实现。
    在《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真正作为由稗官所自出的小说家之小说应该首推《师旷》。文献所载师旷多次向晋侯提出谏言，无疑是其职责之内的事。师旷关于卫国出其君的意见便是明显一例。《淮南子·齐俗训》云：“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晋平公绝非明君，他之所以不罪师旷，是因为提供谏言是师旷的职务行为，即使他的行为有些失礼，也仍然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这也印证了言谏制度对于小说家之小说的重要影响。
    当然，周代小说不局限于“士传言，庶人谤”，还包括“百工谏”。邵公谈言谏时提到过“百工谏”，师旷对晋悼公问时也引《夏书》“工执艺事以谏”为说。“工执艺事以谏”其实就是“百工谏”，即所有服务于君主的“百工”都有言谏之责，这也是周代言谏制度的一部分。上面所说师旷之谏自然属于“百工谏”的范围。然而，“百工”并不限于师、瞍、瞽、矇之流，也包括君主身边的所有其他服务人员。《左传·昭公九年》便载有晋膳宰屠蒯进谏的史实，可谓“工执艺事以谏”的实例。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人数众多，分工细致。在周代“百工谏”中最出名的是乐官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中言谏活动最活跃的除了大师，则数俳优。
    在中国，君主使用俳优有悠久的历史。据说西周成王便喜欢俳优，东周时期的俳优相当活跃。《韩非子》的记载证明俳优在周代尤其是在东周不仅为君王所喜爱，而且能够参与政教活动。俳优的政教活动主要是进行优谏，《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优孟、优旃向君主或公卿进谏的事例。他们的谏言多为“偶语”即“偶俗语”，这些“偶俗语”后来也被称作“俳语”，体现了俳优的基本语体风格。俳优虽有不同类型，但都是“百工”之列，被纳入周代言谏制度之中，他们自然是可以参与政教活动和进行言谏的。
    周代小说是随着“百工谏”的制度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熟形态出现在春秋后期，故早期小说带有春秋后期的时代特征，它植根于世守其职的周代王官文化传统，受到言谏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在注重生活化和娱乐性的同时，仍然将政教功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作者以“百工”为主，大师和俳优是他们的主要代表，师旷则可视为古小说家之祖，而俳语、偶俗语则是小说的典型语言。周代史书和子书中掩藏有一批小说的成员，《逸周书》《左传》《国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载小说甚夥，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和刘向的《新序》《说苑》中的许多篇章，江苏连云港尹湾西汉墓出土简书《神乌傅（赋）》、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相马经》、北京大学收藏汉简《妄稽》等，应该都是它们的后代。
    （作者：王齐洲 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