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它同《易经》一样，都是儒家的理论渊薮。不过《易经》比《中庸》影响大，涵盖面广，而《中庸》是宋以后儒者研读的重点。儒学，特别是理学，许多概念、命题出自《中庸》，许多理学大家持守《中庸》的信条，许多儒者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从而可以看出，《中庸》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今本《中庸》，并非独立成编。它仅是《礼记》中的一篇，初始既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也没有留下作者姓名。
    对于《中庸》的作者,一般认为，它出于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司马迁曾说子思作《中庸》。至宋代，理学大家也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这几乎成了定论。近代人们对《中庸》作者产生疑问，认为《中庸》是秦代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子思所作，只是掺入了秦人文字。我觉得现存的《中庸》，还应为子思所作，但可能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写定。
    现存本虽说没有独立成编，但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专门解释《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代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也有一些，但影响甚微。唐代韩愈注意《大学》《中庸》，揭示道统。到宋代，很多人目光转向《中庸》，范仲淹让理学开山者之一张载读《中庸》，二程表彰《中庸》，二程弟子也有关于《中庸》的著作，朱熹讲友石子重作《中庸解》，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中庸章句》。
    朱熹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为之作章句集注。从元代开始，《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成为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阶梯,影响达700年之久。
    我们读《中庸》，不能只读《礼记》里的《中庸》篇，还是要读朱熹的《中庸章句》。
    朱熹说，自己早年对《中庸》有很多疑问，经过“沉潜反复”，多年思考，才得其要领，最后“会众说而折其中”，才作成《中庸章句》。《中庸章句》使《中庸》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此外还对诠释《中庸》的各家同异得失，也加以辨析。把记录论辩取舍的文字著为《中庸或问》。他还把石子厚之书作了删节，更名《中庸辑略》，还写了《中庸或问》，以设问形式，回答有关中庸与注解的种种问题，又在讲学中，同弟子反复讨论《中庸》，这些讨论大部分收录在《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中庸》下了很多功夫，《中庸章句》是他的得意之作。以上这些书，是彼此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相辅相成，是研究《中庸》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中庸章句》篇题之下，朱熹对“中庸”下了一个定义，指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偏不倚”，出自本书“中立而不依”和改用《尚书·洪范》“无偏无陂”；“无过不及”，出自《论语·先进》。又用“平常”释“庸”，借以指出中庸的合度性，日用性。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道理，都是实用的学问。
    《中庸》及《中庸章句》及朱熹有关著作，还讨论了儒学和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如天命、性、教、道、慎独，情，已发未发、中和、大本，达道、在中、时中、用中、费隐、忠恕、鬼神、五达道、三达德、知行、治国九经、择善固执、诚、致曲、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思辩行、三重、仁义礼智、无声无臭等等，有天道，有人道，有本体，有工夫。许多儒者对这些概念和命题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辩。这些讨论，虽说常常莫衷一是，但丰富多彩，细致入微，富有哲理。可以说宋明理学所以能成为本体化、哲学化的思潮，达到了时代哲学高峰，是和《中庸》及《中庸章句》密不可分的。
    《中庸》在儒家典籍中，是高层次的理论色彩浓厚的著作。读通、读懂很不容易。
    为帮助读者读懂《中庸》，下面具体对各重点章节做一个简单介绍。
    第一章是一篇的纲要。提出许多概念，如命，性，道，教；戒慎，慎独；隐微，已发，未发，中和；大本，达道，位育等。成为哲学家的热门话题。
    本章先讲天命，这里讲的命，不是指富贵、贫贱、寿夭等命定内容，而是指个人的禀赋而言，人的禀赋是自然形成的，这就是含有道德内容的性。人人遵循各自的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知道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这就有了常规，这就是道。从道入手，修饰品节，这就是教化。从道不可片刻离开引入话题，强调在《大学》里面也阐述过的“慎其独”问题，要求人们加强道德自觉，谨慎地修养自己。
    个人修养特别提出了“中和”这一范畴，进入全篇的主题。“中和”是儒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历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心中的道是挺立的，不偏不倚的，这是性，所以叫做“在中”。喜怒哀乐总是要发露出来的，但发出来要符合节度，无过不及，这就叫做“时中”也叫“和”。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整个社会心平气和，社会和自然界很和谐，天下也就太平了。这里讲的中和，实际就是中庸。前人说：“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大体不错。
    本章具有全篇纲要的性质，即所谓“一篇之体要”。其下十章，大体都围绕本章内容而展开。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篇之义”。的确都是引孔子的话，反复申说首章所提出的“中和”（中庸）这一概念，弘扬中庸之道。
    第十二章用费隐讲“道不可离”，费隐后来成为哲人讨论的重要范畴。以下八章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的。用朱熹的话来说，即“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这里费，指道的普遍性以及用途的广泛性。隐，指道体的精微性与隐秘性。正因为人与道不可须臾离开，所以，道就应该有普遍的可适应性，但道又必须有精微奥妙的一面，供人们进行深造，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第二十章是重点篇章，提出了五达道，三达德，治国九经，诚、诚之等天道人道问题，同时也提出学问思辨行等治学原则。朱熹说：“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举而措之，亦犹是耳。盖包费隐、兼小大，以终十二章之意。章内语诚始详，而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四书集注》）
    第二十一章是继续讲诚。这里接上章讲“诚”。“诚”就是真实无妄。从诚开始，便具有善，这是先天的性，和圣人对应。而一般人先明乎善，真实无妄，这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人为的教育，只要做到了真诚，二者也就合一了。朱熹说：“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这个总结是正确的。
    第二十二章是讲至诚和性关系及其价值，也是讲圣人与天道关系。
    第二十三章是讲善德积累和诚的关系。上章谈的是圣人，这章说的是一般的人。
    第二十四章是讲至诚的作用和天道相联。东阳许氏曰：“至诚前知，亦必于动处见所谓‘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圣人知来者如此，非有异也，故为中庸。”（《四书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心诚则灵。灵到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程度，这似乎有些夸大。兴亡征象，有点神秘。其实，无非是强调真诚见微知著的出神入化的功用罢了。
    第二十五章是讲要用诚来成己成物，讲的是人道。真实，从自然的方面来说，是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真诚是从人的方面来说，是自我的内心完善。所以，要修养真诚就必须做到物我同一来实现。这叫“合内外之道”。
    第二十六章这里用天地之道，形容至诚的盛美与生生不息。前面历数历代圣人，这里把圣人之道作了一个总结。
    第二十七章，首先盛赞圣人之道像天一样广博浩瀚，大概是从《易经》中“天地大德曰生”而来。君子应该做到“尊德性而道问学”五项。朱熹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最得圣贤精神。
    二十八章，前面谈了智、仁、勇、孝等道德规范，这里是讲礼乐问题。本章承接上一章发挥“为下不倍”的意思。谈的还是素位而行的问题。但“非天子不议礼”说容易形成独断，所以有徐乾学的说法。他说：“司礼谓：非天子不议礼，今以上意行之何为不可？予言非天子不议礼，谓所议者合于礼也。若非礼之礼，岂天子所议？况既谓之议，须合天下之情，非独断也。”（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二十一。
    第二十九章这是讲君子之道要经过各方面验证，才能成为天下法则。这一章承接“居上不骄”的意思而发挥。
    第三十章这是赞美孔子，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命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两句话，成了道统论的雏形，屡被后儒所称道。用“万物并育”，“道并行”比喻孔子的博大宽容，用“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来形容万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第三十一章极言至圣之德，含有仁义礼智。朱熹说：“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而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知之德。”（《四书集注》）显然是对的。
    第三十二章是讲至圣诚仁作用，是中庸释义“不依”的依据。此章还是讲“至圣”。至圣必须是至诚的。“大经”，指五伦—五种人际关系；“大本”，指性之全体，如仁等，“大经”“大本”立起来了，崇高的道德自然会独自挺立，无须依托任何东西。全篇极力形容至圣和道的同一。
    第三十三章引用《诗经》证明君子之道的特点及治世作用。此篇由前面圣人之道的高远广博，回归于君子之道。使人联想前面的“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的入德之路。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性意见。一、《中庸》思想来源主要是孔子思想。二、朱熹正确地解释了《中庸》的结构与章节之间的关联。三、《中庸》的展开是从天道开始，逐步进入人道的具体内涵，最后谈的是德教的力量与方法。四、《中庸》主要讨论的是天道与人道关系。是“究天人之际”的名篇。五、提出了独特的方法论。这些需要阅读时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