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是人在变革现实、缔建未来、创造世界、成就事业过程中对自我价值、自我作用和自我能动性与创造力的一种肯定性评判与认知，并以此作为精神酵素形成进取意识和创新能力。由于形成自信的精神酵素主要集中在思想观念、心理意识之中，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出于文化范畴并深受文化的浸润和驭动。所以，文化自信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并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自觉地不断地凝聚和升华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无以替代、至关重要、格外凸显，始终都是形成和提升文化自信的大众触媒与基础建构，并以其特有的范式而广泛地作用于人和社会。
    一
    文化既是一个特定的学科概念，又有着宏大的社会意蕴，但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界定、评价，文艺都是文化的集中性体现和典范化表诸。这种集中性和典范化主要表现在文艺既是文化的大众触媒，又是文化的基础建构。尽管文化可以包括文教、科技、体育、卫生、伦理以及“大人文”中的文、史、哲、经等所有学科，但文艺始终都是其中人气最旺、覆盖面最广、渗透性最强、吸引力和感召力最大的基本构件与主体内容，更何况文艺自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群众文艺、艺术教育和文艺评论等。所有这些文艺的门类与品种在构成文化之基座与主体的同时，更为文化赢得了庞大的受众群落和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极大地提升与加强了文化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进而造成文化对社会文明的广泛建构和对“人”的灵魂的能动塑造。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到了深度的精神渲濡与高度的社会认同，并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而成为全体人民最为执著、最为向往的热烈追求。想想看，如若在我们的文化苍穹和文明殿堂中没有《诗经》《离骚》《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抑或失去孔子、屈原、李白、杜甫、吴道子、张择端、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吴承恩、鲁迅、郭沫若、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等，那还会是足以崛立世界、令人艳羡的中华文化与文明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说明，文艺不仅是文化的主要构成，而且更是使文化接地气、增人气、生魅力、长定力的基本方式与主要途径，并因此而使文艺理所当然地成为培育和增强文化自信的核心酵素与主体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这就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而决不能“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弘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否则，文艺的任一褊狭、俗俚和平庸、浅悖，都会连带着伤及文化的核质与功能，使文化构体和效益发生残障，出现萎缩，进而损害文化自信的酵素源流与支撑力量。由此足见文艺之地位和作用的不可或缺性。
    事实上，举凡挚笃的文艺创作和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就是形成和提升我们全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引擎与道德砥石。由《诗经》《离骚》所开启和引领的文艺创作不仅清明了政制，丰赡了人心，强化了文以载道，唱响了爱国主义，而且更以充满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的创作实践确立了文艺对理智和文明的引领功能与主导作用。“仁”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但实现这一思想的方法与方略，则在于制度与文艺所形成的强大合力，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这里的“乐”，则主要指音乐和诗歌。显然，孔子倡“乐”，是同立人治世、树德懿志紧密相连、因果相袭的，也就是要着力给人形成一种自强与自信的品格和心志。围绕这个目标，孔子下功夫对自西周至春秋中期所传世的3000首诗歌进行校雠整编，从中筛选出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编订成册，即为传世至今的《诗经》。孔子说“诗”的作用乃为提升道德情操，观察风俗盛衰，激扬创业精神，评判政令得失。这不就正是对文化自信的激扬与陶冶吗！与孔子同样以诗济世的屈原，所不同的则在于他是以诗歌创作承载深重的政治理想，寄寓如火的爱国热情。屈原一度身处楚国的政治中心，对民情国运、世态人心具有切身体验和充分理会。而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因谗受诬、由妒获辱之际，便对国家的衰亡和人民的痛苦产生了沉重的忧戚和真切的感悟。而当他将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政治意念与情感热流犹如瀑布般地倾泻到诗歌创作中时，便自当幻化成为炽热的百姓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在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所有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不就仿佛都能看得见楚怀王、楚襄王的狞颐与靳尚、子兰的魔影，而那踽踽然踯躅在沅、湘之间旷莽大地上的三闾大夫，虽则散发披肩、衣衫褴褛，但却犹如一轮高高升起的太阳般温暖、骄艳、韶华炯炯、光芒四射。而这，便是爱国主义在中国文艺中的激情滥觞，其所表现和传递的自然是一种昂扬的崇高与坚定的自信。
    这种崇高与自信不啻为中国文艺的思想源泉与精神砥石，更在岁月的凝积与沧桑的历练中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一种风格、一种向往与追求。两千多年来，中国文艺正是以这种传统、风格、向往和追求作为底色和旗旌而一程又一程地发展着、延续着，并形成了一条闪耀着星光的艺术长廊，使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固有的精神光彩与思想素质，并以此作为醇醪而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格魅力与价值观念。
    二
    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到战斗的革命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这一精神光彩和思想酵素的还原与再生。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革命力量的激荡和创新热情的勃发，更为文艺创作实现新提升和大突破氤氲了适宜气候，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温润环境，积累了丰厚土壤。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先进的文艺家的出现，就是在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所结出的文艺硕果。这些杰出的作家连同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贺敬之等艺术家，共同构造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新阵营与大格局。他们的创作虽然各有千秋，但一个共同的优势和特点，则是身在生活，心系人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精准把握历史的走向，直接参与社会的变革，深切领受思潮的洗礼，并据此而作出评判，抒发情愫，充分调动艺术手段对生活和时代加以诗意化、哲理化、典型化的写生与描摹，特别是通过思想触角和美学气韵而强烈地艺术地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加以形象化、立体化的展布与表达，从而在增强文化自信之定力与质感的同时，更使文化自信得以融入生活、植入心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爝火和中国人的性格底色，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这种自信和自豪，我们不仅能从优秀的文艺作品中获得感知，而且它更深深地渗濡在我们的性格与言动之中，成为我们的思想圭臬与行为范式。从杜甫的《望岳》、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国演义》的舌战群儒、火烧连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鏖战长坂坡，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虽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仍不改初心、执意取经，并终成正果；乃至现当代文艺佳作《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红岩》《红旗谱》《雷锋之歌》，就连李苦禅的“雄鹰”、徐悲鸿的“奔马”、张大千的“清荷”、黎雄才的“劲松”，关山月和傅抱石的《万山红遍》《江山如此多娇》等，也都充盈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理念，它更主要、更普遍、更本质、更常态的，则是一种心志、气质、精神、誓愿。文艺作品中所描绘、所表现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气概，所摹写、所激扬的清明环境与高尚品格，所渲染、所讴歌的刚健情愫与纯正心态，在本质上便都是对文化自信的艺术化诉诸与形象化表达。当我们站在《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前极目观望时，当我们耳畔响起《红梅赞》《绣红旗》的嘹亮歌声时，当我们聆听《雷锋之歌》《十月赞歌》《桂林山水歌》的诗歌朗诵时，当我们在《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白鹿原》等长篇小说中同江竹筠、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杨子荣、杨晓冬及金环银环们耳濡目染、心会神交时，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便会从内心深处喷薄而出、升腾而起，并使周身充满足以压倒一切、战胜一切的力量与勇气。这是什么呢？这便是文艺对文化自信的艺术化、具象化构建过程与审美化、大众化的传播方式。文艺的这种大众化传播方式，是任何其他文化形态都无法比拟的。像《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创业史》等长篇小说的印行量，都在千万册以上；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已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定格为永恒的精神架构与情感热流；像《白毛女》《江姐》《万水千山》《长征》等剧作和影视，皆已成为人们力量的源泉和信念的依托。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未曾开谈，即以先行发表的《沁园春·雪》而在精神和信念上击垮了敌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与强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而文艺，则恰恰就是在实现这种个性化、柔性化转换与升华时发挥着独特而巨大的作用，它“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并务求自己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华民族最深沉、最广泛的精神追求，成为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并足以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潮头与先导。
    文艺必须如此，文艺必然如此，文艺必定如此。因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而文艺的形态和形式又最便于和宜于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让人们在艺术的欢乐和审美的愉悦中欣然接受与谙然融通，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养心、明德、激志、增智的综合效应与全频感应，进而从心灵深处和精神高处培植昂扬的自豪感，筑砌坚定的自信心，陶冶先进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