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当益壮”这个词形容曲润海先生是最恰切不过的了。继《云水松柏续范亭》之后，他根据京剧改编的《宁武关》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好评，也使近年来寂静的北路梆子再度映入人们的眼帘。
    当今戏曲舞台，无论是新编还是改编创作，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为地方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张目，彰显地方历史和人文传统，打造影响力。山西总兵官周遇吉为明朝一代名将，特立独行，屡立战功，满门忠烈，见于正史，在以往的小说和戏曲中多有描写。囿于周遇吉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对其对立面政治立场的认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这一题材已无人问津。此次曲润海可谓超越一般人们对这一题材敏感和复杂性的关注，看到了这一题材特别是周遇吉身上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根据同名京剧加以改编，将其搬上了北路梆子舞台。
    周遇吉是李自成跨入北京前十分忌惮的明军将领，其地位曾经关乎明王朝的存亡，这一人物无疑也使文艺作品对他寄予很多期望，增添许多历史想象。京剧本《宁武关》又名《别母乱箭》，出自小说《铁冠图》，“别母乱箭”透露出该剧的主要事件和情节，始于周母和其妻白氏，战争胜负的天平已无悬念，生死时刻着重表现的是周遇吉一家的英勇和悲壮，白氏自刎，周子撞阶而死，周母以东晋大夫卞昆一家忠孝节义为榜样，为免除周遇吉后顾之忧，毅然跳入火海，周遇吉不屈不挠，最终为乱箭所伤，自刎而死。一出壮怀激烈的悲剧，所谓满门忠烈，也是这一题材容易引起古人共鸣之处。
    北路梆子《宁武关》所明确的是对周遇吉这一历史人物的肯定，改编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观。仔细寻绎，剧作家对明主崇祯、对李自成的认识并无新变，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很有意思，李自成是“义军领袖，大顺皇帝，号称闯王”，把李自成视为“义军领袖，大顺皇帝”这与“正史”、与传统戏的认识完全不同，但作为“闯王”又是“号称”，也算是一种对民间认识的采纳。但剧中李自成又不同于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以来的李自成，因为从那时到今天，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已经随现实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是逆转，这也是由历史评价的现实窘境决定的。所以，剧中无论对崇祯还是对李自成事实上是一种中性态度，是这样一种历史观观照下的改编和对周遇吉的塑造。
    这一题材是否把握准确，取决于对李自成的处理，而改编能够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则取决于对周遇吉的塑造。李自成这一人物，总的来看，作为周遇吉的对立面，这一定性是一种历史认识的回归。剧中对李自成的认识不那么平面和简单化，努力使这一人物丰富饱满、不单面，这也体现为自始至终李自成对周遇吉作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叹惜和争取上，想让他为自己所用，所以大军压境，并未真正动用武力。改编本剧作家集中笔墨要塑造的人物是周遇吉，他是忠臣，是剧作家站在正统立场所要塑造的主人公，他智勇双全，忠孝兼具，所以连敌营李自成亦甚为忌惮和佩服，欲延揽之。在旧本中，双方实力不成比例，故事的重点也不在周遇吉如何抗敌、与敌周旋，而是他的尽孝尽忠。北路梆子的改编，突出了他作为山西镇总兵，虽与李自成军队力量悬殊，却无所畏惧，坚定、勇敢、不屈，有勇有谋，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人物。他的处境不仅来自敌方大军压境，也来自内部的掣肘和通敌。周遇吉与监军杜勋的矛盾可以深入挖掘，在揭示两人矛盾、斗争中表现周遇吉所遭遇的困难、无奈和力不从心。现在看，剧中杜勋这一人物比较脸谱化、简单化，就是作为周遇吉的掣肘势力出现的，其思想行为随意性比较大，变化没有逻辑依据，特别是他的投敌，较为突兀。一个戏的成功，固然与主人公的刻画关系密切，但主人公刻画是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在主人公身上所费“笔墨”多寡，而是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特别是对手刻画的艺术平衡，这种艺术平衡推助主人公刻画的成功，也推助戏剧的成功。如果加强对杜勋这一人物描写，真正使其思想行为有其合理逻辑，不那么简单化、脸谱化，使他与周遇吉成为对手，将有助于深入揭示周遇吉的情感和思想底处，也有助于真正揭示周遇吉的悲剧根源。
    旧本首先上场的就是周母，改编本把周母出场放在第二场，而“别母”是在第五场。单从第五场母子别离来看，一家诀别还是很有感人力量的，但结合当时战场形势，周遇吉在宁武关已经遭遇李自成兵临城下，危如累卵，而这样的危境下他回去给母亲过七十大寿，颇有失职之嫌，也削弱了“满门忠烈”的撼人力量。改编本在周遇吉这一人物塑造上的贡献在于，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不仅表现他的一战一怒、壮怀激烈或英勇无畏，而是追寻历史轨迹，呈现周遇吉生命最后那些日子里他的所思所想所在，他的心路轨迹和他最后生命升华之力量所在。这一方面，是之前这一题材的戏曲作品所未能给予观众的，北路梆子《宁武关》做到了。
    作为周遇吉的部将熊通，被困中的周对其充满了期待，没有丝毫他想。这种期待，也应该是周对熊的一种认识和评价。孰料熊通变节投降，其实变节投降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能理解，现实中这样的武夫将军也可谓比比。问题在于，他还那么贪生怕死，与此前之人完全判若两人。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将军也可以与周遇吉形成一种正反强烈对比，以熊通的软骨头，在强敌面前的变节衬托周遇吉的威武不屈和视死如归。人的复杂性表现在他是有情感有思想的，但写出人物在这种历史转折中思想情感变化的轨迹是艺术的使命、戏剧的使命，也是艺术的质量。投敌可以见出一个人整个的面貌和灵魂深处，但很多人可能不这么简单，包括熊通，不然危境中的周遇吉就不会那么期待他了。显然，这样的处理，无论是从对这一人物的理解还是从戏剧的结构构思来看，都不是最佳的。
    作为周遇吉的部将，熊通应该不是一位本质就坏的将军，但世事多变，命途多舛，他的变节在那种情况下完全可能，也完全合理，但如果不是以那样简单化、脸谱化地刻画熊通来衬托周遇吉，而是承认他思想的复杂性、多样性，其变节是一种顺应时势、情不得已，而本人并非贪生怕死，只是换了一个立场看问题，代表李自成来劝降，也是置自己生死于度外，更是出于对周遇吉的一种“爱”和“报答”，也许更为真实，对周遇吉的“杀伤力”也更大。对周遇吉这一人物的塑造更呈为一种整体生态性的合理和平衡，无疑，也会对周遇吉这一人物的品格、他的视死如归，包括整个戏的逻辑关系、表现张力都是一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