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对于中国美术界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陈半丁、陈师曾诞辰140周年；刘海粟诞辰120周年；罗工柳、郁风、彦涵、丁聪诞辰100周年。他们都是享誉20世纪的著名美术家，历史会记住他们。社会的现实发展所造就的历史也在继续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现时的判断。
    历史是无情的，它不可能因为过往的鲜花和赞美或者是市场上的奇迹而改变当下，也不可能因为现世的判断或影响力来决定它的未来走向，相反，有些可能会出现颠覆性的重新认识，或者叫拨乱反正。而有些则随着渐行渐远将原来同属于一个阵营中的名人，重新分到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群落之中。这就是由后人书写的历史，也就是当下所看到的历史。这之中不管过往，可以抽出一些个案来看历史和现实，并看到其中的规律。其中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时期都具有很高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的重要画家齐白石和陈半丁，在他们的时代，彼此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各有特点，在平分秋色中曾经是相提并论的，然而，今天来看陈半丁和齐白石之间的差距就不是一星半点。历史重新洗牌的依据在哪里？而历史又是如何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之中拉开了他们之间在学术和社会上的距离？这些对于今天的美术家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因为，立足于眼前，还是放眼于未来，会影响到每一位美术家现实的作为和努力的方向。
    陈半丁和齐白石都是吴昌硕的学生。但陈半丁19岁就认识了吴昌硕，还认识了蒲华，齐白石19岁的时候还在湘潭的乡下做雕花木匠。陈半丁29岁的时候就为吴昌硕临摹祖像，而齐白石在这个岁数只是在方圆百里有了点画名。论早年的出身，显然齐白石不如陈半丁。陈半丁1906年31岁就到了北京，齐白石到1917年55岁才到北京。陈半丁来北京是受京派大哥大金城的邀请，是座上宾；而晚11年到北京的齐白石只能说是流寓，寄住在法源寺，如同今天众多的“北漂”。相比较而言，陈半丁的起步不晚，起点不低。从1918年开始，陈半丁就先后任教于国立北京美校、北大造型美术研究所、杭州国立艺专、北平国立艺专，直至1946年任故宫文物书画组研究员。从学术层面来看这些履历应该比专事卖画的齐白石要高很多。陈半丁一直在像模像样的国字头的学术单位工作，在主流之内参与各种专业事务；而齐白石之名则在坊间，在荣宝斋挂单卖画。虽然，齐白石受到了陈师曾的极力推崇，然而，陈半丁1914年就结识了同乡鲁迅，1916年又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受到章士钊的器重，可以说，陈半丁比齐白石在京城的根基更厚实。他们都有比较广泛的交友，都有像陈师曾这样的共同的朋友。陈师曾发现了齐白石，也与陈半丁友善。而他们彼此在齐白石1917年来北京就相识，相见恨晚而成莫逆之交。1920年左右，齐白石送三子子如拜于陈半丁的门下，说明齐白石对于陈半丁在艺术上的认可。从整体上来看，陈半丁与齐白石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名声至少是平分秋色。
    从艺术方面来看，陈半丁和齐白石一样，诗书画印皆能，并有相当高的造诣。他们的艺术各有特点，陈半丁的文人画味道更浓，齐的乡间特点较重。陈半丁的笔墨重传承，齐白石的个性更突出。可是，基于出身所表现出在艺术上的差异，则可能表现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在时代认同上的全然不同。齐白石的艺术扎根于乡间，题材多样，自有新意，每有感人处而能在审美上获得观者在生活认知和艺术情趣上的认同。陈半丁的艺术来源于文人的传统，题材经典，承传有序，能够在题材内容和笔墨形式上获得文人的赞许。如果在晚清，齐白石没戏。问题是到了民国，艺术观和审美观的现代性发展让陈半丁受到了时代的考验，何况进入到新中国，这种判断的偏向就更为加剧。这就是笔墨当随时代。陈半丁比齐白石小12岁，然而，论师门的辈分却比齐白石高。在文人画领域论出身，陈半丁是根正苗红。可是，赶上了不论文人出身、不论师承的年代，陈半丁就显得非常尴尬。
    在齐白石的生前生后，陈半丁都一直活跃在画坛，直至1970年95岁时去世。问题是，齐白石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是国家认同的国家荣誉。人民在新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人民相关的艺术也获得了时代的认同，加之改造中国画的现实，陈半丁的艺术逐渐被边缘化。尽管他在新中国有着很多主观的努力和积极的表现，1958年还画过《力争上游图》；尽管他作为一块招牌依然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但是，时代的认同拉开了他和齐白石的距离，而且越来越远。与之相关的是，齐白石有来自人民的乡间题材，特别是有独具标志性的水族之虾，成为妇孺皆知的大画家。而陈半丁却没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代表性的作品在20世纪美术史的认同上很重要，陈师曾只活了47岁，只有陈半丁的一半不到，可是，陈师曾画了《北平风俗图》和《观画图》，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经典。所以，在美术史的论述上，陈师曾也不能不提。就今天的现实来看，只能说陈半丁不合时流。因此，他与齐白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不仅在学术上，在市场上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