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光绪年间，到1956年，直至现在频繁演出的歌剧《茶花女》以及其中的歌曲，小仲马的文学《茶花女》和威尔第的音乐《茶花女》，与东方中国续写着绵长的渊源。】
    法国有位作家小仲马，留下了一部流传天下的小说《茶花女》。意大利有位作曲家威尔第，谱写了一部唱响东西方的歌剧杰作《茶花女》。
    1956年12月，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排演了歌剧《茶花女》。这是周恩来总理以政治上的开放眼光和艺术上的远见卓识，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那一年，这部歌剧由歌唱家管林饰演女主角薇奥列塔，由歌唱家李光羲饰演男主角阿尔弗莱德。这是西方歌剧名作《茶花女》第一次由新中国艺术家诠释、演出，并大获成功。
    在西方诸多歌剧名作中，为什么首先选择《茶花女》搬上新中国舞台？为什么首演会在并不熟识西方歌剧的中国获得成功？这不得不说到中国与《茶花女》的遥远久长的渊源。
    早在晚清的光绪年代，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就有了中文译本。一位叫作林纾的福州人，其深厚造诣虽在古诗文辞，但却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著称于当时。光绪二十三年的1897年，林纾应精通法文的友人王寿昌之邀，与其合作“翻译”法国小说。译时，由王寿昌叙说原文之意，林纾以古文功底，撰述成文。他们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小仲马的《茶花女》。译毕，他们为之命名亦颇具中国文采，曰：《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第一个月，此书出版。这在中国是首见西洋小说，大开了国人眼界。于是，一时“洛阳纸贵”。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为这种意译作了生动论述：这种译法“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
    也就是说，早在中国人还拖着长辫子的晚清年代，就已经知道了远在巴黎的茶花女的情爱遗事。不过，早出46年，亦即1853年在意大利上演的由威尔第谱写的《茶花女》歌剧，却是到了很迟的年代国人才见识到以抒情歌唱演绎的这部精彩杰作。
    1956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音乐演绎，终登上新中国舞台。三年之后的1959年，为记录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威尔第茶花女》一书。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封面依旧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风范。那是以水墨写意勾勒而出的一支白色茶花残蕊，在灰黑浅浅氛围间，尽显茶花女爱情悲剧的戚切意蕴。而红笔书写的书名，拙朴六字又如沉重履步，徘徊在悲情景境间。这个封面设计极具浓厚中国韵味，或许这是因为早在1899年光绪年间，这个爱情悲剧的“遗事”已名满国门，这封面的中国意味，又摹写出了中国人与《茶花女》的不解之缘。
    1956年，那是一个特别的年头。当时，中国的文化思潮或多或少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一些影响。许多歌剧演员所受到的声乐训练也有俄罗斯体系背景。而对于歌剧《茶花女》内容与主题的理解和认知，也烙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迹。
    其实，《茶花女》就是一出浸透着“人性”的爱情悲剧，人类爱情的深沉与复杂虽也与社会的等级观念乃至制度相关连，但还不至于与时代的革命背景有着必然的牵系。当时，一篇由苏联人撰写的文章中，就有论说《茶花女》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与“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发”，以及与“革命被叛卖，人民的力量正在受到压制”等皇皇之论。现今看来，这说得大了、扯得远了，且未必与小仲马和威尔第艺术创作的初衷相契合。那时，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排演歌剧《茶花女》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理解与议论。中国艺术家也是认为，《茶花女》“直到今天仍能帮助我们理解资产阶级的残酷与伪善及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罪恶”。这些话讲得有点牵强了、上纲有些太高了。现今看来，从这些有点不可理解的文字中，我们可一窥当时文艺思想的真实风貌。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毕竟还是以开放的眼光和精湛的技艺，把世界名著以及音乐名作搬上了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的歌剧舞台。
    从晚清光绪年间，到1956年，直至现在频繁演出的歌剧《茶花女》以及其中的歌曲，小仲马的文学《茶花女》和威尔第的音乐《茶花女》，与东方中国续写着绵长的渊源。这部法国小说，已经有了百年以上历史；这阙意大利歌剧，也有了60年一个甲子的岁月。在这个东西方相通的漫长时空里，正是由于富有生命力的人性力量和美好的情感，正是由于文字的与音乐的撼动人心的美丽与魅力，才为人们无分地域无计老幼的共鸣同赏相通，筑建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