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陈崎嵘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38.00元
    报告文学是时代投射到文学屏幕上的影像，人民群众永远是报告文学的“第一作者”。
    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
    现在，陈崎嵘就尝试着以报告文学“新兵”的身份，借航民村这滴“水”，来映照全国乡镇企业和工业经济发展。那些精彩的故事、生动的细节，非深入采访是很难抓到的。譬如，朱重庆在污水处理厂检查工作时，趁人不备亲口“品尝”污水的惊人之举；譬如，朱重庆与伙伴们攀登高山探矿时，吃的那顿难以下咽的午餐……后来，和航民村的村民们熟了，有的竟主动跑到陈崎嵘住处提供线索，食堂大妈还提出让“北京来的大作家”为她刚出生的小孙子取个“文雅些”的名字。有时，陈崎嵘也会遭遇一些尴尬。有一次，他在没有暴露身份和写作意图的情况下，随机入户调查，对一位小学生问得比较详细，那位母亲竟误以为他是拐买儿童的人贩子。陈崎嵘的付出，最大的回报是，主人公朱重庆用萧山普通话评价他的作品：“陈书记写的这部书蛮真实的”。
    “陈书记”就是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崎嵘。离开领导岗位后的陈崎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浙江首富村航民村和它的“领头雁”朱重庆写点文字。
    中华读书报：尽管您表达过“很早就想为航民村写点文字”，但毕竟是第一次创作报告文学，对您来说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陈崎嵘：我的确很早就想为航民村写点文字，这念头最早萌生于我在浙江工作时，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第一次创作报告文学，我未动笔时考虑最多的自然是文体本身：什么是报告文学？我写出来的会“像”报告文学么？彼时，何建明、张胜友等几位报告文学大家鼓励我：文无定法，写无定规，不必太拘泥于文体上的“像”与“不像”，而要更多着眼于内容的“真”与“不真”，考虑文学上的“是”与“不是”。诚哉斯言！
    进入创作后才发现，最大难度其实在于把握素材、找准视角。报告文学是时代投射到文学屏幕上的影像，人民群众永远是报告文学的“第一作者”。应当说，我对朱重庆、对航民村是熟悉的，但当真的把朱重庆和航民村作为描写对象时，却发现，现有的了解和思考是不够的。描写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致富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那么，朱重庆的闪光之点在哪里？航民村之路的支点在何处？当下反映航民村的现实价值又是什么？要写出一个形神兼备、言行酷肖的朱重庆，一个真实客观、风貌独具的航民村，光靠走马观花、道听途说是不行的，光是蜻蜓点水、参观采风是不够的。必须真正做到身入、心入，情入。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笔者”始终在场。这种记录者的在场感，是为了增强真实性吗？
    陈崎嵘：报告文学是最典型的“非虚构作品”，真实性是其生命，文学性是其翅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可信性、非虚构性：真人真事真时真地。诚然，文学真实性可用多种表现形式或笔法来体现，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在现场”这种写法不专业、不文学。但我固执地认为，“笔者”始终在“现场”，反映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采访创作的特点，它对报告文学作者提出了极高要求：所有事情必须“亲眼目睹”。对作品而言，有利于营造人物和环境的真实感，从而增强阅读者的真实感。在实际创作中，我还感到“笔者”始终在“现场”，方便串联故事与人物，有利于“笔者”有感而发，夹杂一些精当的议论，作出一些理性的评判。
    中华读书报：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您是怎样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
    陈崎嵘：作者思想上要有一个正确定位：你不是腹有诗书的作家，更不是居高临下的领导。扑下身子沉下去，真正地深入生活，走进村里，放低身段，低调务实。我先先后后在航民村住了几个月，不住宾馆而住职工宿舍，不吃饭店而吃职工食堂，参加会议时坐在角落头，平时有空就到村头闲逛。真正把自己视作寻常百姓、普通一员。同时，还要学会与群众打交道，用农民语言与群众交流。初始时，航民人自己也担心，农民兄弟不善言谈，可能采访不到需要的材料。但事实上，我与他们每个人都交谈交流得很好，那些精彩的故事、生动的细节，都是他们现场介绍和描述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描写朱重庆和航民村时，并非简单地写一个农村致富的故事，而是强烈地意识到，朱重庆的视野和航民村的经验已远远超出农民致富的范畴，于是把航民村放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坐标系中去定位。这样一种意识和定位的转化与提升，基于什么？
    陈崎嵘：这是基于事实和我的理解。毫无疑问，是我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才造就了航民村；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们党在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就没有航民村的今天。这不是文学的夸张，而是农村发展的史实。航民村是亲历者、参与者、受益者，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时，航民村又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一位先行者、先试者、成功者，是当下中国农村建设的一个模范样本，更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完美方案。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这个角度看，朱重庆的视野和航民村的经验具有代表性、先导性、普适性，也就具有了社会学上的样本意义和文学上的典型人物价值。
    中华读书报：“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农民、农业打过多年交道，自然知道中国农民对于土地、对于粮食那种与生俱来、刻骨铭心的眷恋情结……”您怀着怎样的心情去体味、去描写的？
    陈崎嵘：报告文学的社会价值是它的思想性、导向性、示范性：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报告文学比其他的文学样式更加旗帜鲜明地选择时代故事和人物典型，更加强烈地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更加直截了当地表达作者的爱恨情仇，从而对社会产生价值导向和示范影响，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美。作为报告文学作者，观察客观事物需要正确的立足点，对人对事需要一种憎爱分明的情感，采访、体味、领悟、描写时要有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把作品的主人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体会他们干事创业的那种热情、激情和艰难、不易，欣赏他们的高远境界和朴素美德，尽可能“逼近”主人公的心灵领地，走进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美其所美、恶其所恶。自然不能说，我在文本创作中已做到了上述这一切，但我时刻提醒自己朝这个方向迈进。
    中华读书报：作品的语言特别生动，不仅引经据典，也有民间俗语，更有拟人化的形象描写，鲜活而趣味盎然。您在语言风格上有怎样的追求？
    陈崎嵘：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风格追求应永无止境。我在创作中注意三点。一是真实。说人话，说真话。力争所写的每件事、每个人、每个行为、每个细节都经得起事实检验。最动人处是真情。文学老前辈一再嘱咐我们：文学是人学，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二是朴实。写农村，是农村；写农民，像农民；写朱重庆，成朱重庆。不炫技、不装酷。三是鲜活。注意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语言特点，尽量采用富有个性化的表达习惯，采用和化用大量的群众语言，努力使报告文学文本易懂好看。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集《诗意的学习》和《江南北国诗痕》也已出版。您在诗歌和报告文学不同体裁创作中有何不同的体会？
    陈崎嵘：不同体裁创作，我体会到有异有同。所谓“同”者，都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激情和才情，作品能击中社会焦点和百姓疼点。所谓“异”者，诗歌更多地依赖虚构、想象和抒情，更讲究语言的精炼、华美和音韵；而报告文学特别强调所写事物的真实性、现场感，文本事实和重要细节一定要经得起主人公、当事人的核对，并为他们所认可。换言之：秉笔直书、妙笔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