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看来，止庵是著名的张爱玲研究者，可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身份
    
    1959年生，原名王进文，北京人。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著有《插花地册子》《樗下读庄》《神拳考》《惜别》《周作人传》等。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日前来到南京讲张爱玲的《半生缘》。他说，除了上海和香港以外，张爱玲唯一认真描写过的城市就是南京，可直到现在也没有一篇研究文章从《半生缘》入手来讲张爱玲与南京的关系。
    文学研究中类似这样的空白之处还有很多。而止庵这些年，无论是校订《小团圆》、主编《张爱玲全集》、写《周作人传》，还是研究老子和庄子，都是乘了这点“可乘之机”。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文 徐洋/摄
    1
    学医出身的止庵，是在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后，才回归书斋重新做起了文章。
    止庵的父亲是诗人沙鸥，母亲林薇出身名门，后投身革命，双双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这辈人都不希望子女从文。止庵遵从父母意愿，放弃文学转而学医。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当了两年口腔医生，接着转行干了五年记者，然后又到外企做了十几年，这段经历虽然无趣，却奠定了他日后可以专心读书的经济基础。
    因为是半路出家，止庵发言谨慎，“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是把自己变成内行再说话”，就像这次来南京讲张爱玲的《半生缘》，他还是把这部小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
    又因为是学医出身，他在文史研究方面不会因袭既有的成见，反而在积弊重重的体制性研究之外另辟了一条新路。
    2009年，内地出版《小团圆》，他是校订者，原稿复印件中遗漏了一个字，他给补了出来。他写的《周作人传》，也在同年出版，此书“容有空白，却无造作”，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周氏研究者所作的传记，出版不久就重印了两次。
    以《周作人传》为例，动笔前，他校订、整理周作人的著、译作品近800万字。对传主的研究现状，他了然于胸。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单是周作人从未发表过的著作，经由他发现并出版的就有两部，共计几十万字。
    用止庵自己话讲，两本书的来历都特别容易，可就是没人去做。一部《近代欧洲文学史》，是北大印的一个讲义，一直在国图搁着，后来国图把所有资料上网，止庵上去查周作人，发现其中有一本《近代欧洲文学史》，再托周家人去查，拿到复印件后一看，果然从来没有出版过，“以前他那个文学史讲到18世纪，这是讲19世纪，正好接得上。出了书之后，还有人说，这不就是从前那个《欧洲文学史》嘛。我说你看了没有？都不看。”还有一部1937-1938年翻译的《希腊神话》，过去以为早已失传，可止庵多方查找后发现，370页的译稿，就在社科院搁着。
    2
    多年以后，止庵倒体会到学医的一点好处了，那就是重视实证和逻辑，看得出不科学的地方。
    写《周作人传》的时候，止庵看到一本书中说，周作人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还写文章，写文章肯定为了发表，发表肯定为了挣钱，觉得这事儿很悲哀。但止庵发现，抗战到了后期，因为政治原因和纸张供应不足，沦陷区的报纸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关张，周作人自己编的杂志也停了，此时已无处发表文章，还怎么拿稿费呢？于是，止庵在《周作人传》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不起眼的话：“周作人继续写作，虽已无从刊布”。 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却足见止庵的认真和较劲儿。
    “我们脑子里太多的‘理所当然’‘众所周知’，或者‘不言自明’‘想必如此’，这些都是不讲理的词，你细细想的话，全都有问题。前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后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自己的思考。”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是如此。主流史学界向来关注“实事”——“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鬼子闹中原”才是实的，说明这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至于“神助拳”这种空话假话，没人去关心，因为觉得不重要。但止庵认为，没有“神助拳”哪有义和团？
    在查阅了700多万字的原始材料后，止庵从中摘出十多万字，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神拳考》这样一部被誉为别样“人类愿望史”的著作。它探讨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愿望是如何被极端化地集体性付诸现实。“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其各种运用及产生渊源的文化本质成了止庵的研究所指。
    无论是《周作人传》，还是《神拳考》，止庵都认为自己是乘了一点“可乘之机”：“现代文学研究，本来没我什么事，我只是一个读者，但我觉得确实有很多空白之处”。
    3
    在外界看来，止庵是著名的张爱玲研究者，可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身份， “只是大大小小地解决过一些琐碎的问题。比如台湾出《重访边城》，我重新校对一遍，把认不出来的字全认出来了，还有段落不对的，也重新校过来排好了。类似这些东西还是有点小意义。”
    尽管目前“张学”已成显学，可研究空白依然很多。“除了上海和香港，张爱玲唯一认真地描写过的一个城市就是南京。她在《半生缘》里面写到清凉山、玄武湖，写在玄武湖边上看城墙，感受到南京的美；写南京冬天的寒冷，比上海还冷；写结婚时去什么饭馆吃饭，送什么南京特色的礼，这些都很详细。她对南京的这些感受一定不是二手的，一定是来过好多次才会有。”但张爱玲到南京来的事，《小团圆》里没写，《今生今世》里也没说，只有胡兰成侄子的一个同学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去胡兰成家里见过张爱玲，他们正在打网球。张爱玲因何对南京如此熟悉？借着这次来南京，他想讲一讲这部作品，也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止庵身份很多，作家、学者、编书人，还曾做过医生和记者。可他最看重的，还是“读书人”这个身份。“书读多了，我知道好坏，你蒙不了我。读书这方面我成了一个专家，是太可笑的一件事。”他说，读书本应如吃饭、刷牙一样正常，可现在，读书成了一件好事儿、一种技能和特长，甚至一个职业，这让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
    因读书而出名的止庵，也是出版社最爱邀请的“荐书人”，出了新书总喜欢找他来“站台”、说上几句，这些年他拒绝的活动远比参加的活动多。他挑选的标准是：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想读，或想重读，不想读的书就不去参加这书的活动。也有人出书请他写序、写书评，他没答应，为这事得罪过人，“我不想写没有意义的文章，写文章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写完之后还是希望它长久一点。”他说，“最怕就是你还活着呢，作品已经死掉了，今年写明年就死了。”
    对话
    只有读书这事
    应该势利
    读品：您最为推崇的中国作家有三个，鲁迅、张爱玲和周作人，为什么？
    止庵：我有兴趣的是两块：一是先秦哲学，我写过老子和庄子；一是现代文学这部分，茅盾、巴金、老舍几乎全部的作品，我都读过。读书这事，我觉得就跟金字塔一样，研究者如果老在根基转悠，可能一辈子白费，要研究就研究最好的。我是1984年开始读张爱玲，1986年才读周作人，鲁迅读得比较早，经过一番比较，这三个人在我的现代文学观里，是在金字塔尖儿上的。
    我觉得待人不能太势利眼，不能见着富人就点头哈腰，见着穷人就特别横，这不行。但是只有一件事人可以势利眼，就是读书这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读书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凭什么读那些坏书啊？你应该读那最好的，这应该势利。
    读品：这三个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精神特质？
    止庵：真正做到决绝的作家，是鲁迅和张爱玲。现在的小说家偏温情，到了悬崖边上就转回来了，坏人如何坏、好人如何好，都可以写，但是没有坏人也没有坏事的悲剧怎么写？那种绝望、那种没有任何原因的悲剧，你想得到吗？你想到了你敢这么写吗？你看张爱玲的小说改编以后，无论是李安还是许鞍华，都是比张爱玲的立场往回退。张爱玲是写得特别决绝，义无反顾的。咱们现在作家太不决绝了。周作人在散文美学上有一个特别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只有到他这里，才真正地解决了“写作的非对象化”问题。写作不是讲演，不是为了让别人接受，而是应该像说话和交谈一样。
    读品：您说自己看书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的空白之处，也发现了很多漏洞。
    止庵：举个例子，很多人写过回忆录，他是拿别人的回忆录摘到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去，然后再补一段话就算是一段新的回忆了。比如《鲁迅全集》出版以后，好多人看了《鲁迅日记》，写跟鲁迅见面的回忆文章把鲁迅日记里面的话挪到他自己的书里面，算是鲁迅跟他说的。我还见过有人写鲁迅跟丰子恺见面，鲁迅怎么说，丰子恺怎么说，鲁迅说的话全是鲁迅文章里的，丰子恺说的话全是丰子恺文章里的，两人见面，你背你的书，我背我的书，哪有这种事儿啊？这样的回忆录你信是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