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张炜写出了《寻找鱼王》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但他认为他不是为了某个读者阶层去写作的人 现代快报记者 路军 摄
    
    《独药师》 张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56年生，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作家。其80年代前期所创作的长篇乡土小说《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2011年，张炜凭借耗时20余年所创作的七百万余字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经如此评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那10多年，“只有历史上的唐朝诗歌，可以和这个时期的小说媲美”。这个中国文学的黄金年代伴随着一串闪闪发光的名字——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张炜……
    在这串名字中，阅读张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张炜的40多年写作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进程交织在一起，在每个时段都留下具有范本意义的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融入野地》等代表作无一不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但有意味的是，除了在1990年代前期以忧愤的态度参与过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与所谓的文学热点和流行话题自觉保持着距离，他的创作也很难被妥帖地归类到某一文学思潮和概念之下（评论家马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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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黄金时代的中国作家们，在写作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西方文学翻译作品的影响，张炜说他也不例外。这和他进入文坛之前的阅读经历有关，“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阅读渠道有限，能看到一小部分鲁迅的作品，另外就是地下流传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这些西方作家”。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开始写作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比较大”，张炜说。
    张炜小时候生活在胶东半岛的海边，他永远记得那庞大的荒滩，静默无人的林子，在那里，他生活到19岁离开，开始在半岛地区游荡。他视那段生活为写作的好材料，还有贯穿他少年时代的孤独。“我那时依赖书本、植物、动物，和它们一起成长，偶尔遇到一个人都会觉得很有趣。孤独有利于想象，让我置身其中的那些事物有利于内心世界的扩大。”
    阅读滋养了他，让他很自然地开始拿起了笔从模仿开始，“写得多了，就开始出现了自己”。
    张炜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到1982年后，张炜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旺盛期，成为国内最活跃的青年作家，并接连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奖。他198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古船》，在国内外持续引起强烈反响；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再次在海内外获得了一片叫好。
    但张炜很早就有意识地去除身上的翻译文学影响。上世纪90年代，张炜感觉到了一种不安，“就是意识到自己身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不够”。张炜用“痛感”这个词来描述他的感受，为了消除这种痛感，他开始大量研读中国传统文学经典，楚辞、诸子百家，还有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陶渊明的诗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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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炜用文字构建的世界是丰富的，他的笔下有乡村和他生活的半岛，有浪漫的乡愁和野地的生趣，有成长与妥协的疼痛，有宏大的历史与洪流般的现实。某种意义上说，张炜文学世界的开阔和深邃来源于他对自然和人类理解的开阔和深邃。
    提到张炜，除了早期的《古船》《九月寓言》《融入野地》等作品，2010年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是他本人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无法绕过的作品。这部长达450万字的巨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亚洲周刊》 “世界华文十大小说”榜首等一系列奖项。这本书写完时是514万字，后来出版社觉得太长，张炜就压缩到了450万字。“花了我22年，是我的书中耗费情感和生活最多的，这本书的写作把我生活经验、文学经验，阅历里获得的一切全都汇集其中了。这本书对我而言不可重复，以后也不会写这么长的东西了。”
    《你在高原》主要讲述的是一批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的经历，围绕主人公宁伽不断探究父辈及家族的兴衰、苦乐、得失和荣辱，在广阔的背景下展示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特质。全书分三十九卷，归为十个单元，每个单元单独成立，但十本连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大故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而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
    去年，张炜又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独药师》，这次他再次回到他生长的土地——小说以清末民初山东半岛东部民众原生态生活为背景，把同盟会早期革命与传统养生哲学糅合起来，把决定中国走向和错综复杂的民族历史变迁，深藏不露地放进一个貌似爱情小说的逻辑里。
    近几年，张炜也开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写出了《寻找鱼王》等作品。但张炜觉得他的写作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他不是一个专门为某个读者阶层去写作的人。在张炜看来，《寻找鱼王》中那个山村少年苦苦寻找“鱼王”学艺的传奇故事，只是一个朴素的、感动了自己的故事。或许正像作家博尔赫斯曾说的那样，“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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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中年之后，张炜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他曾经写过一篇《中年的阅读》，里面讲到他中年之后，对虚构的东西非常挑剔，但他也表示“绝妙的虚构”还是要读，比如鲁迅的小说，比如他最喜欢的两个近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更古典一些的是托尔斯泰、屠格列夫、雨果，还有聂鲁达的诗，“这些绝妙的虚构，永远魅力无穷伴随终身”。
    另一方面，张炜喜欢阅读的是回忆录和真实的社会记录。有一本上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南极探险者的传记，他到现在还会翻阅，觉得依然有趣。译林出版社近几年出版了的俄国作家赫尔岑的自传《往事与随想》，张炜也反复地读了很多遍。
    去年，张炜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但张炜并不觉得多了一个身份会对写作时间带来影响。相反，他觉得写作应该是业余的，一个作家平时完全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种地、教学、生活，并从这些看似庸常的场景中获得写作的材料，这样的创作才是可持续性的。例如当下的消费主义大潮，张炜觉得对于社会来说可能不是件好事，但对于文学写作来说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这给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观察人性的机会，从中看到人性的更多可能性，会产生各种淋漓尽致的故事。
    “个人的想象是不会超过无数人的行为的，群体中各种奇特的角落，是个人想象不能够完全抵达的。所以好多人开始觉得，当下的社会中作家的想象力似乎有点落伍了。”但是为什么还需要作家个人的想象？张炜觉得，因为作家个人的想象真正进入个人的语境和语调，赋予了作品个人的气息，“同样的故事，不同的人讲得也不一样，细节是不被重复的”。
    张炜喜欢那些谦虚的人写出的作品，“那里面有一种无法言语的朴素与诚恳。还有什么比这种更动人呢？”
    对话
    文学中应有巨大的善意
    读品：您的作品《远山远河》描述了一个书痴书虫，这其中有自传成分吗？
    张炜：第一人称写作很容易误导人理解成自传。但是它把我从小对文学，对纸张和文字的迷恋，这种情感的状态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本书再版了很多次，在国外也出版过，很多人从书中主人公的个人奋斗成长，尤其是文学成长，找到了情感共鸣。一个作家，除非刻意地要写自传，他不会钉铆对榫地去写自己真实的生活。反而会故意绕开自己个人经历。这个努力，所有作家都在做——绕开得越远越好。但奇怪的是，个人经历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无论怎么绕开，作品多了以后，会发现还是在围绕着个人的真实经历和情感在打转。
    读品：有一种说法是您是一个写作非常狂热的人，是这样吗？
    张炜：我其实没有一个职业写作者的写作习惯，我觉得写作是业余的，平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冲动的时候才写作。每个人写作的方式和方法不同，我不否定别人的规律性写作，但我个人觉得写作是没有规律性的，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在规律的时间段有灵感，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要勇于适时停下。
    读品：在《独药师》出版时，您说过这本书接近文学的本质——长生、革命与爱。
    张炜：与其说是接近文学的本质，不如说是接近人类最关心的事物。革命是一种迅速改变生存命运的行为，每个人内心都强烈有过这种需求，爱则不用说了，有时爱甚至是一切创造的基础；长生是亘古不变的生命问题，都是最大的人生问题。文学的本质，其实是人的本质。
    读品：您觉得怎样的语言是好的作品？
    张炜：好的作品语言里有一种金属感，而不是绵软、无力、懒洋洋的，像发过的海参。比如美国作家E·B·怀特，他的语言朴素，质地密实，散发着光泽。
    读品：您觉得作家和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张炜：作家要用文学表达善意，文学的善意是一种巨大的善意，而不是一般的善意，是深远的善意，而不是局部的善意，有时候甚至不是当下的善意。这种善意是在时间里体现，是在作家本人全部的创作中体现。有些作家觉得通过反映社会现实，并推动了一些社会现状的改变，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这只是文学附带的功能，文学是一个源于心灵、作用于心灵的东西，它根本上通过改变人们的心灵，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改变，改变心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是最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