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凡：国家一级作家、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鼠年》《机器》《生铁开花》、小说集《黑色部落》《赌者》《人间城郭》《蓝色鸟》、散文集《镜中的你和我》《我的少年王朝》等，编剧《山楂树之恋》（张艺谋导演），已发表作品500万字。
    6月7日，著名作家肖克凡来到抚州参加2017“名家访抚州”文学笔会活动。活动期间，肖克凡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 就像花要开放一样，写作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一个愿望。
    ● 文学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世道人心，影响我们的心灵，这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基本逻辑。
    ● 只要人性不发生根本的走移，文学的本质就不可能变化。
    ● 对文学怀着平淡之心，反而会把生活看得更真切，表达出来也更真挚。
    写作者都在写自己的过去
    记者：据记者所知，您1983年发表处女作时，从事的工作与文学无关，您为什么会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肖克凡：这可能与我成长的经历、家庭的环境、自身的性格有关。童年的家庭变故以及对世界的不可知，促使我在文学世界寻找表达。那时，也不存在发表作品的想法，只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我觉得，就像花要开放一样，写作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一个愿望。我们心底有思想的种子，就会想让它开花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有的是与人分享，如给别人写信；有的则是写给自己，如写日记，这都是初期的文学创作。或许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写作者。作家是显性的写作者，没有成为作家的是隐性的写作者。能否成为作家，不在于你所学的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而在于你是否付诸笔端，把心声外化为文字。
    记者：30多年来，您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在您的作品中，我们始终能看到天津地域、工厂体验的印记。
    肖克凡：每一个写作者都在写自己，甚至可以说，任何人都在写自己的过去，今天的情景只是一种触动，一个开关，唤醒你心底的记忆，过去的积累与今天的情景相融，进而产生作品。我从小在天津长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陆续创作了一些浸染着天津地域文化的“津味小说”，《赌者》《天津大雪》《天津大码头》等，这些小说虽然主要反映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风貌与人物，但实际上是现实折射于我心中的反映，写的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只不过我把它移植到了某个时代背景下，这就是文学创作中常提到的“借尸还魂”。
    至于工厂和工人，那是我熟悉的，也是我热衷的。我16岁就进入工厂，做了6年的工人再去上大学，学的还是机械制造。此外，工业题材和农村题材一样，工业文明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工业美学、人际关系和生活魅力。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工业题材或者跟工业有关的人与生活，在大众视野尚有一定的关注度，但在当下文坛，工业题材似乎并不那么“热闹”。然而近年来，您持续推出了工业题材三部曲《黑砂》《机器》《生铁开花》等，您为什么还在坚持工业题材创作？
    肖克凡：曾经有朋友把我的作品推介给影视制作机构，他们的智囊团却说，工人阶级已经变成工薪阶层，受众都没有了，还拍什么工人、工业题材？是啊，无论是从历史长河，还是近现代的文学创作来看，工业题材似乎从来都不是丰产的文学类型。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写。因为曾经有这么一群活生生的人，我希望能以文学的方式让他们留存下来，为他人了解。
    文学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世道人心
    记者：除了小说家，您还是一位编剧。2010年，你编剧的《山楂树之恋》由张艺谋执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您当时有想到这部影片会如此风靡吗？
    肖克凡：说实话，我完全没有想象到。
    小说与剧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文本，写作与编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创作。小说的文学元素非常丰富，有叙述、描写、议论、对话等等，选择范围很大，而剧本更多地侧重表象和台词，甚至都不太需要心理描写……尽管有诸多不同，但我想两者的文学性是相同的：塑造人物，产生矛盾冲突，表现人的命运，以及我们常常说的人性。于是，我非常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不是刻意追求故事的跌宕起伏。
    再后来，我对《山楂树之恋》的成功进行了反思——凡是吸引大家的，一定是我们社会生活所缺失的。在那个环境不太多元开放的年代，两个青年男女凄美纯情的精神之恋，或许是当下许多人所缺失和渴望的吧。
    记者：不仅是《山楂树之恋》，还有许多文学作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简·爱》等，其中纯真的感情也让读者百看不厌，一次次被它感动。
    肖克凡：文学跨越时空、超越种族，这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我们对《简·爱》中描述的那时的英国社会生活根本不熟悉，可我们还是被那位个头不高、长相不漂亮，但却自尊自强的简·爱深深感动。为什么会这样？人性！无论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大家的人性是相通的。而人性有一个规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坦诚地说，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平庸得像尘埃一样，今生今世可能不会有如此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我们的价值观与他们是一致的，我们认同片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观、价值观。向上向善，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情感和精神。
    记者：文学作品就应该担负起价值引领的作用，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肖克凡：这是肯定的。文学的存在，就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世道人心，影响人们的心灵，这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基本逻辑。所以我们提倡阅读世界名著，就像我们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一样。
    其实，对当下社会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现象，我有些担忧。那就是有些人自己做不到反而去贬低它，进而崇尚暴力，鼓吹谎言，为某种恶行辩解、甚至寻找合理理由等等，这实则背离了人的基本精神。
    文学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下网络文学的兴起，以及传统文学的式微？
    肖克凡：其实，主流文学并非受到网络文学的挤压而式微，早在网络文学兴起之前，纯文学已经式微。上世纪80年代，民众没有别的通道来感知文艺，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电影、电视、广播电台的评书等逐渐兴起，人们宣泄情感有了多重通道，直至网络的出现，文学的轰动效应渐渐失去。
    高科技带来了阅读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写作方式的改变。过去发表作品的门槛很高，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可能也没能发表几篇作品，而当下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发表作品的门槛越来越低，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形式无限拓展了文学的载体，这些或许继续减弱了传统文学的影响力，但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元。
    记者：线上也好，线下也罢，时下文学的创作手段在快速翻新，甚至有些眼花缭乱。
    肖克凡：严格地说，文学很难用创新、改革来定义衡量。文学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无非是文学表达手法的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还是要塑造典型人物，并以人物的命运构成故事感动我们。所以在我看来，尽管进入了高科技时代，文字可以在电脑屏幕上随意敲出，但文学最根本的还是那些朴素的东西。
    西方文艺理论的进入，我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然而，以前那些经典的写作指南没人再提了，而是不断翻新，试图用新的词汇解释新现象。比如把“写作素材”改称“写作资源”。我们老作者不会被迷惑，但新作者可能会产生隔阂。其实，素材这个词多朴素呀，即使望文生义也能明白其意思，而资源这个称呼很现代很时髦，但没有写作素材来得直接。再如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把情节定义为人物性格的历史，而今这也没人说了，风行的影视文本，更加看重的是故事的传奇化，而故事是否“从人物出发”似乎并不重要。实际上，文学始终要塑造人。
    记者：近年来，许多读者都有这样的感触，虽然面对庞大的文学作品生产量，激动人心的作品却甚是稀少。面对文学影响力的下降，有些人发出了“文学死亡”的担忧，您怎么看？
    肖克凡：我过去做过一个访谈，叫“一切都没有改变”。只要我们的人性不发生根本的走移，文学性就不可能变化。历史生活是阶段性的，根本性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元，而人性并没有根本变化，人们还是喜欢美食、追求健康等等，有些人说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少了，但真情依然存在，也依然被人渴望。若人性不变，那文学的本质就不会有丝毫变化，只不过它表现的形式可能不一样。我们对文学要有信心，因为文学直指人心，与我们灵魂有关。
    文学的生命永远在于真诚
    记者：在抚州采风期间，记者常看到您和基层写作者交流创作经验。
    肖克凡：说真的，这几天接触到的许多基层写作者，让我感触很多。富贵、欢天喜地是文学表现的一部分内容，但总体来说，文学反映人生，往往以沉重、以苦难见长。这些基层写作者热爱文学，本身就在生活的原点，把文学视作生命的一部分。文学的生命永远在于真诚，他们对生活有看法，并且用写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挺好的。对文学怀着平淡之心，反而会把生活看得更真切，表达出来也更真挚。切勿功利地对待写作，把写作当成是改变命运、博取名利、甚至光宗耀祖的手段，毕竟文学的成功之路，是比较狭窄的。
    记者：肖老师，您来江西已经很多次了，您觉得我们江西作家有哪些优势可以挖掘？
    肖克凡：江西作家的小说我读得不多，但还是有深刻印象的。江西作为革命老区，有它的文学传统，与沿海地区的思想活跃相比较，显得比较守正，有干预现实生活的勇气。如陈世旭的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杨佩瑾的历史题材小说等，都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干预意识。
    江西文化土壤深厚，对写作是十分有益处的。但在文化土壤深厚的地方，又提出了新的课题，不能抱残守缺，要开阔眼界，接受新事物，在文学上有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