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认为，目前的作文教育基本上是传授各种套路，教学生如何揣摩出题人的意图。“训练写作文到这种地步，还能训练人思考吗，只能训练人滑头了。”
    
    虽然提起张大春，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还是会在的名字前冠以“小说家”的称谓，但是有“顽童”之称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可是有阵子没有写过小说了。
    没有创作小说的张大春在干什么呢？从《认得几个字》开始，他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语文教育上。日前，他的《文章自在》一书也再版了。这本书在个人教育经验外，张大春说这本书也是为了尽到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当前文化环境下，读者越来越少，越来越低等，或者对我们所写的内容不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语文素质的落差，这不是读者的责任，而是作者的责任。”这是张大春去接近读者的一个迂回策略，他希望透过对语文的琢磨，也许会召唤一些真正对表达有兴趣的人，召唤出有品质的沟通和交流。
    在《文章自在》中，张大春指出“文章”与“作文”二者的不同。“作文”是别人叫你写的话，“文章”是你自己想说的话。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苏东坡被贬时有一位仰慕他的学子名叫葛延之，这位学子一路沿着苏东坡贬谪的路线追随他，终于与苏东坡见面得以讨教如何做文章之事。苏东坡指着菜市场上热闹的交易景象，告诉葛延之，买东西“必以一物摄之，曰钱，文章亦也。”
    张大春讲述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写文章的人，要想得到经史子集里的学问，需要用“意”去换取，而“意”即个人对一件事情的主张、看法、感受。有了自主意识和表达欲望作前提，才有好文章的可能性。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日前专访了张大春，听他讲述什么才是良好的语文教育。
    
    在北京理想国书房接受采访的张大春
    “在应试制度下，好文章不一定会出头，坏作文得高分会发生”
    界面文化：你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说法“不要写作文”，现实是语文教育很重视作文，在你看来，语文教育中不应该包含“作文”吗？
    张大春：我是有点故意把作文和文章说成两个概念，实际上这是一件事，那就是写作。教写作的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能够让孩子在八岁到十八岁这段启蒙期，具备文从字顺地从事表达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能够有条理地去整理自己的思维；最高层次能够面对一个话题有方方面面的看法，可以完整地激发出自己的主张。空谈起来，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我们的目的和结果之间已经产生了偏差。
    界面文化：所以是中间的方法导致的？
    张大春：我有一位朋友，是台北非常有名的补习班语文讲师，他比其他补习老师厉害的地方就在“教作文”上。他告诉我教作文有个秘诀，是有一套“公式操作”，他要求学生每人背20个经史子集里的句子，后面还对应一句白话文。“士君子立志不难，但是能坚持下去却不容易。”再或者，“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反对的不是作文这件事情，也不是孩子不应该从八岁到十八岁学写东西，而是这一整套的训练方式。训练写作文到这种地步，还能训练人思考吗，只能训练人滑头了。
    界面文化：你认为目前写作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写作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张大春：老师出题之后，学生会习惯性地去揣摩老师的意思。比如一个题目“雨过天晴”，下过雨了天蓝了，但学生想老师可能是在说一件不好的事情过去了。养成了这个习惯，这个孩子从八岁开始，是在训练自己如何去揣摩他人之意志。面对应试，学生还要揣摩判卷人的意思，所以你要揣摩这个人和那个人，那么’我’在哪儿呢？所以学生写的内容里没有自己的主张、意识、想法。古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孩子从开始练习第一天，就要有大担当、大志向，作文课不够，更让孩子知道文章是什么，而且要有比写作文更勇敢的思维。
    界面文化：书名《文章自在》四个字中，“自在”作何解？
    张大春：自在，可以说是歧义或者双关，自在就是回到本我，我觉得文章不应该从命题出发的，现在这种应试作文中，最优秀的人才在的提炼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在写作文上形成了套路，虽然不出格不出框，但自主意识是薄弱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要写文章，不要写作文”，文章与作文不同，有读者看了你的书后，称“如果在上学时候看的，可能作文就不及格了”。作文和文章一定是矛盾对立的吗？写得好文章的人一定能写得好作文吗？
    张大春：我反对的不是作文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孩子不应该从八岁写东西，而是这个一整套一整套的训练方式。本来好文章和好作文不应该对立的，但是事实是往往会发生。在现在的应试制度下，好文章不一定会出头，而坏的作文被评为高的等级是会发生的。因为它符合这些标准，比如有引用典故、成语，甚至用得看似准确，我们怎么会不焦虑呢？
    
    《文章自在》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树立标准会剥夺我们对好文章的理解能力”
    界面文化：那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转变我们对“好文章”的评判方法才能化解的吗？
    张大春：好文章没有标准，好文章是从情感的触动、质性的启发这两个方面，为读者带来高度的快感。评判作文可以负面表例，如字句不通顺、字词用错等，但是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东西。树立标准反而会剥夺了我们对好文章的理解能力，我的书里有6篇选自别人的例文，不是韩愈、苏东坡，而是苏洵，没有徐志摩、朱自清，却有毛尖、林今开。很多读者未必喜欢毛尖，但毛尖笔锋内带情感，在尖锐评论文字背后是有感情的，所以同样写父母的文章，我为什么选毛尖而不是朱自清，就是要从所谓的名篇名著的惯性耽美修辞中跑出来。
    界面文化：应该如何改变现有写作教学中的问题呢？如何激发孩子的自主意识呢？
    张大春：主要是在出题上。我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英文老师让我们用英文写一篇作文，内容是写“铅笔”，只去描述这支铅笔的外观。我当时很痛苦，因为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出题，他的目的是训练纯粹的白描能力。出题方式不是出宗旨和思想，而是出一个写作方向。再比如，老师在黑板上随便写十五个词语，或者从梁实秋的文章里挑选15个词语，让学生按照顺序写一篇文章，你当然不会和梁实秋写的一样，第一个词到第二个词是怎么跑的，这其实就是谋篇。
    现有的应试制度下，不是没有出现过好的题目，大陆高考有一年有一个省的题目是“摔了一跤”，这个题目很容易引导出关于摔跤这件事不同的新想法，虽然它仍不免埋伏一个摔倒了爬起来的想法。但是这个题目很有弹性，等于没出题，正因如此，写文章的人主动性就更强。尽量找到不具备特定指向性的题目，更好是让孩子在每一步学写文章的过程中，每一篇都能想出一个他自己的主题。
    界面文化：也就是老师要把自主性交还到孩子手里？
    张大春：老师不是来告诉别人怎么写，老师只是一个开矿的工人，真正含金的矿石是坐在课堂里的孩子。出题要惯于用各种方式诱导孩子有更完整更美好的表达，其实老师一点也没有放弃他的主动权，而是要去精心设计一个方式，可以让孩子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老师要主动去挖，因为矿一直在那里。
    “教材中减少文言文比重是剥夺学生进入真正汉语精髓的机会”
    界面文化：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教育，都会在课本里注意强化很多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内容，语文教材中需要文言内容吗？
    张大春：减少文言分布事实上是剥夺学生进入真正汉语精髓的机会，台湾的国文教材文言分布在60%，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是文言文。其实这并不妨碍你在日常生活上的表述，反而会让你在更亲近和熟练之余，更了解汉语的组织、构造、细微变化。我们生活里面随处都是文言文，比如我们感叹‘往者已矣’，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有别于白话文的另外一种语言。
    界面文化：但你在书里讲很多孩子并不能真的理解、运用文言文，这是为什么？
    张大春：不论是诗词曲赋还是文言散文，都牵涉到文言语感的建立，它是不能被翻译的，当被翻译之后，比如“抬起头来看见天上明亮的月亮”，它就“怂”了，正是由于不能翻译，诗词的美感才建立得起来。真正的文言，就在诗词里面，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昨夜星辰昨夜风，仔细想这些不是那么需要翻译的东西。文言和白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把它分成两种东西再去理解，两者会越分越远，我们对文言更会逐渐地疏远、离弃，重视古典诗歌这件事情，其实是回到汉语最精炼的核心组织，不仅仅是纯粹美学欣赏。
    界面文化：《中国古诗词大会》这个节目前不久引起了很多讨论，你有关注吗？这个节目通过背诵诗歌形式进行比赛，你觉得这种单纯背诵的方式是好的吗？
    张大春：我只能说我非常羡慕他们的记忆能力，所有人都应该赶快拍手，没有第二句话好讲。有人说这样的背诵不能让他们学会作诗，谁要叫他们作诗人，他们长远而熟练地浸润在这种诗词典籍的里面，一定是有很强大的热情。其实我自己是不太背的，但背诵事实上是一种去亲近最精致的汉语的行为，这其中也必定带有美学层次的欣赏，我们不必对短期记忆的功效过于苛求。我在写《大唐李白》的时候，我相信李白小时候也是透过一种游戏的方式，背诵了很多前代人的诗词，李白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没有机会成为士大夫，但是他为什么还会背，一定是以游戏的方式。背诵诗词的孩子们难道是单纯为了参加一个节目吗？这个游戏不坏，是令人感动的一种专注和热情，除了鼓励他赞美他，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界面文化：有另一种批评声音认为，小孩子接触很多他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的诗词，等长大后会因为太熟悉而失去内心产生触动的机会，你怎么看？
    张大春：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我认为明明就是嫉妒他人有非常良好记忆的恶劣说法。一个人熟读熟，宋诗千百，就会丧失情怀，这是什么逻辑？我们当然期待每一个背诗词的人，都能把他背过的每一首诗，有一个丰富内化的经验，但也只能说是，去期待如此。
    界面文化：在教育方面，另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话题就是性教育。台湾之前出现过小学生依照性教育课本偷偷尝试性行为的事件，也引发了对性教育很热烈的讨论，您觉得当前台湾的性教育做得如何？社会对性教育的各种考量和看法，你有什么见地吗？
    张大春：性教育是个暧昧的领域，不从事这个教育，孩子没有正确的性和性别观念，但是有人担忧它和贩卖色情只有一线之隔。性教育方法上，北欧人有很好的想法，比如丹麦、瑞典、甚至德国、法国。虽然好像西方环境很开放，可是他们对孩子的性教育也非常小心，担心者不是全然没有道理，有些东西向西方取经未必不是好事。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我们是顺其自然而得性教育，但我不知道这个顺其自然四个字的刚性有多强。
    社会会提供很多的刺激和诱惑，都可能会带来的危险，我们关注的不是只有性教育。所以当我们担忧一个人走偏，其实是担忧他人格走偏，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唯一的东西，不是唯一我们所关心的，甚至他不是焦点，这其实是全教育的话题，性教育和国文教育都是全人格教育。至于具体的方法，还是要交给更多的专家。
    
    张大春和儿子在为《认得几个字》拍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