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特里·威廉斯对谈生态文学写作
    人与自然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
    “我们村子背后是一座四五千米高、终年积雪的高山，村子位于海拔3200米左右，往下走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狭窄的峡谷，往上走至海拔3500米左右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阔大的地理空间，稀少的人群，你会突然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家庭或者家族的概念，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特别重要。”作家阿来如此描述地域、人类、文学作品三者最初连结的关节所在，近日他和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在上海师大对谈，探讨如何用文学阐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
    作家对自然的兴趣往往与他童年生活的地域相关。“我小时候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对自然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也跟自然界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没有天气预报，但是有自己的一套预告系统：如果晚上溪水奔流的声音非常大，第二天一定是雨天；如果村后的雪山戴上了云雾的帽子，从帽子的形状就知道到底是要下雨还是刮风。”这是自然赐给人类的经验，也是它给予作家创作的来源。于特里亦是如此。因为出生并生长于美国犹他州的熊河鸟类保护区附近，特里天生与大自然亲密无间，“我的家背后坐落着群山，面向的是一片广袤的湖水。可以说，家乡周围的景观塑造了我。”
    自然文学中，描写自然是一个重要层面，但它的意涵不止于此。特里的写作更多的是将自然与她的社会、家庭关系对应起来描写。“我的亲戚们聚集在一起居住，我的叔叔和兄弟们喜欢打猎，从事的工作也是铺设管道，而我的作品是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可以想象，有时我们餐桌上的话题会多么尴尬。我的文章中充斥着这些让人不安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冲突、矛盾的一个缩影，特里擅于以此来让人一窥这个矛盾的真实景象。
    与特里相较，阿来更像一个观察者与记录者。长篇小说《空山》、长篇非虚构《瞻对》、“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这些年他的写作多少都与自然相关，阿来记录下自然在和城市化进程、消费社会的对撞中的改变、损害乃至消逝，同时也记录下改变了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乡村的秩序以及人的命运。“曾经我们那个村子不到两百号人，砍树最厉害的时候，伐木工人是我们村子人口的五六倍。我们村子里的人晚上去把机器搞坏，但第二天就被抓起来了。那些延续了上千年的原始森林，在工业化的操作之下逐渐消失。你抗拒不了。”在他看来，自然的毁坏，最重要的是人们内心森林的消失。“过去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你不会知道它对我们的生活起了多么好的作用，但当美好的、完整的自然被破坏、消失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已经消失的东西的重要性。”
    “关于自然，中国人过去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有传统文学的‘山水田园诗’，但因为我们是个后发展社会，并没有提供一个如何在现代工业社会保护自然的理念。”阿来剖析中国保护自然观念的某种缺失，在他看来，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利奥波德的理念或许会是一种补足。“他在《沙乡年鉴》中提出‘荒野伦理’或者叫‘土地伦理’，这像我们经常讲的‘共同体’的概念，这个共同体包括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员：一棵草，一只鸟，一株树，都是生命共同体中最重要的东西，人在这个共同体里的地位只略微高一些。”
    自然文学作家提供的不止是理念，同样的还有现实可行的方法，这也是阿来对自己写作的另一种期冀。“我的自然文学书写受到美国作家约翰·缪尔的启发，他给我最重要的启示是，他们的写作不是坐而论道的，而是知而起行的。他的《夏日走过山间》推动了美国国家的立法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也就是说，自然文学家推动了环保政策的实行。环境问题和我们每个人相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自然文学作家的责任，知行合一。”
    为什么自然文学作家如此执着地刻画人与自然的关联？特里将其归结为一种情感，“爱与悲伤”。“我们深深热爱着我们的家园和自然，但同时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悲伤。好像人类和环境在开战，可以说，我们的内心是破碎的。也正是基于这种悲伤，我们才能更加大胆地去爱这个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