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塘约和《塘约道路》——对话新华社河北分社原副社长师学军(下)
访谈背景: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甲的《塘约道路》,附录部分是新华社河北分社原副社长师学军的一篇文章,题为《我看塘约和<塘约道路>》。此文后来被多家媒体转载,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塘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师学军曾两次为王宏甲的著作作序,写过不少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也是最早了解《塘约道路》采访、写作情况的人之一。早在《塘约道路》出版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初稿和历次修改稿,并且去塘约作了实地考察。本期刊发本报独家专访,请师学军同志再谈塘约和《塘约道路》。 访谈嘉宾: 师学军,1956年出生。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和编辑工作,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兼《人物周报》总编辑等职。 塘约道路的核心是集体化 刘学文:塘约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你认为最核心的什么? 师学军:我觉得是它的集体化。它把人和土地两大资源重新整合到一起,以组织起来的面貌面对市场,这非常重要,但只是个手段,集体化才是更核心的东西。 刘学文:“确权”和“流转”也是手段。 师学军:对。塘约是在已经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之后,才对土地进行“确权”和“流转”的,以后又搞了“七权同确”。塘约村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半,每一亩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金才五六百元,靠这点钱,连脱贫都做不到。塘约的奇迹是在集体化的运营中创造出来的。有些报道过于突出“确权”和“流转”的作用,好像一经“确权”“流转”,农民就富起来了,那是一种严重的误判、误导。 刘学文:这就是王宏甲老师所说的:“‘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关键。” 师学军: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这里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单纯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角度讲,只要组织起来,它就比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要好。第二,如果我们还顾及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例如共同富裕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还顾及农村建设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顾及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和城乡社会的健康、稳定、安全等等,那么,农村改革就不能只考虑生产力一个方面,还得充分考虑生产关系的调整。这样,就有一个怎样组织起来和靠谁组织起来的问题。 农村怎样组织起来?靠谁组织起来? 刘学文:我们重点谈谈你上面说到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吧。 师学军:关于这个问题,在宏甲的书中,在你们已经刊发过的那些访谈中,其实都谈到了,我再说也是重复。举个例子吧。不久前我到一个中部省份,去看了一个很有名气的村庄。我们把这个村庄和塘约对照一下,就比较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了。 刘学文:好。 师学军:这个村子也组织起来了,但不是组织到了一个合作社里,而是组织到了一个企业集团里,而这个企业集团是私人的。集团老板同时兼着村里的党总支书记和村主任。他的做法是和农民协商,愿意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他买过来;不愿意流转的,他租用,这样把土地集中了起来,实行规模经营。整个村庄事实上是在由一个私人企业在运作。 刘学文:这跟塘约是两回事了。 师学军:村子看上去不错,有“美丽乡村”的样子,眼下村民们也比较满意。老板兼书记在当地很有威信,区、市、省甚至中央层面都给了不少的荣誉,他本人还有很多的社会兼职。可我总感觉什么地方别扭,就向几位当地干部提出了一些问题。 刘学文:我想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师学军:很多。例如村书记、村主任与一个私人企业的董事长,这样三个不同的身份,是怎样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村集体与作为私企的集团公司是什么关系?村集体有没有自己的资产?除了出卖或者出租土地经营权,以及在集团公司上班领一份工资,村民还有没有其他福利?如果有,谁出?村集体出还是集团公司出?如此等等。 刘学文:他们怎么说的? 师学军:他们也不清楚,答应帮我去了解。 刘学文:这也是一种发展模式。 师学军:对,而且也可能成功。还是那句话,只要组织起来了,就比一盘散沙更有力量,更容易得到发展。但是我的问题不在于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而是在于,假如它成功了,甚至发展得很好,我们会看到什么? 刘学文:财富主要集中到了这个老板兼书记个人手里,村民水涨船高,也跟着过上了小康生活。 师学军:我想也是。村民得到一个小康生活,公司老板兼书记则成了一个现代地主,或者资本家兼地主。问题是它的成功靠的不是单纯的市场运作,还有各级政府的扶持,比如光去年一年,它就得到了由政府财政作担保的超过十个亿的贷款,这个村子现在就主要依靠这笔贷款在运转。政府方面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扶持,包括一些政策性的扶持。还有更有意思的,我在那里看到一个红牌子,上面写着某某省“建设美丽乡村基层干部培训基地”,这是不是意味着,省里是在把这种模式当作一个先进典型来扶持呢? 刘学文:应该是。 师学军:如果是,我们各级政府这是在做什么?是在用心培育一个现代地主吗?《塘约道路》中写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使扶贫资金产生效益,往往愿意把资金集中投给一些大户,王宏甲因此发出一句追问:“这究竟是扶贫,还是帮富?”我觉得,宏甲的追问,是一个真问题! 塘约的做法要求领头人有比较高的精神境界 刘学文:咱们继续讲塘约。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对塘约评价很高,他说,“塘约经验”本身是“改革经”,它不只是一个艰苦创业,而是改革创新。“左文学是我见的讲改革讲得最清楚的第一人。” 师学军:塘约的确不是一个单纯的艰苦奋斗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脱贫故事。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对左文学我也是真心佩服,还有他们那一班人。 刘学文:我知道你还给左文学打过敬礼。 师学军:首先像陈敏尔书记所说的,他们是在改革,踏踏实实,找到了走出困境的办法。宏甲在书里说,现在,指出我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不需要什么勇气了,“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则是当代英雄”。我赞成宏甲这个看法,左文学他们那一班人,就是这样的当代英雄。如果单纯就经济指标而言,跟那些富裕村庄相比,塘约目前的成就还说不上有多大。可是他们短短两年时间,就把三千多人口从贫困、破败、混乱的泥沼里给带了出来,初步创造了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你说这功德得有多大? 刘学文:尤其是帮了村子里最穷的那些人。 师学军:对,盲聋哑等弱势群体,一个不落。 刘学文:这就是共同富裕的模式了。照塘约这种做法,左文学当不了地主,不会出现很大的两极分化。 师学军:塘约这种做法要求领头人具有比较高的精神境界,得有牺牲精神。塘约十一个村干部都是村里的能人。他们以个人名义从银行贷款,用来支付第一批土地流转金,他们自己没有一个人多占额外的股份。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仅承担了风险,而且做出了牺牲;当然,他们也在这当中找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意义。 刘学文:这样的干部现在太少了。 师学军:少,但不是没有。有一次宏甲和我通话,他说像塘约这样的情况,估计其他地方还有,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判断。上个月他被请到烟台讲塘约道路,发现那里有些村庄,也是在村干部带领下,很多年前就已经重新组织起来了,也都搞得很好,只是组织程度不如塘约这么高。 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一代了不起的新农民 刘学文:你去塘约,还有哪些东西让你印象深刻? 师学军:首先是整个村庄的精神面貌。宏甲在书里写:“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塘约给我最鲜明、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精神焕发,生气勃勃。 刘学文:左文学的精神状态就很好。 师学军:是。我几次见到他和区、市领导们在一起相处、谈话,他很大方,不卑不亢,一切都很自然,那种感觉真是很好。不仅左文学,他那一班子人都是这样。 刘学文:王宏甲老师也谈到过这种感觉。 师学军:也不仅是村干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前段时间报道塘约,除了左文学和村主任彭远科,我很注意看那些接受采访的普通村民,他们的精神状态、言谈举止都很好。这是一代新农民,了不起的新农民。 有民主才会有当家作主 刘学文:还有哪些你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师学军:它的民主模式。塘约的实践中不仅有民生,还有民主。我觉得这是更关键的东西。没有民主,人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我在塘约看到了他们创造的民主形式,并由此看到了在广大的农村实现民主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会给左文学敬礼,会在那篇后叙中写下这么一段话:“乡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说塘约村民已经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我相信,这正是塘约道路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 刘学文:“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 你所说的民主形式,是指这个吗? 师学军:对。它虽然只是初步的,很简单,但是管用。我个人特别看重这件事。把对村干部的评价权交到每一个村民手里,而且不是走过场,是实实在在地去落实,这就等于把村干部的罢免权交给了全体村民。对共产党员也是一样,一个党员合不合格,由群众和组织一起来把关。这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塘约道路将来能不能走得健康、走得更好,都与这件事做得好不好有关。 刘学文:你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大? 师学军:我们常讲新中国旧中国。新中国“新”在哪里?我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段历史,其中有一点印象非常深刻——新中国最激动人心的口号,可能就是工农翻身当主人。当主人不是说当就当得了的,得有民主作保障。有民主才会有当家作主,因此,我特别看重乡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这真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我刚才讲另外那个村子,也是想讲这层意思。那些贫困农民所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当然是脱贫。脱贫之后呢?脱贫之后恐怕就要面临一个能不能当家作主的问题了;打长工、打短工都是雇佣劳动,肯定当不了家,也作不了主。 刘学文:还有防止领头人腐化变质的问题,也需要民主。 师学军:是啊,领导人腐化、腐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对黄炎培提出了“人人起来负责”这样一种民主设想。塘约这种“村社一体、合股经营”的组织方式,意味着村社属于全体村民,大家人人有份,这为“人人起来负责”提供了根本动力。 刘学文:关键还是群众监督。 师学军:无论集体化还是私有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很难避免出现霸道和霸权。私有化方面,你管不了;集体化这方面,要避免霸道和霸权,最有用的办法,可能还就是群众监督,除此之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 塘约可贵的地方在于,村支两委有接受群众监督的政治自觉,有主动性,这为村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我注意到你交给我的那个采访提纲里有一条,让我对塘约提一点希望;真要我提,就是这一点——我衷心希望左文学和他的一班人,不管塘约的经济以后发展得有多好,都不要忘记了他们现在的这个“初心”,永远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全体村民的监督之下。要是能探索出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当然更好。 王宏甲为什么能够看到塘约? 刘学文:塘约能引起广泛关注得归功于王宏甲老师写了塘约,否则,塘约不会引起全国范围的注意。 师学军:我在那篇后叙中讲王宏甲是“无意中看到了塘约”。他被安顺市委请过去给全市干部讲“人民观”,讲了很多场。讲课间隙在安顺走走,看了不少地方,塘约村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样他看到了塘约,看到了就放不下了。 刘学文:一个偶然的因素引出了一部《塘约道路》。 师学军:“无意”中能够看到,是因为“有心”;放不下,是因为有某种埋在心底的情志和情怀在起作用。这样才好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深情地写塘约,那么用心地描摹塘约村民的义务劳动……我自己每次读到那些篇章,都会感到十分温暖。 刘学文:偶然中有必然。 师学军:是。我知道王宏甲对世界上几种主要的文化、文明都作过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泛泛的研究,可以说视野相当开阔。但是,那些读过他的书同时又会读书的读者,应该能看到,他的文字中始终贯穿着两个大的立场: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王宏甲之所以能够看到塘约,这是决定性的因素。这里既有情感立场问题,也有方法论问题。 《党建》杂志社刘汉俊社长发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评论,说《塘约道路》讲述的是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力量,是准确的。 刘学文:文艺家的感情和立场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不承认也不行。 师学军:我再给你讲一件事。不久前,有个地方办培训班,请来一个专家讲课,希望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一些办法。这位专家隶属于某个很高、很权威的国家机关,他在讲课中讲了美国的做法、以色列的做法,总之都是外国的做法。现场有一位读过《塘约道路》,对“三农问题”很有研究的干部忍不住站了起来,他对主办者说,这位专家讲了那么多外国的办法,可我们用不上。为什么不请王宏甲来讲讲我们国内自己的办法? 刘学文:我们有些专家,眼睛太向外了。 师学军:不仅是专家,一些领导干部也是这样。我们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吸取外国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些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当中确实存在一种倾向——过分地眼睛向外又食洋不化。他们嘴里说着很多老百姓听不懂的洋词、新词——而且是不断地制造一些新词——很时髦,很花哨,可就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刘学文:你说的这种专家我也见过。这种专家就是去了塘约,也不一定能看见塘约有什么好。 师学军:是。 不管什么路,实事求是就是正路 刘学文:有人怀疑塘约道路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的“大集体”,我说不一样,塘约走的是一条新路。 师学军:不管什么路,实事求是就是正路。当年的“大集体”有经验有教训,那些好的东西,该找回来、能找回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想最重要的不是怎样给塘约定性,而是这条路已经被证明是符合当地实际的,不仅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村民的利益,使大家过上更好、更愉快的生活。 刘学文:就是说要看实际效果,不能用任何教条去套它。 师学军:对,老教条、新教条都得反对。烟台有个村子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十多年了,搞得很好,但一直是悄悄地做,不敢张扬。村书记对王宏甲说:看了《塘约道路》非常振奋。塘约被认可,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今后可以更放心、更有信心地往前走了。——你看,他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路,而且走成了,走通了,可心里不踏实,怕被别人说走回头路。这说明什么呢? 刘学文:说明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师学军:有句话叫世上无难事,实事求是难。确实还有很多东西在束缚着大家的手脚。确实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怎样把思想从老教条、新教条中解放出来,以及朝什么方向解放,都还是大问题、真问题。 今天零零碎碎讲了这么多,很多东西我自己都感到讲得不深不透,也不一定对,只是供大家批评。就到这里吧。 刘学文:谢谢。 主持人: 刘学文,资深媒体人、策划人,CCTV老故事频道《荣耀中国》栏目出品人、总策划,影响力英才(北京)国际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 相关链接: 再谈塘约和《塘约道路》——对话新华社河北分社原副社长师学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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