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尽管国产谍战剧的年产量未见缩减，但是如同《潜伏》 《悬崖》 《黎明之前》一样的优质作品却并不多见。国产谍战剧再度陷入瓶颈，可供创作者们选择的“突围”之术少之又少。将谍战与青春两种类型元素的优势叠加，是自《伪装者》以来，当下国产谍战剧又一潮流性的文化选择策略。尽管《伪装者》中，几位明家姐弟将敌伪谍情玩弄于股掌间的情节设置颇有“游戏化书写”的嫌疑，但是出场即笼罩“龙傲天”光环的一众男明星们，却能够通过恣意挥洒的男性荷尔蒙有效满足观众的移情心理。这也开启了《麻雀》 《胭脂》等一批主打“颜值”“偶像”等流行文化策略的谍战剧的滥觞。
    相较之下，同为抗日谍战剧的《双刺》却转而试图将《潜伏》式的“假夫妻”模式推向极致。不难发现， 《双刺》与《胭脂》等谍战剧并没有摆脱刺杀汉奸内鬼、盗取绝密计划等固有情节模式，不同之处仅在于剧中主人公所处人生阶段与情感经历的不同。换言之， 《胭脂》等文本中，胭脂、陈深等特工均属于成长型英雄，他们的情感生活也多为“进行时态”的多角恋情； 《双刺》中的彭刚夫妇则正被困于婚姻之“围城”中，在“七年之痒”的撩拨下掀起一场又一场家庭风波，而为人称道的昔日“战场情缘” ，早已成为夫妻争斗后聊以回味的过往云烟。
    从情节结构来看， 《双刺》可谓是谍战版的《史密斯夫妇》 。二者均以外来任务打破平静的家庭生活为起点，随后夫妇之间从同床异梦转为拔枪相对，身份的对立冲突与任务的不可违背构成了最为核心的戏剧矛盾。 《史密斯夫妇》在激烈的枪战戏码外，以隐喻的方式对美国家庭可能遭遇的瞬间崩塌的危险进行了嘲讽，这种凯鲁亚克式的末路惊情反而是平淡无奇的夫妻生活所亟须的调味佐料。对于《双刺》中的彭刚而言，比夫妻间的猜忌、争吵更为沉重的是人生信仰与家国背负。特殊年代中身份立场的不同直接关系到个体行为的道德性、合法性，因此彭刚夫妇间的相互刺探与伤害，必然不可逆转地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
    可以说，文本结构的生搬硬套，导致了《双刺》陷入“鬼打墙”式的逻辑怪圈之中。姑且不论彭刚内心信仰转变的种种原因为何，也不去细究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是否会腐蚀其思想，但有一点是难以略而不谈的，即黏合彭刚与吴佩欣夫妇的关键性“试剂”究竟是什么？在《潜伏》等传统的谍战剧中，信仰的同一性往往是情感生发乃至夫妻结合的重要前提，这也是革命战争题材影视剧中家国一体化叙事普遍采用的隐喻形式。这种情况显然并不适用于彭氏伉俪，吴佩欣一切行为的动机简单明了，她因彭刚在战场上替自己挡下一颗子弹而“以身相许” ，又因被情感的占有欲冲昏头脑而犯下枪杀共产党人等一系列过错，与其说她锒铛入狱的灰暗结局源自其不明智的政治立场，倒不如说这完全是其“大小姐”式的、神经质般的行事风格使然。由此看来，该剧几乎可以被戏称为“一个疯女人引发的血案” 。
    如果说吴佩欣的问题是陷入个人世界中无法自拔，却不去关心外部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那么彭刚始终无法摆脱家庭之负累的状态如同置身于“彭罗斯阶梯”之上，更罔论沿着信仰之路继续前行。此间最基本的两个问题在于，卧底特工是否应该与敌方大员之女喜结连理？又是否应当向枕边人坦诚身份秘密？至少在彭刚的案例中，他既没能做到避免陷入这种两难境地，也从未尝试过将只知爱情不理国事的妻子发展成同路人。彭刚实则落入了一种道德陷阱，他得以长期维持卧底身份而不至暴露的前提，正是通过对地方大员之女的“攀附” ，以情感的假意维系来遮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管可以将卧底需要作为借口，但却难免落下“情感骗子”的口实。原本“假夫妻”桥段的设定，正是为了避免特工们面对这些尴尬问题，同时也便于消息传递，没料到《双刺》却主动“入坑” ，彭刚夫妻在混乱的叙事陷阱中兜兜转转却始终未见出路。如果考虑到彭刚夫妇的扮演者祖峰、王子文尚未完全摆脱《欢乐颂》中魏渭和曲筱绡的角色定式，性格迥异的两人却硬要以“CP”的形式辗转于乱世之中，其情感以悲剧收尾就不难理解了。
    “谍战、生活、情感”是《双刺》宣传海报中的三大关键词，但通观全篇，却极易令人感到该剧将“柴米油盐”式的家庭日常生活凌驾于揪人心弦的谍海暗战之上。在传统家庭剧与抗日谍战剧相结合的过程中，该剧过于注重日常生活经验的展现，以致遮蔽了谍海暗战原应具备的尔虞我诈、智力争斗等类型元素，甚至忽略了表现家国危难面前可能出现的或无畏向前、或举棋不定、或贪生怕死等浮世众生相。故事结尾处彭刚为了挽救妻子而行刺蒋介石的做法更令人匪夷所思，他既没有向上级请示准许行动，也不去考虑该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仅凭一己空想就鲁莽行事，绝非一名合格特工应有的判断事物方式。
    需知，谍战故事毕竟与《金粉世家》式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画风”大相径庭。而《双刺》对五味杂陈的豪门起居生活的表现，事实上代表着当下谍战剧注重“表相”多过“内容”的通弊。所谓表相，不仅指近来谍战剧中的主人公皆为一水儿的“型男”“女神” ，也指为了与这些明星的“主角光环”相适配，他们的穿着打扮须得契合当下的流行审美趣味。众所周知，花样百变的潮流造型在彼时以“小米加步枪”作为标配的人民军队中难得一见，但却是上流社会部分“不闻窗外事”的小姐太太们疯狂追逐的流行时尚。如果主人公恰巧是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工，那么在谍战剧中表现各种专属于“资产阶级”的奢华情调与浪漫情爱就成为可能。此种做法“横行”的后果是，类似于《霓虹灯下的哨兵》 《永不消逝的电波》之类的谍战剧所刻画的，在更为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我军将士与敌方间谍的艰苦斗争，则较少再现于荧屏。
    归根结底，作为谍战剧的《双刺》抛弃了按照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续写抗日故事的做法，反而将自我局限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情境中，全然丧失了无畏向前的浪漫主义革命情怀。该剧以1949年成都解放为背景，却基本不去关注彼时“惨胜”后同胞们的生存危机与复建家园的艰辛，也丝毫未曾涉及解放区工农翻身做主人的火红景象，仅仅执著于以一场被生活牵着鼻子走的另类谍战“妆点”内战的大环境， 《双刺》的格局之小着实令人嗟叹。作为一种电视剧类型，当下国产谍战剧亟待实现情节结构程式的升级与翻新，也需要与其他可适配的类型元素进行叠加、复合。但无论如何，先要掌握谍战剧这一类型的基础叙事模式与情节设置方式，才有资格继续谈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