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四
    “阉割自己、自毁形象，用诗书写一个时代的忧伤”，诗人老四如此定义自己的写作，他曾在一首诗里写道，“除了写诗，他还是一个不称职的记者/一个三流编辑/除了文字，他从未参与过任何生产力的制造”。在诗歌里，老四喜欢剖析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两者的冲突里观照人性、反省个体“本真”，以个人体验反映历史、群体经验。当他开始进入小说写作后，他将这种诗歌特性进行了延续。
    2014年，在经过了一部“羞于提起”的长篇青春小说以及某些模仿之篇之后，老四终于摸索出自己的小说之路。“时代青年”成为他小说的关键词，这往往是一个叫“吴越”的青年记者，游走在异乡，他是这个城市普通的一员，但总不断走进那些阴暗的角落，他是都市“零余者”。老四一再描摹他们，因为唯有不断袒露他们的精神处境和生命样态，他才能找到自己。“灵与肉在大地上厮杀”，老四以此界定自己小说的意涵。他小说里的人物回到感性，在欲望的体验、思考中生成对现实处境的拷问。也或许，这种厮杀里跳动的生命力，正是他最为关注的。
    记者：“时代青年”是你小说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镜子之城》还是《今日小雪》中的青年们的生活都有一种共通性，试图从庸常中寻求突破，《镜子之城》似乎由一种荒诞的形式展开，《今日小雪》则显示更为普遍的状态——交谈中发泄，然而生活一成不变。张元珂说你的小说关注了都市“零余者”的精神处境和生命样态。
    老四：“中产”成为标签的时代，那些奋力奔向中产的年轻人，充满了激情和愤懑。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批年轻人，脱离了原来的家庭，游走在不同的异乡。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身份标识？我身处其中，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这让我感到一丝恐惧——我必须离开他们，把他们当作我的敌人或者朋友，才能看清他们的本质。
    我的脑中总浮现着一个年轻人：青年记者吴越，他是我的化身，但更多的不是我，是我眼中所有人的集合。他的内心不断下沉，不断走进那些阴暗的角落，那些人性的龌龊是如此美丽。一个人只有彻底袒露自己，才能找到自己。
    吴越的形象越发饱满，他出现在我的很多小说里，有时候是主人公，有时候是龙套，有时候被全世界抛弃，有时候成为全世界的王。那个偶尔坐在小酒馆里自斟自饮的年轻人，身上迸发出一座城市的光芒。
    熟悉的生活总是在小说中不断回环，这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有必要陌生化吗？目前我还不能脱离他们，但我总要脱离。我有一个长篇小说计划，把触角伸向遥远的1945，那些经历了胜利的年轻人，在胜利的光环下会有怎样的愤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希望从自己熟悉的环境脱离，去和一群过去的年轻人对话。
    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体，我热爱当下，也热爱遥远的过去，时间在碰撞，我们不可能一无所获。
    记者：你小说里的青年生活在异乡，但这个异乡难以安放自我，故乡也早已变样，它不是安乐乡。但你将乡村或是处理在远景里，如《镜子之城》里“我”们逃离城市的避难所，或是将其安置在人物的对话里，如《今日小雪》里小米口中错乱的乡村图景。
    老四：我至今无法在小说中处理我所认为的乡村，所以有时候干脆不去处理。于是，乡村就会成为一个背景，或者影子。这当然让我不太满意，但在和过去的乡村彻底告别之前，与其人云亦云述说乡村的不堪和愚钝，还不如把它当成一个影子。我这一代乡村青年，身上早已没有了土地的痕迹，乡村和城市再也不是二元对立的敌人。那些留在故乡和出走远方的年轻人，都已失去了过去所谓的那个“根”。村庄更多是作为一个居所而存在，所有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都是一样的，用着同样的手机，上着同样的网络，打着同样的工，娶着同样的媳妇。
    老一辈的乡村书写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因为一旦发生，其虚假性昭然若揭。失去了二元对立的乡村和城市，只不过就是两个相互依存的点而已。小说中要逃离的城市没那么可怕，要回到的乡村没那么神圣，只不过是从一个厌倦抵达另一个厌倦，桃花源只在南方某县的旅游景区里，不在我们的生活中。
    记者：你在创作谈中说喜欢“镜子之城”这四个字，并为之写了长短诗各一首，短诗被用在了小说里。“所有的城市落满镜子，乡村落满镜子/以及原野，南部山区和大明湖水面上/空气中填满镜子，透明，光洁/我和另一个我之间是时间凝结的镜子/词语的镜子，口型的镜子”,“镜子之城”包含了你对现下城市与“我”之间的某种真实的连结。
    老四：城市是一个平面，镜子是另一个虚拟的世界。真实有时候太血淋淋了，我需要钻进一面镜子里去，用自我设置的防火墙抵挡外部世界。在最初写那首长诗之前，自然看过欧阳江河那首著名的《玻璃之城》，玻璃是透明的，透过玻璃，对面有一个虚虚实实的世界。镜子像一座湖，把我们这个世界装进去，那些游荡的湖水，正适合我们钻进去游玩。
    记者：其实你最被熟知的身份是诗人，小说是何时开始又为何介入到你的写作中去的？
    老四：2005年那个秋天，我真正开始写诗。在写诗的最初阶段，我不甘心地想写小说。然而每次都失败。有时候找不到故事，找到故事了又找不到结构，找到结构了又找不到语言。差不多十年，笔下的大部分文字被分了行，我也成了一个诗人。
    生活无限精彩，而语言却越来越匮乏。2008年大学毕业后，用一年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2011年出版，现在羞于提起，那只不过是被归入青春文学的一个败笔。到了2014年，感觉语言的表达欲越来越强，就真的有了写小说的冲动。试着写了一个，很失败，模仿痕迹太重。后来逐渐好了，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很重要，找到要表达的目标同样重要，我想这几年我找到了。
    我曾说过，如果说诗歌是辽阔的天空，那么小说则是广袤的大地，我愿意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很多人跟我说，诗人写小说会有优势，我同意，有那么一点儿语言上的优势，但更多的是劣势。诗歌思维和小说思维天然不同。也许是过去的诗歌写作存在大量虚构，所以对于小说的虚构并未存在任何障碍。文学是虚构的艺术，我喜欢虚构的真实胜于现实的真实。
    也可以从职业上理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记者吴越，“记者”应该是目前我最熟悉的一个群体。这个因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而整天惶恐不安的群体，正好适合“零余者”这个形象——不只有那些小说人物一直在被抛弃，连这个写小说的人以及他的职业也在被抛弃，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这种被抛弃感，会是小说中的精彩表现。它会带来一种气韵，支撑着一颗年轻的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