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
    近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了青年作家周荣池的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和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这两部作品是作家历经近10年沉淀从泥土里“抠”出来的文字。虽然两部作品的体裁不同，但是在题材上都着眼于里下河物事，这位“80后”作家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站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周荣池扎根里下河黝黑的水稻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土地深情的同时，也流露出对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改变的忧虑与焦灼。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忧虑不是消极的，他试图用自己的文本缓解着土地在变革中的疼痛，写出了独特的善意与温情。本报记者从这两本著作进入作者的内心和他的文学世界，探讨这位年轻作家想要书写的关于土地的光荣。
    记者：据我所知，你这部长篇散文《村庄的真相》 的写作历经7年的7稿修改。为什么一再修订，是否是在面对当下的里下河土地时对自己的写作总有不满足，你不断在补充些什么?
    周荣池：《村庄的真相》写作缘于一次采风活动，我们本来是去调研乡村原生态民歌，一位外地诗人羡慕地说，你生在里下河，就是生在一个天然的写作母题里，你不用写别的，就写里下河。受这个启发我开始了系列散文 《诗经中的里下河》的写作。原来我以为写完这一组写作资源会被掏空，哪知道这次写作恰恰才打开了里下河丰富的文学资源宝库的一扇门。由此我便又开始了长篇系列 《村庄的真相》的创作，计划创作两百余章，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修改，先后七易其稿。这不仅是对文稿本身的修改，更是写作状态的变化。过去我写农村总是往后看，总是“忆苦思甜”；逐渐我发现，比这个更重要的不仅是回忆，更多的应该是反思，是在对土地进行回望的时候关注其当下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趋势，因为土地和村庄在这种变化中付出了巨大的心灵代价，这更需要我们写作者来记录、梳理与反思。围绕一个母题或者站在一个现场写作非但不会影响写作的丰富性，而且会让写作变得深刻，让书写在反思中不断调整，找到最“舒服”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正是写作中必须要找到的自己的精确点位。
    记者：《村庄的真相》，真相是耐人寻味的词汇，作家们在描写自己熟悉的土地时都是在试图阐释这一地方某些时段的真相，想要找寻这个地方从古至今的某些秘密，因循而出它的走向与未来。于你而言，村庄的真相是什么?
    周荣池：每一个村庄都有秘密，每一个村庄都有独特的面孔和历史，但是城市化进程正在让这些看似平常的秘密被遗忘甚至被摧毁。我把村庄的秘密叫做“真相”，其实更有点引人关注的意思，而这些真相并不机巧与神秘，有些甚至比较平常甚至庸常，但这并不可耻，甚至充满了尊严，比如村庄的风土人情，吃物玩具，风俗把戏、牲畜等等，它们还未必有现在流行说法的“非遗”那么“高大上”，但是它们的存在维系了我们曾经的生活，埋藏在我们的心灵史中，而且还在切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们不应该被忘记，而应该大张旗鼓地被书写，因为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只有书写才能拯救它们，有些事物也许永远只能存在记录之中了。这种书写不仅有文学作用更有美学价值、社会学意义。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用文字建立虚拟而又真实的村庄史标本。
    记者：“80后”作家选择乡土写作的不在少数，但他们绝大多数进入了城市生活，对于城市同样有所体悟与书写，因为生活的多面性丰富了他们的写作。你同样进入了城市，但写作却一直扎根在乡土上。
    周荣池：我是一个“80后”青年，我生活的时代是“从苦到乐”变化的过程，那时候村里人对城市化由衷的兴奋，我也曾经为能离开农村而努力和激动。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村子的人都来祝贺我终于可以不做“泥腿子”了，但是我后来知道这句话不是赞美，而是一次判决。我不再是农民，我不再属于土地，然而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根本。我写作十多年，涉及许多题材和体裁，而越写越觉得自己在自觉地向土地回望与回归。我们不要以为新农村建设将路弄整洁了，房子漂亮了，人们富足了，这样就值得赞美。土地在变革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种代价恰恰是我们要关心和关注的。而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天然的优势了解农村，又有后天的机遇可以通过写作实现，所以写土地乡村是我自认为合适的路数。因为土地、村庄和农民在焦虑，我们作为后人就应该重视这种焦虑。我有时候也反思，我的这种焦虑是不是有些过度，但是当你切实地走进农村，站在土地上，面对父老乡亲的时候会发现我们非但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做得太少。
    记者：《李光荣下乡记》是不是也延续了这种焦虑? 而在呈现这种焦虑的同时，作为写作者你似乎更愿意分析这种焦虑背后的原因，从而找到解决之道。
    周荣池：写作《李光荣下乡记》是对我农村体裁小说的延伸，也体现了自己写作观念上的一种变化，作为《李光荣当村官》的姊妹篇，这部小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焦虑的体现。有一段时间我认为焦虑就是揭示、暴露甚至是批评攻击，在《李光荣当村官》中腐败的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民风的问题等等都有大量的表现。但是，在采访和写作中我发现农村的现状是客观的，一味地批评和否定也是不可行的。写作者要有这种与时俱进的意识，不要去面对矛盾的时候再产生新的矛盾，甚至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一些假想的矛盾。写作者不仅要有发现问题的本事，分析问题的能力，更要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这才是负责任的写作。至少对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来说，这种责任感是需要的。否则有些时候写作是挖掘和抛出了问题交给社会和读者，然而这些问题究竟有谁来解决?读者通过什么途径来解释心中的疑惑，而不至于一本书只是单纯地引起了读者对这个世界的愤恨，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和宣泄情感的有效通道，这样的写作不是带来沉重而是引发矛盾。
    记者：事实上，以一个作家一本作品来解决村庄由来已久的问题谈何容易。你在《李光荣下乡记》中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但最终是否解决你自己也很难确定，而且你书写的目的也并不全在于此，你更多的指向是什么?
    周荣池：在《李光荣下乡记》中我努力地树立这种责任意识。这部小说承续了上一部小说的风格，主人公李光荣原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提拔后在机关工作，后来又想到基层再“墩墩苗”———这就是一种回望回归意识，后来真就有机会到一个回族乡得清镇村去做第一书记。所面对的乡村不再是过去挂职时候贫困的无名村，不是到处刁民难事的老村庄，而是一个充满和谐活力的古老村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农民状态都是新农村的标本，这种情况下第一书记李光荣能干什么?作为写作者要写什么?我在行走和采访中找到了现实的答案，与其说我是一次写作，不如说我是在一年时间里做了一次记录员。其实现在的农村很多时候不再是经济扶贫，而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扶贫，这才是真正的精准扶贫。李光荣在这个村搞文化调查，搞好人事迹，搞诗词之乡就是在帮新农村解决新问题，也帮助我这个写作者在解决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不能说，因为文字的力量，和一个写作者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想努力通过这个文本表达一种态度，也希望能有更多人更多的来关注土地，关注农民问题。即使有些问题目前解决不了，但也不要灰心更不能放弃。写作者至少可以用善意的表达来缓解问题，安慰心灵，这也是写作的一种功能，那就是缓解疼痛。
    记者：那么，从《村庄的真相》到《李光荣下乡记》是一种缓解的过程么? 具体又是怎样进行的?
    周荣池：从《村庄的真相》到《李光荣下乡记》，或者说从过去到现在，反观我为时不长的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一系列的文本正体现了一种写作观念的变化，从写农村之美，到写农村之丑，再到写农村之痛，这是一个自我的调适与革命。如果说《村庄的真相》 在某些观念上还是批评的态度，而《李光荣当村官》还是在揭示问题的话，那么《李光荣下乡记》就是一个新起点，我是在用文本来安慰自己，安慰农村，安慰大家共同的心愿。有些苦难不要忘记，但是也不要再扩大，对于伤口我们要正视，要安慰而不是揭开伤口，造成更大的伤害。对于有些一时解决不了的苦难，要正确面对。但也不要误以为社会解决不了的，文学就能解决，这是自我夸大和盲目自信。文学的功能是巨大的，但是文学的现实力量有时候也是有限的，更值得重视的是有时候文学还会无中生有地带来新的问题，这都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关注的。我们要阳光地看到大家都在努力，社会与文学界都在努力，这就已经是在解决问题，这样的疼痛才值得。
    记者：缓解会让人想到另一个与之有些微妙关联的词语———粉饰，我想你缓解疼痛的目的绝不是让人遗忘疼痛，但你是否会担忧如此面对和书写现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媚俗”?
    周荣池：确实有人说我的写作是“讨好”的，这一点我自己也非常地担心。因为一个人的写作，对同仁、对读者都有影响，负面的影响是害人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种善良的写作态度非但不是在护短与媚俗，而恰恰是在减轻现实的疼痛，是在正确衡量文学以及写作者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出于诚心的表达。这也是一种“精准”，时代已经在变化，我们已经不是处于过去那种斗争与争论之中，而更多地进入了一个梳理与反思的状态。不仅是社会上，文学内部也已经进行梳理与反思，文学在这个时候不能给生活带来安慰、深思与善良的话，而我们依然还乐于去无休止的斗争，无谓的揭露与攻击，那么这样的写作就让人觉得浑身是刺，而又无事生非。生活是不是完全就没有问题———显然，生活中有很多问题，而且必然是有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写作者要做的，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缓解这些问题并且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扩大这些问题，甚至又折腾出新的问题。其实，关于媚俗的话题在每一个写作者心中都有一杆秤，有时候我们就活生生地在世俗之中，作家不存在说好话还是说坏话的问题，因为好坏是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的，一个作家能做的只有是说真话，你只要是摸着良心说真话就不要怕是不是媚俗这个问题了。
    记者：你所在的村庄位于里下河平原，河网密布的地形，湿润细腻的土地让这里的写作者敏感、温柔又常带有表面平缓内里深幽的忧思暗流，作为其中一员，你应该希望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书写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周荣池：我出生在里下河是一种幸福，我想不管以后我能在哪里，我都还属于这里。我的写作也将深耕于此，并在此生根。如果能把自己的村庄写好了，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一种幸事，也必然是大事。我想在里下河我将做好三件事，那就是诚挚地行走，虔诚地思考，认真地书写。里下河的故事太多太精彩，从纵向上看，它有悠久的历史；从横向上看它有辽阔的幅员；从内涵上看，它有丰赡的文化。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平原部落，里下河也面对着农民身份、心灵、文化的种种巨变，我想在这个巨变发生的时候做一个见证者，在变化出现之前我做一个记录者，将写作从自己的私情走向公义，写出里下河土地的光荣，这也必将是我一生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