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喜近照
    采访杨凤喜之前，在网上读了他写的短篇小说《玄关》，读后有种悲凉的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笔下人物的无力感和真实感。是的，那样的小人物，社会中比比皆是，似乎他娓娓道来的不是那虚幻的人，而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至少是那样的坦然，那样的鲜活。采访杨凤喜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虽然是靠一根电话线，但能感受到，这位昔日在榆次某报社工作过的同行，有着记者的细腻，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也善于呈现自己内心的意境表达。最重要的是，他很真实，亦如他创作时的态度，“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虑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写作者的幸运。”
    关于获奖
    ■个人简介
    杨凤喜，1972年出生，山西榆次人，供职于晋中市文联。著有短篇小说集 《愤怒的新娘》、长篇小说《银谷恋》。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安邦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二等奖等奖项。
    ■获奖对话
    山西晚报：怎么看待赵树理文学奖？
    杨凤喜：赵树理是山西的荣耀；设立赵树理文学奖是山西作家的幸运。
    山西晚报：是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吗？心情怎么样？
    杨凤喜：是第一次。获奖当然开心，但这种开心转瞬即逝，需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写作上的困惑和压力。
    山西晚报：很多人把得赵树理文学奖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您的目标是什么？
    杨凤喜：我倒不这么认为，一直以来也没有给自己预设多大的目标。一个真心喜欢写作的人，即便一辈子不获任何奖也会写下去，并且享受着写作带来的充实、快乐以及苦闷。
    ■获奖作品介绍
    《玄关》讲述了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隔阂，描述了小人物艰难的生存环境、物质对人性的戕害，以及车祸给另一个家庭带来经济与道德的沉重负担。
    A 我的头脑中寄存着好多写作的由头
    山西晚报：看了您的获奖作品《玄关》，我觉得内心很苍凉。说文章中是虚构的内容吧，可是现实生活中却也可能真实存在。能说说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吗？
    杨凤喜：《玄关》是我诸多中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它能够获奖是它的幸运，正如有些自己喜欢的作品不太幸运一样。说创作的“由头”可能比“初衷”更准确一些，当一个作家准备创作一篇作品时，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可能不太清晰，作品完成以后可能呈现更加多元的走向，甚至背离了写作之初的想法，这都是很正常的。
    《玄关》的写作由头是我在2007年时买了新房，装修那个过程太折磨人了。或者说，装修就是一种破坏。面对撕心裂肺的电锯声，振聋发聩的砸墙声，我感觉难以承受，买房子时的快乐荡然无存。这种心境就是写这篇小说的由头，它赋予小说一种情绪，是这种粗暴的噪音历经头脑过滤后产生的情绪，或许就是苍凉吧。
    山西晚报：这样的由头会经常促使您写作吗？
    杨凤喜：是的。我的头脑中寄存着好多写作的由头，这一篇是某种情绪，那一篇是某个细节，或者听到过的某一句话。比如现在，我听到院子里一个女人在给谁打电话，她说，“我在去你家的路上。”这句话就让我很有感觉，也许某一天会因为它写出一篇小说来。当然，任何由头都需要找到形式上的依附，否则将会胎死腹中。
    山西晚报：写实性的内容往往不好把握和驾驭，似乎很难确定它的发展方向，您是如何做到的？
    杨凤喜：我理解，你指的是耳濡目染的现实生活如何才能转化为虚构的小说吧。我也做得不好，这既包括作家对现实的认知能力和把握能力，也涉及虚构和想象的能力，需要漫长的磨练，不断地阅读、思考和总结。
    山西晚报：大城市里的小人物，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隔阂，这是人们多年热议的问题，可是却没有一个答案，您想通过这篇小说表达什么？
    杨凤喜：前面我就说《玄关》是幸运的，它在《都市》发表以后分别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尤其是《新华文摘》，让文学圈以外的更多读者读到了它。我看过一些关于它的评论，有很多人，包括和文学不太沾边的人都和我谈起过这篇小说。他们有不同的阅读感受，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隔阂，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冲击和伤痛，这一指向我是认同的。但我更喜欢往小处说，本来就是“小说”嘛。作为作者，我在写它的时候只是想表达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见得多有知识）内心的苦闷和似乎永远难以愈合的隔裂和伤痛。这篇小说写得很快，好像七八个小时就写完了。它所承载的东西是后来才去思考的。
    山西晚报：您在小说里说“玄关”是开门的第一道风景，用这样的二字来切题，特殊含义是什么？
    杨凤喜：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什么特殊含义，最多是一种模糊的指向。正如小说中提到的，我在装修房子以前也不知道“玄关”是什么。我总是在有了一个满意的题目后才能开始写作，有时候什么都觉得准备好了，但题目还没有从脑子里冒出来，还是无法动笔。我觉得“玄关”是个不错的题目，有一种意蕴，然后便用上了，然后一口气写完。
    B 能把所思所虑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是幸运
    山西晚报：都说小说来源于生活，您写的小人物的艰难，是否有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影子？
    杨凤喜：当然有。我写的就是身边的人，写的就是自己。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其实都是写自己，包括评论性的文章，你对作品的理解难道不是你对人生的理解吗？
    山西晚报：您从乡村教师，到报社，到文联，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这一路走来，是否也有小人物的酸甜苦辣？
    杨凤喜：我本来就是小人物呀。生在农村，自幼家贫，12岁丧父，一直到初中毕业好像也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还是没学会花钱，内心也是卑微的，当然不是自悲。所以，面对奇装异服的人，夸夸其谈的人，自命不凡的人，我喜欢转身离去，或者沉默寡言。
    我庆幸选择了文学，庆幸听从了内心的召唤。事实上我三十几岁才开始认真写，读书少，底子薄，只能不断去努力。我在好几次文学活动中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我们写作之初的动机不一样，但一直写下去，写作会成为写作者最知心的朋友。亲人可能离散，朋友可能反目，但写作会一直陪伴着你。于是也就没有了寂寞，喜欢上了孤独，没多少烦心事，或者因为写作顾不上烦心了。想想看，这是多么幸运而且开怀的事情？
    山西晚报：您写过很多小说，很多都是扎根生活，颇接地气的文章，也有人说您是最像赵树理的山西作家，您怎么看待这个美誉？
    杨凤喜：这个可不敢当，只能说我会一直向大师学习，尤其是学习赵树理这样的大师，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呼应。
    我也写过一些非常自我的小说，比如《乌鸡》，比如《你的乳汁，我的孩子》之类。但随着年岁增长，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不可能对变革的时代无动于衷，在面对世事沧桑和人心嬗变时不可能不去思考。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虑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写作者的幸运。
    山西晚报：个人认为，短篇小说不好写，可是您这么多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短篇，好像类型也比较统一，您希望通过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声？
    杨凤喜：不光是短篇，任何优秀的作品都需要丰厚的积淀和卓越的才华。我没什么才华，但喜欢写，相信会持续不断地写下去，并且希望每到年终岁尾时能感觉到一星半点的进步。
    真心希望更多的人热爱写作，而不是去钻营，而不是打着写作的幌子进行形形色色的利益交换。写作的人在一起时难免会谈论所谓的文学生态。我想说的是，与其伪装，不如退出；与其抱怨，不如先检点好自己。
    山西晚报：未来自己的打算和发展方向？写作道路上还想有怎样的突破？
    杨凤喜：突破很难，我都老长老长时间感觉没有进步了。只好默默地努力，只能安静地等待。（孙轶琼）
    延伸阅读
    《玄关》内文赏读
    正月一过，买房子的事尘埃落定。丽莎选中的是福泰花园的现房，两居室，九十平米，主卧和次卧都在阳面。已经相当不错了，丽莎说，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卫生间没有窗子。另外，小区的名字老土。我们走进将要属于自己的房子内，丽莎沿着墙壁仔细地查验。她勾回来两根手指在墙上敲。她戴着平时不用的近视镜，还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买了一把放大镜。嗨，她冲不耐烦的售楼小姐喊，墙角怎么会有一条裂缝？尽管她如此挑剔，房子还是买下来了。
    交钱的时候，丽莎带着那张银行卡。父亲的赔偿金都在卡里。她计划在银行转账，但跨行需要花一笔手续费。她给售楼部打电话抱怨，为什么不能多开几个账户呢？她决定用现金支付。我站在她身后，望着5号窗口漂亮的女营业员给她取钱。营业员穿着天蓝色的衬衣，打着领结，面无表情，熟练地操作。她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百元大钞砌墙一样一层一层长起来，遮蔽了我的视线。
    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现金，这么多的百元大钞。丽莎带着一只旅行包，与父亲用的那只一模一样。那还是在三年前，我和丽莎跟团到海南旅游，两只包都是旅行社发的。老公，抱紧它！
    ……
    来到售楼部，丽莎又开始发脾气，为账号的事吼叫着，然后监督着两个小伙子数钱。一沓一沓的百元大钞又被拆开，放上了验钞机，鼓掌般热烈急促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这一次我离得更近，中间没有隔着玻璃橱窗。我望着验钞机上的百元大钞像日子一样拼命奔跑，它们是投奔死亡吗？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葬礼上飘洒着的冥币。那可不光是百元大钞，最大的面额高达十亿。即便如此，父亲的葬礼还是显得简单了些，甚至有点滑稽了。乡下人活着的时候再寒酸，死后也会被人抬着，享受众星捧月的古老仪俗。但父亲不是。父亲客死在异乡，客死在遥远的城市。父亲的身体化成了灰，我捧着他走向墓地，他的灵魂跟随我回来了吗？西北风呼啸着，山坡上的枯草浪花一样翻卷，不清楚是在嘲笑还是在惋惜和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