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泽刚：当代作家，云南盐津人，长期从事高校美术教育，现居昆明。著有《雪落高原》《东方血线》《艺公社》《一棵树或另一棵树》《魂系高原》等作品。
    
    方 琼：《东方血线》出版后，受到读者青睐。这是一部以百年国史为背景，以滇越铁路为主线的小说，被定位为中国式的乱世佳人、云南曾经的悲壮传奇。您是怎样把历史小说化的？其中应把握什么原则？
    傅泽刚：滇越铁路是我一直想写的题材，这段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我以百年国史为背景，滇越铁路为主线，用小说的方式，书写了这段悲壮、屈辱的历史。先后有20万中国劳工参加筑建，数万劳工死于工险、传染病和被残杀，所谓“血染南溪河，尸铺滇越路，千山遍白骨，万壑血泪流”。滇越铁路穿越云南的高山峡谷，可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统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其中的人字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建成后的滇越铁路是中国交通大动脉，也是抗战时期国际运送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抗战军民誓死保卫，是真正的东方血线。其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河口起义，蔡锷领导的护国起义，西南联大等，历史人物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唐继尧、朱德、闻一多等先后出场，特别是朱德，和滇越铁路有较多的关联。同时，这段历史也穿插着云南风情的浪漫和传奇，20多个国家的人来到滇越铁路特大站、北回归线穿过的碧色寨工作、生活、旅游、淘金、探险，构成了一幅清末民初的传奇景象。历史人物是阶段性的，小说中的历史也是片段的，但小说必须是整体性的，是前后贯通的，如何把片段的历史和小说构思组合在一起，这需要文学来解决，需要虚构人物来串联，让小说不散乱、不割裂，既真实合理，又有文学的审美和可读性。我把握的原则是：真实、合理，具有文学性。
    方 琼：根据您刚才的观点，该如何处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傅泽刚：《东方血线》定位为历史小说，包含了历史和文学两个概念，可以说，这个小说是文学和历史的会晤和联姻，如何让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是艺术问题，需要文学来解决。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写作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过于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与小说不相干的内容，这样会减弱文学性和可读性；第二种是过于偏离历史真相，用太多的文学想象和虚构来构建小说，甚至成了演义和八卦历史；第三种是把历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注重历史事件基础上的人物设计和构思，让历史有合理的拓展，又不失于历史，让历史有某种走向的可能，又不剥离历史，在时间上让历史更连贯完整，在空间上更多维丰满、可感可触。这个小说从细节、情感、思想三方面来表现历史，让历史事件和人物鲜活起来，并具有可读性和思想深度。历史是刚性的东西，不可改变，而作为小说，只有这个是不够的，历史小说应让历史有细节、有体温，目的在于更好地还原历史，让历史更完整，让死了的历史活过来。
    方 琼：为何把滇越铁路放到国际背景下来写？应怎样处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及矛盾？
    傅泽刚：无须放与不放，是历史使然。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被东西方列强瓜分、侵占的屈辱史。西方列强早就想构建他们的东方帝国，都渴望在云南修筑铁路，打通中国通道，以此掌控中国。法国抢占先机，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云南取得通商和修筑铁路权，所以小说本身就有国际背景，不同国家的人来到云南，在尚属蛮荒之地的边境小村碧色寨，必然会产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小说中，巫师及其女儿都可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一个精通中医，一个唱京剧，而基督教和西医等西方文化的融入，还有咖啡馆、西餐等生活方式，甚至火车这个庞然大物，都被碧色寨人视为异端怪物。西方人不接受、不理解，甚至看不起东方文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影响当地人，试图把中国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胜地。小说中，碧色寨少女桂花和希腊小伙子乔布斯的恋情和婚姻，在经过许多障碍和磨难后，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东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交融，在生活的打磨和时光的溶解中，东西方文化，碧色寨人和西方人溶到了一起，碧色寨因此成为德克拉曼等人的第二故乡，这是时间和历史的真相。
    方 琼：作家都喜爱自己塑造的人物，这也许就是创作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您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可亲可爱的女主角童女红形象，另外，为何把男主角定为法国人？
    傅泽刚：女主角童女红是小说的灵魂，没有她就没有故事的起因、发展和高潮，我把她定位为乱世佳人，因为小说的背景是清末民初的乱世。整个小说根据她的人生经历来展开。没有悬念的故事和人物个性的塑造是乏味的，童女红出身名门，既傲慢、尖酸、刻薄，又善良、聪明、知书达理，并且美丽，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云南女性，精通英语、法语，到过省城，既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又能与中国劳工共患难。把这样一个女性放到当时文明程度低的云南边陲小镇，本身就是一种冲突，让读者有兴趣了解她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工作、与人相处，如何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劳工利益，救助劳工，挽救劳工生命。她一身白装，穿行在破衣烂衫的劳工中，还走访百姓家，认劳工女儿为干女儿。她和法国人德克拉曼的恋情伴随其一生，到小说结尾，她仍然一身白装，就像一朵飘忽不定的云，没有归宿，不知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童女红是一个远离政治、不谙政治的女性，她没有政治理想和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抱负，但又总被卷入各种政治事件中，成为政治事件中的经历者和当事者，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深受政治影响而改变，这是这个小说的深层命题。
    男主角德克拉曼是法国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滇越铁路，蒙自涌入大量外国人，德克拉曼是其中一员，他的经历充满变数，在无数偶尔的经历中形成必然的结果，最后和滇越铁路纠缠一生，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小说也因他有了一条副线，即他来云南寻找下落不明的爷爷，这当中，常有黑衣谍影出现，黑衣和自己爷爷有何关系？爷爷去了什么地方？是死是活？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在哪？金山在哪？最后爷爷被谁杀害？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时隐时现，到最后，真相才一一浮现。
    方 琼：小说中人物众多，如设计师保罗·菲娅、希腊人布斯特、碧色寨巫师莫里黑及王子巴目等，这些人物在小说中有何意义？
    傅泽刚：这些人物在小说中是各种人物的代表，在历史事件中都有他们的重要地位。在蒙自一带流传着人字桥是女设计师设计的说法，故把人字桥叫作女儿桥。有个传说流传至今，桥两边的隧道中有女人唱歌和说话的声音，歌声委婉凄凉，并为过往行人保驾护航。而实际上，人字桥主要由保罗·菲娅的老师保罗·波登设计，准确地说是共同完成。因保罗·菲娅自始至终参与滇越铁路和人字桥的设计，和人字桥、滇越铁路的情感比任何人都深，她和童女红相处极好，本性善良，较能融入中国社会，受劳工欢迎。希腊人布斯特，蔑视中国人，他是工地主任，对待中国劳工的工具就是鞭子，他是虐待、杀害中国劳工的恶魔。而土司是封建集权的代表，巫师是神秘东方文化的代表，鲁少贤是革命党、国民党的代表，章政要是封建社会的代表，王子巴目和轩颜是共产党的代表，等等，这是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人物，在小说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学意义，是他们构成了这部小说。
    方 琼：文学的价值在于对人性的永恒探索，面对复杂的人性，您是怎样表现的？
    傅泽刚：文学就是人学，人性是人最本质的基因，在小说作品里，人性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行为方式的基石，可以说，人性的复杂性就是小说的复杂性。这种元素的植入，是小说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前面介绍的这些人物从性格、感情、命运来说，都充满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文学必须回应这种复杂性，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小说中，布斯特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最后却能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火车上的中国人，弃恶从善；璐蔓丝开始排斥童女红，最后也接纳了童女红；土司这样一个抗法护清的人，最后却对离去的西洋人依依不舍。这样的结果，符合人性的复杂性、小说不确定性的特点。而男主角德克拉曼，本性善良，却摆脱不了他作为西方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处事上，总偏向他自己的国度，在对待童女红的感情上存在一定的迟疑和妥协。
    方 琼：西南联大对云南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您在小说里怎么还原这段历史？
    傅泽刚：这部小说的最初缘起，是一家公司邀请我写西南联大的电视剧，我认为西南联大这个题材，很适合电视剧表现，但西南联大涉及太多历史及人物，如果要保证电视剧好看，就需要和真实的历史保持一定距离，这很难得到主流文化和社会认同，如果太重历史，又未必好看，在两难之间，我另辟蹊径，选择滇越铁路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在《东方血线》里，不可回避西南联大。当年，联大部分师生从海上南下，再从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到达蒙自，因昆明不能容纳全部，把文学院和法学院留在蒙自。一个边城，因为战乱，一时云集了全国的大师、大家，名噪一时，给昆明、蒙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和深刻的文化影响。西南联大的出现，对小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童女红和德克拉曼的后代都上了联大，因此结识、相恋，串起了两家两代人的故事，并给了故事一个耐人寻味的不确定的结果。
    方 琼：您是美院毕业，早年写诗，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和语言上有何影响？
    傅泽刚：绘画训练艺术感觉，让我对色彩和形状有敏感的触觉，诗歌锤炼语言，语言形象生动是外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控制语言，置语言于释放和张力的状态，写景有意境，让景物活起来，充满灵性，且有表现力，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功课和重要基因，而绘画上的构图及层次感，对我结构小说有帮助作用，小说有节奏和韵律，尤如绘画中的构图和结构，疏密有致，密则不可插针，疏则可满纸跑马。说到这里，我想起吴义勤和胡平两位评论家对我的评价。吴义勤曾这样评价我：“傅泽刚的小说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景物成为结构和主题展现不可或缺的层面，也是小说美学呈现的重要载体”。而胡平这样写道：“傅泽刚的文字在色彩、比喻、借代和通感上是突兀的，也是漂亮的，是普通小说家不容易写出来的”。
    方 琼：您认为作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情怀，才能担当起文学使命？
    傅泽刚：都说文学有三种功能，即教化、审美和娱乐功能，您的所问，应该指的是文学的教化作用。作家首先应有良知和道义，要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关注和书写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正是一个云南作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情结，我是用细节、情感和思想去记录生活和历史的，有情感就必然会有态度和倾向性，可以说，没有情怀就没有作家和艺术家。而思想，就是作家对生活和事物的新发现，是作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都说短篇小说是细节的艺术，中篇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而长篇小说，从技术层面讲，是结构的艺术，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表现人物命运和社会变迁，反映国家民族命运和走向的艺术。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欠缺，我一直在路上。
    方 琼：写作被认为是孤独者的狂欢，从《东方血线》的经验看，您认为文学创作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傅泽刚：小说写作复杂，涉及领域广泛，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写哪个领域就必须具备哪个领域的知识。一个小说的问世，首先是确立主题、设计人物、构思故事、选取角度、调度语言，然后进入状态，与其说是写看到的，不如说是写自己感受到的，所以小说是一种自圆其说。作家就如人类的上帝和导演，在自己的作品里统治人间的一切，我享受这个过程。什么是理想状态？当你和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就是理想状态，换言之，就是走进人物内心，走进那个时代、那个地点，比如，就《东方血线》来说，就是走进上世纪之初的时空，写蒙自的气息和地域特点，而不是上海、北京的气息和地域。画画可以边听音乐边画，可以边聊天边画，写作不行。青年女作家周晓枫说：“写作拒绝过程中的一切旁观者”，是独立而安静的存在，一只蚊子也不允许进入。作家是深夜的倾诉者，代表上帝和人类交流，又代表人类向上帝倾述。我还想说：今天是一个读图时代、快读时代，受自媒体、网络和影视作品的影响，纸媒读者少了，但我相信，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文学仍然是人类社会的精神和灵魂，仍然是最适合人类集体记忆的方式，一个文学阅读的时代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