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 1976年生，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国际畅销书《人类简史》《未来简史》。
    在国内读者因《未来简史》引发的争议、质疑打得火热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一个遗憾但又迷人的细节，赫拉利并未在书中撰写自述。作为一位学院派的历史学者，赫拉利很明白何谓严肃的历史作品，那么为何又要写这样一部吸人眼球、备受质疑的“科幻片”式的作品？他对书中呈现的可能的未来图景，有什么未言说的判断、对人类未来的真正期待是什么？
    与赫拉利的对话像一次科幻电影幕后之旅，它有助于我们拨开外在纷纭的热捧与批判，了解赫拉利的写作初衷，把握这本畅销书最本质的警醒意义。
    “美丽新世界”
    我只描述可能性，目的是警示
    新京报：如果说《人类简史》书写了一部关于人类的现代神话，那么《未来简史》则在讲述人类将如何退出未来的历史舞台？
    赫拉利：是的，我们正在趋近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终点。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历过诸多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变中不变的是，我们与先人有着同样的生命形态。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类将迎来历史上首次重要变化。在40亿年中，生命的进化一直遵循自然选择法则，生命无论以何种奇异形态出现，它仍是有机体。而今科学将与智能设计一起替代自然选择法则，创造非有机的生命新形式。
    新京报：在这个大跨度中，目前我们正在趋近的是算法时代，人类会放弃意义，追求力量。我们担忧，当没有正当的意义去制衡力量时，人们很容易丧失思考和判断能力，譬如德国“纳粹”时代。你对算法时代有什么担忧？
    赫拉利：足够的数据和运算可以制造强大的算法，算法会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它能够知道你的欲望、预测你的决定，甚至为你决定结婚对象。但这样强大的算法潜藏着危险。比如它意味着政府可以更好地控制人民，造成比纳粹时期更可怕的压迫。即便在民主国家，人民也可能受到新形式的压迫和歧视。而个体想要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过去的压迫和歧视针对某些特定群体，如妇女、同性恋、黑人，人们可以联合起来对抗歧视。但试想，如果算法强大到否定你DNA中的某一个基因——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很难和其他人形成反抗联盟。在21世纪，我们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针对个体的歧视。
    新京报：书中提及的另一个可能性是精英和普通人的分化导致不平等加剧，似乎我们在读的是《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作品。或许你并不期待这样的未来，而是发出提醒？
    赫拉利：是的，《未来简史》聚焦的是科技发展的阴暗、危险的那一面。企业家和工程师总会强调新科技阳光的那面，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责任是提醒人们注意危险。技术的发展确实会给人类赋能，但很难说我们比以前更快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愤怒、不满引发的风暴轮番来袭。我们拥有更大的力量，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更好的伦理去引导我们如何使用它。我相信伦理在未来将会比任何时代都更重要，一些伦理选择我们已经在做了，例如以生物科技创造“绿色肉类”——在实验室从生物细胞中里制造出肉类，以此替代或减少对动物的杀戮。这依赖于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新京报：你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和责任发出提醒，现在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更多元，比如提问VS解答、寻找确定性VS描述可能性。你怎么看这个时代历史研究的意义？除了主流的“以史为鉴”，会有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出现吗？
    赫拉利：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从过去中学习，而是要从过去中寻求解放。我们都生在特定的历史现实中，遵循特定的范式、价值观，被特定的经济、政治系统操控。即便不喜欢，大多数人也不会去诉求改变。其实我们忘了，正是前人用一连串的事件塑造着当代社会，也塑造着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所以，改革者通常会从解释、改写历史开始，以此引导人们重新想象未来，比如卡尔·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描述无产阶级如何被压迫，而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则要解释他们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造成的。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我们就有可能创造新未来。
    新京报：作为历史学家，怎么理解你的新身份——风靡全球，引发争议的“未来专家”？
    赫拉利：坦白讲，我更喜欢阅读关于过去的书，比如一本关于中国明朝时代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但在21世纪，如果历史学家不读关于科技发展的书，这个群体的知识和思想会变得越发贫瘠，不能帮助人类做出明智的决定。讨论未来确实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正如我一贯申明的，我不做预言，我只是在描述可能性，目的是警示。我希望人们看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之后，能够深思我们的选择，从而做出明智的决定。
    争议与回应
    明智地使用技术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
    新京报：在欧美社会，《未来简史》是否比《人类简史》引发更多争议？因为你不仅重新定义了“宗教”，还认为在未来数据主义将替代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读者翻开这本书会发现，18世纪西方孵育出的平等、博爱、民主等都过时了？
    赫拉利：的确如此，因为《未来简史》挑战了西方社会关于宗教、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认知。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精神、概念和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所有传统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并非永恒真理。它们都是“人类发明的故事”，在特定条件下有益，但随着社会变化，它们需要改变、适应，甚至变得过时。正如当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基督教并不能给当代工业社会催生的新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时，新近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会出现。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也会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变得过时——如果它们不与时俱进。
    新京报：书中的核心概念如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其定义都经过了简化。理论简化有风险，如何保证你的论述在最大程度上有说服力？
    赫拉利：我将人文主义简化定义为人类感受至上。比如人们根据投票者的票数选择总统；消费者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在艺术领域人们也有审美的追求，因为美是人类感受的一种诉求。自由主义，就是相信自由高于一切。既然人类感受至上，那么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人类他们想要的自由，让他们表达想要表达的感受——除非这会伤害其他人表达感受的自由。
    这些定义的确是简化的。历史现实要复杂得多。但因为这是写给公众的书，化繁为简很重要。我并不排斥那些写给少数教授、专家看的复杂读物，但学者有一种职责，是把科学新发现传达给公众。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公众可以理解、接受，且有吸引力的方式，不然如何去影响社会？
    新京报：你确实影响了很多中国读者，原因之一是书中高频糅杂着不少中国元素，从汉代的司马迁、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再到当代的雾霾，是为了吸引中国读者和市场，或是激发东方智慧参与思考人类未来？
    赫拉利：我写的是全球史而非西方史，以多国历史举例很重要。中国在人类未来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要写一本关于未来的书，吸引中国读者尤其重要。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本质上都是全球化的，比如全球变暖、全球贫富差异等。一些有潜在破坏力的技术如人工智能迅速崛起，为应对挑战，我们需要全球合作。不然，比如即便俄罗斯或日本允许某项科研，美国再怎么禁止也是无用的。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21世纪承担特别的责任。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领跑，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更长久的多民族共处经验，懂得如何使生活在不同地域，处于不同气候、经济条件下的多民族找到平衡。这对于未来人类谋求共存至关重要。
    新京报：可惜与你的期待不同，很多中国读者把《未来简史》——带着兴奋或批判——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视你为技术决定论的代言人。
    赫拉利：技术并不是决定性的。朝鲜和韩国都能接触到现代科技，却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目的使用技术。在21世纪，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确实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但前景并非单一的决定论，我们可以用它们去创造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如何明智地使用技术才是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比全球经济危机、中东世界的战争或者欧洲的难民问题更本质化。
    我并不相信决定论，不管是关于未来还是关于历史。写作《未来简史》，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我们正在面对的这个世界的阴暗面。它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你害怕了，就做一些事情来回应它吧。
    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兴起肯定将改变世界，但并不代表只会有一种结局。书中讲到的一切情境，都只有可能性，而非预言。如果你觉得某些可能性令你反感，欢迎运用各种新思维或采取新行动，让那些可能性无法实现。 ——《未来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