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化定位——以李少白童话集《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为例
李少白童话之所以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如果从作品自身出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既具备了中国性、儿童性和文学性的恒定要义,又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对中国性、儿童性和文学性的要义进行了变化的原创新解。概括说,李少白的童话集《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是在变化与恒定的双重时间维度下对中国性、儿童性和文学性的童话进行原创写作。《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虽因童话体裁而大量选取了淡化背景的故事题材,如《七彩船》《啄木鸟的天堂》《雪人姐姐》《彩云姑娘》等以动物、景物为童话主人公的诸多童话中的故事题材具有超现实、超历史的性质,但还是在部分童话中自觉地选取了中国历史故事题材和中国现实故事题材。前者如《三个和尚外传》《金箍棒失灵记》《哪吒改行》《智叟治山》等是对中国历史故事改写或续写,后者如《狼毫笔》《汽车灰姑娘》《满哥求医记》《懒嫂当模范》等,是对中国现实故事的想象或幻想。以童话的方式承担中国历史记忆和中国现实记忆,可谓李少白童话的中国性。不过,李少白童话的中国性质,是在历史变化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续写或改写。而如何以童话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与现实,事实上就呈现了李少白童话的儿童性与文学性。即:让童话中的儿童生命符合儿童的天性,进而实现中国儿童形象的塑造;让中国语言在童话世界中驾驭想象力与记忆力,进而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性。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者如何理解研究、批评对象,实际上取决于其背后的理论批评观念。批评者应将中国儿童文学视为开放性的存在。进一步说,儿童是人之子,而不是与成人处于绝对对立关系之中的幼小生命体;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一体关系,而不是分隔起来的绝对自足的世界。事实上,成人的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都有可能以基因的方式遗传给儿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也都有可能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儿童文学作为为“童年打底子”(曹文轩语)的精神创造工程,不妨节制地表现人之初时的人性弱点。无论儿童文学的内容多么纯真、美好,倘若彻底抽空现代人在人性上的精神困境,如:忧郁、苦难、孤寂、困苦等,就难免带有几分单薄和虚假。因为生活(包括儿童生活)和人性(包括儿童性)从来不只有美好的一面,也还有瑕疵的另一面。当然,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立法原则: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再造第二世界,包括对儿童世界中儿童形象和儿童性的再造。但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就因此可以拒绝承担文学的要义,比如:以文学的方式对人性之弱点的触碰。在这个意义上,李少白的童话集《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并不依赖于海大王小狗战胜山大王大灰狼、小人战胜巨人等这类正义战胜邪恶的奇境故事本身,也不依赖于《满哥求医记》《懒嫂当模范》《汽车灰姑娘》《红狐狸模特》等童话中的奇境情节编排,而是依赖于“危机四伏的奇幻世界本身”(托尔金:《论童话故事》),以及危机四伏的读者内心世界。如果读者是个细心的人,应该不难发现童话《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虎大王的小名儿》都或明或暗地描写了人性的自恋、骄横、虚荣、随众等弱点。如果儿童读者细心,也不难发现童话《懒嫂当模范》《满哥求医记》中对儿童懒惰和贪婪的形象表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少白的童话以反讽的叙述语调保持了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比如:《汽车灰姑娘》《金箍棒失灵记》《红狐狸模特》带有明显的现实批判性质。与上述将儿童性与人性、幻想与现实相互参照的创作手法有所不同,个别童话满足于单纯地讲述纯美与纯善故事,如《向日葵房子》《吊脚楼》等,读来略显单薄。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对象与观念最终会内化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标准。对于儿童文学而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都应坚持这样的恒定标准:童趣、美、洁净、秩序。其中,童趣是一个永恒的首要标准,但也是一个历史化的标准。“情趣”即“童趣”,固然是儿童文学的首要标准,但不是全部标准。童趣其实是儿童文学的外衣,如果没有思想的内里——美、洁净和秩序,就很容易沦为单薄的、与社会历史分隔的儿童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越发彰显:原本表现美、洁净、秩序等确定性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竟与西方现代文学一样走向了它的反面——表现恶、脏、无序的非确定性世界,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美、洁净、秩序的坚持就越发显得必要。可以说,如果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者在坚持童趣之外再坚持美、洁净和秩序为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标准,就意味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者试图以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思想来反拨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当中国现当代文学将西方现代文学视为权威的写作范式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所坚持的童趣、美、洁净和秩序或许提供了另一种现代文学的可能性。李少白童话的魅力就在于:在坚持童趣之时,还内置了美、洁净、秩序的审美思想。《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中几乎所有的童话都充满童趣。参加模特大赛的红狐狸“走着正宗狐步”(《红狐狸模特》);三个和尚各有算计、“彼此彼此”、出尽洋相却终回原地(《三个和尚外传》);红、白、蓝小轿车攀比车牌号码,最终纷纷陷到泥浆中(《汽车灰姑娘》);悟空在演播大厅接二连三做起广告,导致金箍棒失灵等等。不过,这些童趣引发的笑声过后,或有冷峻的批判目光,或有同情的悲泪。在《红狐狸模特》中,红狐狸“悲伤的歌声穿透了每个人的心,有人在抽泣着”。不仅如此,这些童话都是以童趣的故事来建立一个与现代社会相对比的美、洁净、秩序的世界。或者说,李少白童话中的批判精神恰恰是为了建立一个美、洁净、秩序的世界。“懒嫂”之所以懒,是为了孩子的勤快之美;一个中国字“笑”之所以“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为了人类的心灵之美;红狐狸模特之所以哭泣,是为了人类的洁净之心;《巨人和小人》《山大王海大王》之所以让善良战胜恶念,是为了恢复平等、尊重的秩序世界。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或许还可以以李少白童话为例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知识谱系进行反思。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知识谱系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更难以确定专业内的知识谱系,因为它属于跨学科的特殊学科。为此,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者除了立足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史的学科谱系,更应该自觉地汲取丰富、复杂、多学科的理论批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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