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杰出人物立传，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可谓源远流长。司马迁的《史记》中， 《本纪》 《世家》 《列传》三大门类大抵都属于传记。正是因为太史公的生花妙笔，我们才能读到古时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多半是因为那些精彩的历史人物传记。
    同一般虚构性作品比较，传记文学除了同样拥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之外，它还拥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现实价值，它以传主的精神风貌、伟业情操来激励时人，正心、励志、敦风俗、促教化，拿今天的话来说，它是立标杆、树榜样、弘扬正能量的创作，往往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
    作家聂冷勤奋笔耕数十年，以传记文学创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弘扬正能量，创作了张勋、宋应星、袁隆平、吴有训等一系列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传记，尤其是在新近三年内，他先是参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创作，出版了《花红别样：杨万里传》 ，接着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邓子龙传》 。
    读罢《邓子龙传》这部26万字的文学传记，方知传主邓子龙戎马一生，征战不息，总在抗倭、平边、戡乱之中度过。其中，抗倭是他的主要功绩所在，也是最能显现邓子龙精神风采和历史功勋之处。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我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烧杀抢掠，为祸惨烈。邓子龙从28岁中武举开始，便投入了抗倭队伍，历经无数次大小战斗，取得将兵资历后，更是一有倭害便衔命出征。他兵法娴熟，运用自如，又身先士卒，勇冠三军，打了无数胜仗，倭寇闻风丧胆，人民箪食壶浆。万历26年（公元1598年） ，他已68岁，退养归家多年，但一旦朝廷征召，他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又重披战袍，走上了援朝抗倭第一线。身为主帅，他仍是一贯作风，亲冒矢石，驾舟追杀敌人，以至于战死疆场，以其大忠大勇，铸就了一员武将的人生风范和报国情怀。聂冷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邓子龙在前后数十年抗倭斗争中，以自己非凡的军事才能，练兵治军，审时度势，有勇有谋，战无不胜。尤为可贵的是，邓子龙除了能征惯战，还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家的宏观视野。他秉持民本思想、平民情怀，仁民爱物，善战而不轻杀。他以武入世，以儒修身，能诗能书，博学多才。由于朝廷的掣肘，同僚的猜忌，甚至陷害，他的雄心壮志，他的战略蓝图总是得不到完美实现，未能一展他为国家成就万世伟业的怀抱，留下千古遗憾。
    云南西南边境，在嘉靖朝数生边乱。本为明廷属国的缅甸莽氏政权经常性地在边关大肆攻城陷地，烧杀抢掠，为害百姓。而边关将吏贪腐无能，还往往谎报瞒报，只求割地自保，罔顾国家利益，致使敌酋嚣张跋扈，边境日益不堪。关键时刻，邓子龙数次奉命平边，他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兼以所部兵将强大的战斗力，每次都能打胜仗，不但收复失地，扫尽烽烟，且能安抚民众，收服人心。如果没有朝廷及腐朽官员的掣肘及构陷，邓子龙必将重整西南边陲，一统大明版图而永息烽烟。在描述西南边疆战事中，作者并没有着力铺陈战争场面，而是以人物为中心，从战前、战中、战后邓子龙的所思所为，选取那些最有说服力的情节，来表现这位战将的精神风貌，他的作战理念，他的战略战术，他的大局观念，还有不计私怨、忍辱负重，还有他只知打胜仗，却不知如何报功、如何升官等等。他不屑于官场潜规则，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所有这些，都让传主的形象跃然纸上，富于感染力和说服力。
    窃以为传记文学创作的要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塑造人物。只有人物（传主）立起来了，这个传记才能算是成功。人物当然离不开故事、情节、细节。但是如果仅是罗列事实，哪怕记录得再具体翔实，传主的形象也不一定清晰生动，反而可能被史实所淹没。说到底，传记文学是文学，不是先进事迹报告。文学的特征是以生动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来感染人、影响人的。因此，做传记，不要认为把传主的事迹搜罗无遗表述清楚就成功了，而应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甄别入手，选取那些生动、形象的情节；同时，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依据传主性格和有关事件演进的逻辑来虚构若干细节、场景和对话，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显然，聂冷的《邓子龙传》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读罢这部传记，我们可以看到一员出身平民而志存高远，勇谋兼备而又谦逊儒雅，劳苦功高而却不计名利，备受屈辱而仍忠贞不移的杰出将领的生动形象便鲜明地耸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能看清他的眉眼，闻到他的呼吸，感触到他的脉搏，体察到他的思想和灵魂。而这也是这部传记最大的成功之处。
    邓子龙的时代离我们不过400余年，他所建立的抗倭功业对于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倘若国人读罢此书，能进一步激起我们居安思危的意识，从而自强自主，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我们的国家永居于幸福安康之境而雄峙于世界东方，则作者的心血也不至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