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27年，影视人文隽的内地生存哲学——
    拍好片要懂民情，要跑菜市场
    
    
    1993年底，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左一冯小刚，左二夏雨，左四王朔，左五文隽；后排右一姜文，右六刘晓庆，右五斯琴高娃，右四陶虹，右二宁静。
    
    1992年8月底，呼和浩特伊盟草原，拍摄《狭路英豪》。右二顾长卫、左三姜文、左四万梓良。
    开栏语
    风雨廿载，携手前行。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流行文化曾风靡一时，领亚洲风气之先。在本土市场式微之后，近些年来，大批香港导演、编剧、监制、戏剧人、音乐人、美术家、作家，北上内地，寻求机遇。他们，找寻到了更广阔的打拼舞台，也推动了内地文化行业之大发展、华语文化之大融合。本周起，本报推出“北上·文艺记”专栏，记录他们的故事，聆听他们的感悟。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以此，致敬那一段希望从未幻灭的光辉岁月。
    人物小传
    文隽，原名王文俊，1957年出生，香港影视人，参与影视作品超过百部。近年以监制、编剧及经理人工作为主。监制及策划的电影主要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风云》《中华英雄》《百分感觉》《古惑仔》系列《停不了的爱》《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美丽乡愁》《京城81号》等。曾担任第23届至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并借助金像奖大力推动内地和香港的电影交流。
    在位于三里屯的美亚公司见到文隽，他独自坐在会议桌前看新片资料，听到有人进来，抬起头打了一声招呼。文隽的长相有一点憨憨的、拙拙的，但眼里顽童般的灵光出卖了他——这是一个机智而善于观察的人。他的身上，有香港人常见的冷静与入世，也有独属于他自己的慧黠和圆熟。
    争分夺秒是他留给人的另一个印象。负责接待的女孩说，采访前，文隽其实早早到达了约定地点，边工作边等。但直到约定好的15时45分，他才客客气气地请记者进去。“我们谈45分钟。”他温和地发号施令。无论怎样，文隽都不会乱了自己的步调。或许，恪守规则本身，就是他赢得空间的一种方式。
    2010年，文隽写出了《人在囧途》，主人公是迷失的中产和淳朴的农民工，故事地道得像内地编剧的手笔，于是有人惊叹“文隽一个香港人怎么会这么接地气”！“我当然接地气了！我北上都已经27年了！”他提高了声量，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
    27年，占据了60岁的文隽几乎一半的人生。坐在三里屯的高楼之中，他回想起那个刚刚抵达北京的夜晚，遥远得仿佛一场梦中冒险。
    一个难忘的夜晚，让他觉得“北京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1990年秋，文隽第一次北上。
    彼时，拥有一家出版社的他想出一本巩俐的写真集，特意前往山西乔家大院，探班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给女主角巩俐拍写真集。那时内地刚刚开始发展，太原印证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想象：“招待所晚上10点钟就没热水了，马路上的灯也不亮，不像香港。”
    从太原回香港，要在北京转机，还要住上一晚，文隽特意问了一句“我住哪里？”被告知住在京广中心，他又开始纳闷：“也不叫酒店，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招待所。”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酒店，因为是中外合资，所以会有不少港台人士和外国人出入。
    文隽一个人也不认识，好在“双子座”天生爱交际，他“抓”住一个在电梯里冲他微笑的陌生女孩，“我想她大概是认得我吧，因为我在香港也颇有名气的。我对她说不管你今天晚上约谁，我都要跟着你。”女孩是在北京屈臣氏工作的香港人，爽快应允，带他和酒店财务总监到东三环边的日本餐厅“三四郎”吃晚饭。总监又告诉他：“京广中心二楼有卡拉OK，服务员可漂亮了。”这让文隽更加高兴，饭毕直奔而去，“结果一进门，都是香港人，每一桌都在跟我打招呼，‘文隽来了，文隽你好’，其实我一个也不认识。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有在看我的书吧。”这些香港人都在北京工作，他们开着车，带文隽逛北海和三里屯酒吧街，给了他一个难忘的夜晚，也让他觉得“北京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转年，电影《告别紫禁城》找文隽当导演，他提出：到北京拍。
    这是1985年的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续集。上世纪80年代港片来北京拍摄不易，剧组只能到台湾高雄的孔庙取景，假装是紫禁城。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内地开始接纳甚至鼓励港台电影人来拍片。“能在北京拍一个紫禁城的故事当然好了。”文隽说。与今天的合拍片不同，《告别紫禁城》属于协拍片，可以来内地拍摄，但不像合拍片那样拥有在内地的发行权。那时广电总局的电影局还在东城区的礼士胡同旧址，合拍公司在华都饭店斜对面，为了方便来回跑，他在亮马河公寓一住半年，到处看景，把北京游了个遍，“有一天从颐和园拍完回酒店的路上，我就想，我在北京城走过的每一块石板都有故事，难道我拍完戏就回香港？不行，我必须想个办法在内地从北到南跑一遍。”
    “姜文说，‘文隽你这个港人，和一般的香港人不一样’”
    文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和周晓文联合执导《狭路英豪》。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好莱坞影片《午夜狂奔》，片中的美国警察为了抓罪犯，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文隽就让姜文演的内地警察，从内蒙古跑到深圳，抓万梓良演的香港罪犯，“这条路线不是刚好从北到南了吗？圆了我走遍大江南北的心愿。”
    就这样，文隽和姜文有了交集。1993年，刘晓庆帮姜文筹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便直奔香港找文隽拉投资。“我帮着找过各种公司。但姜文第一次当导演，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和认可他，最后找了一些圈外人帮忙。刘晓庆也在云南找到了投资方。最终，大家一起投了100万美元。姜文说让我当监制，其实我这个监制就是替他张罗事情的。”
    因为拍电影，1991年到1994年间，文隽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段时间住在北京，“就是那时候混熟了。”他最喜欢回忆那几年的北京：“东三环两边都是白杨树，没有这么多过街天桥，奔首都机场要走霄云路机场辅路，坐‘面的’。我是港澳同胞，头两年还要用外汇券，不能用人民币。”合作拍片的模式也不一样，“那会儿剧组一起住在胡同里，只有一部电话，谁打来电话，就有人出去喊一嗓子，谁谁谁你来听个电话。”
    也因为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隽很早就和后来在内地电影界叱咤风云的“大院子弟”有了接触，“后来姜文和冯小刚、王朔、郑晓龙等人拍《北京人在纽约》，我和他们都认识了。当时他们也都是刚出道的人。小刚是我们的演员（《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没火。”作为香港较早跟内地演艺圈交往的人，文隽一直挺骄傲于这一点，并把原因归结为“很多话题都能接得上”，“比如他们调侃会用到一些北京俚语，什么‘四红四绿’之类，反正就是一套一套的，我都懂。”
    虽然直到现在，文隽的普通话还是跑不掉港味儿，但在当时，他努力学习着关于内地的一切，甚至学喝二锅头，可惜现在还是一喝就醉，“北京人的习惯我都了解。姜文也说‘文隽你这个港人，跟一般的香港人不一样’，我说我就是不一样。到今天，我跟姜文还是比较好的朋友。他现在越来越忙，越来越成功，我们都替他高兴。”
    “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气，才能真的做成一个互相提升的市场”
    在文隽的记忆中，香港电影人蜂拥到内地拍片，大概是2008年的事。
    当时，《画皮》票房卖了2个多亿，让大家看到了内地电影市场的巨大，“电影局了解香港电影人的忧虑，两边平衡，一边循循善诱，一边又尽量宽容，允许创作上的一些自由度。”
    更关键的是，文隽觉得如果不北上，香港电影生存堪忧。固守本土情怀和精神，当然值得赞许，但香港市场就那么大，决定了很多人只能拍低成本影片。“如果没有内地市场，徐克、吴宇森、陈嘉上、刘伟强、郑保瑞、陈木胜他们的才华都会没地方发挥。你固守香港不就是拍几百万投资的片子吗？怎么去拍大场面？老爷子（徐克）怎么拍特效？林超贤怎么拍《湄公河行动》？”反过来，香港电影人对内地的贡献也不应该被抹杀，“过去一年卖得好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有香港因素。其实，两边还可以再融合一点。”
    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文隽觉得香港人来内地拍电影的环境在变好，主管部门变得开明和开通，内地电影人也成长得很快，“2000年我拍《我的兄弟姐妹》，是于冬（博纳影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发行的第二部片，他赚了第一桶金，现在博纳发展得非常好了。”
    于冬曾告诉文隽，不要把内地当成一个逐草而居的地方，“他说，你们香港电影人是游牧民族。为什么这么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是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游牧民族’就跑去讨好台湾市场，利用台湾的资金。现在，内地开放了，就又来到这边吃草。但他说，我们应该定居在这里，不能吃完草就走，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气，才能真的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互相提升的市场。这句话我记住了。”
    北上27载，文隽觉得自己很幸运，能见证内地电影市场从荒漠处女地到年创收四五百亿的全过程。更幸运的是，这20多年来他在内地交往的人都很“靠谱”，是那种“应该交往的、有本事的人”。
    “香港电影人刚来可能会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必须调整心态”
    忆往昔，文隽常常写一些文章，也算是给后来到内地发展的香港电影人一些经验和建议，“他们刚来内地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是过来人，常常跟他们讲，必须调整心态。以前内地电影行业因为种种原因没起飞，内地的电影人可能没香港电影人那么有本事。但是大家都会进步，而且内地进步得很快。”
    文隽还摸索出一套内地生存哲学，概括为“四情”，“我们到内地来，必须要了解几个情，第一是国情。譬如今年年底要召开‘十九大’，那你知道‘十七大’‘十八大’吗？……第二是民情，菜市场的菜多少钱一斤？‘破崇文、穷宣武’是怎么一回事？我来北京的第一年，好奇心特别重，人家住在苹果园，我没去过，就送人家回去，看看苹果园到底在哪里，打车从亮马桥到苹果园，来回要200多块钱。而且那个年代，晚上和女孩子坐一辆计程车，还会担心警察查车呢！”
    第三个情，是人情世故，“北京人吃饭喜欢敬酒，我们香港人从来不敬酒，吃饭屁股黏在椅子上都不站起来，这就很不一样；另外，大家一起吃饭，谁应该坐哪个位置，也都要懂的，要观察。”另外，文隽还坦言，不要相信那些表面上的江湖交情，还是应该真实做人、踏实做事，“如果能交到真心的朋友，那样的交情可以有，但不需要那些虚情假意的交情。”
    现在的文隽，既不常住香港，也不常住内地，“在飞机上的时间比较多，每周都要飞个两三天，周末回香港陪小孩，周一周二又要飞去别的地方，在各大航空公司我都是金卡、钻石卡（会员）。”
    香港人务实的作风，让文隽把保持开放心态看得很重，看内地电视剧是他熟悉内地的方式之一，“有分量一点的剧我都会看，比如《琅琊榜》《甄嬛传》《北平无战事》……”前一阵子他也在追《人民的名义》，在朋友圈评论“很精彩，停不下来”，还特地去买了原著小说，他还爱看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新一代的喜剧演员不在这里面找，去哪里找？常远、文松、贾玲……接下来几年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文隽把这些统统叫做接地气，他说，跟不上社会热点，心里总会有些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