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的呼唤》 《家族之苦》 《东京家族》 《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 《寅次郎的故事》 提起日本国宝级导演山田洋次，给一代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要数上世纪80年代他拍摄的《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等影片。5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尽在光影，令观看者笑中带泪。 2016年年底，85岁的山田洋次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与现场莘莘学子分享自己宝贵的一线经验与创作心得，同时也为他的作品《家族之苦》被黄磊翻拍成中国版前来探班。 山田洋次曾多次到中国进行电影交流，而这一次，因为年龄原因有可能是这位耄耋老人最后一次的中国之行。 每一部完成那一天自己心里都充满不安 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是个传奇，85岁了仍然创作力旺盛，更难得的是作品高产之外，还能保持着一贯的高水准，其新作《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今年还代表日本报名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虽然最终未能获得提名，但影片依旧力道十足，毫无暮气。 可是，传奇的山田洋次导演内心很孤独，因为，那些与他一起欢声笑语与他一起打拼电影江山的老朋友，绝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虽然仍有“山田组”与他在一起拍片，但并不能替代老友故去的伤感。也因此，日前山田洋次做客北京电影学院，在谈到高仓健时，山田洋次说高仓健的背部很柔软，当翻译在翻这句话的时候，沉默下来的山田导演表情落寞，垂在腿前的左手一直轻轻拍动，像是在轻抚高仓健的背部，让人觉得有些心酸。 山田洋次是一个道尽日本人心事的电影大师，有“喜剧山田”、“庶民剧大导”之称，被称为“日本人心灵的代言人”，高产的他已经导演了85部作品。 中国观众对于山田洋次的了解，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在中国的放映。家长里短的戏表面婆婆妈妈平淡无奇，可是山田洋次却能几十年将其拍得笑泪结合，让人心生强烈共鸣。 此次，山田洋次来京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家族之苦》被黄磊翻拍成中国版，名为《麻烦家族》，这是黄磊进军导演界的首部电影，黄磊说自己是山田洋次导演的粉丝，“在他的电影中学会面对苦难，学会快乐”。 在黄磊看来，山田洋次拍的那些家庭戏，就好像是发生在自家小区的故事，“看过《家族之苦》原版之后觉得沉睡在心底的东西被唤醒了，所以决定当一回导演，特别珍惜这久违的第一次”。而85岁高龄的山田洋次不辞辛劳飞临北京，亲临剧组探班最后一场戏的拍摄。 陪同山田洋次一起来北京的日本松竹电影公司的大角政还透露了一下“私心”，他说山田洋次导演的《家族之苦》第二部已经拍完，将于2017年5月在日本上映，他希望《麻烦家族》能够大卖，这样黄磊就可以拍第二部，那么山田洋次导演就不能停，要继续拍三、四、五、六、七……希望山田洋次导演可以永远拍下去。 对于自己的高产，山田洋次导演并不得意：“好导演不是拍的数量多，而是有好作品，名导演拍的作品都很少，我只是日子长了，拍着拍着就多了。” 山田洋次说尽管自己拍了80多部电影，但是每一部完成那一天自己心里都充满不安，“那一刻我常想这部片子真的拍好了吗？我经常在想，我想把它重新拍一遍。” 电影大师黑泽明曾经说将这个镜头与那个镜头剪切粘接在一起的感觉，是一种变魔术的感觉，这种见解让山田洋次感同身受，他说自己是快80岁时才懂得拍电影，懂得黑泽明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烧陶瓷时，在窑中高温烤的时候陶瓷会发生窑变、发生神奇的颜色变化等。拍电影，尤其是后期的剪辑工作，特别像烧陶时的窑变过程。因为这个镜头与那个镜头，有不同的颜色在里面，但你通过将这个颜色和那个颜色、这个镜头和那个镜头剪接在一起的过程，在你所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发生了窑变。它出来的是你不曾想象过的一种新的颜色、色调或是情节。” 山田洋次对现场的北京电影学院学生表示，拍电影没有捷径，在学时期一定要大量涉猎经典影片，将部分打游戏的时间转移于观影，而在做了导演后，一定要非常投入地去拍电影，整个剧组的所有人都要全身心投入去热爱电影。“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去祈祷你的电影一定能拍成一部好的电影，要用这样一颗诚挚的心去面对你的电影，每一步都这样去做，最终可能你会得到一个美丽的窑变结果。” “当导演是命运，是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 山田洋次导演可以说是与中国最有渊源的一位日本导演，小时候，由于父亲在南满铁路公司工作，他在中国东北生活。父亲爱看电影，时常带他散步时顺便就去看场电影，山田洋次在其《我是怎样拍电影的》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看电影的心情：“每当走到电影院门口，父亲停下脚步注视广告或剧照时，我总是紧张地查看着父亲的表情，心里催促道：‘快进去吧，快进去吧。’每当掀开电影院的门帘，走进一片漆黑的大厅时，我会产生一种整个身体像被吸进了另一个世界，紧张得直打冷战的惬意之感，使我念念不忘。” 虽然喜欢看电影，但是山田洋次1954年进入松竹电影公司投身影坛却并非为了实现什么电影梦。山田洋次回忆说，年轻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知道自己不喜欢做什么，比如不想当官，不想当一般的公司职员被束缚。那之前他与电影界的接触就是曾在大学时代参加过电影研究会，接触过一些电影节人士，觉得他们性格爽朗，情绪乐观，“我想，如果将来能在这些人的圈子里工作该多好啊，这种模糊的憧憬成了我从事电影工作的动机。” 日本战败后，山田洋次从中国回到日本，生活变得窘迫，经常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进入松竹公司，山田洋次说领到饭票，到了食堂看到盛得满满的大碗米饭，顿时感到一种由衷的幸福。 在山田洋次看来，当导演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在我当学生的那个年代，日本有很多电台、出版公司，电影公司也特别多。我就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去很多家电影制片厂参加他们的考试，我当时只不过碰巧去考松竹，并有机会能够进入其中。如果我当时是去考一家报社或电视台，也许后来我就成为一名记者了。所以不是我去选择当导演，而是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所以我想，如果一开始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万一达不到那个目标还挺伤不起的。如果说每一天你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的话，那个目标就会自动走到你的旁边。” 在与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交流中，山田洋次更是提及了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生前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卖豆腐的，所以只能做豆腐。”他说，“卖豆腐的人至多还可以制作各类豆制品，但除此之外的事绝对做不了，对我来说，电影也是这种意义的快乐。” 山田洋次来过中国很多次，可是他说这次由于年龄原因，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来中国了，听着让人伤感。而在回忆老友高仓健时，他透露，为了保持饥饿和清亮感，高仓健拍摄《远山的呼唤》时从不吃早餐和午餐，等到整部戏杀青时才恢复正常饮食。高仓健带着个人特色的经典冷峻表情，实际是一种带饥饿感的眼神。在座的霍建起导演也表示：高仓健来中国拍摄张艺谋《千里走单骑》（2005）时，在一遍遍来来去去的反复拍摄过程中，即便大部分工作人员都逐渐嫌累坐下去的时候，他始终是坚持站着。 2013年在著名导演大岛渚的葬礼上，山田洋次曾说：“同代人的去世让我觉得很寂寞，不平静。”而另一方面，2004年，山田洋次获得了“黑泽明奖”——日本电影的终生成就奖时，他表示，如果奖项意味着自己电影生涯的结束，就是最大的悲伤。“黑泽明83岁时仍然在工作，我相信以后我也会有很多好的作品”， 所以，高龄的山田洋次导演能继续拍摄下去，就是影迷莫大的福分。 喜欢用喜剧手法描写现实，努力描绘人的样子 80多部作品中，山田洋次导演大多集中于家庭和反战题材，他的电影主人公也多是小人物，就算是反战片，也会从普通家庭生活入手，把严肃的主题融入日常化的情节中。 山田洋次的视角，显然与其经历密不可分，山田说自己在学生时代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讲一家人遭到法西斯军队的围追，父母带着三个孩子翻过阿尔卑斯山、逃到山的那一边的故事。“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但我清楚记得我看了这部电影后心里的那种不安，那使我想到：如果我是一家之长，在全家命运面临危机的时刻，我能否带领家人共渡难关呢？当时我就想，如果一家人平时相处得非常融洽的话，在危机时刻，一定可以拧成一股绳，可以发挥一家子的力量。这就是家人。” 山田洋次表示，自己在中国度过的儿童时代，以及作为难民回到日本后的少年时代，他所经历的这些体验和他大学时代看到的这部意大利影片所反映的场景交汇在一起，成为他创作以家庭为主题的片子的一个最大背景：“我后来在这种体验的基础上，作为它的延长线拍了很多部以家人为主线的电影，这和我少儿时代的体验密不可分。我想这不光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国家的事情，也是一个全球共通的主题。” 至于人们关心的为何山田洋次导演总是有层出不穷的可拍摄素材，山田洋次导演给出的答案就是留意观察生活，他举例说，他的孩子在上小学二年级时，一次对他说：“今天我拍了X光。”“我便问他：‘结果如何？’‘医生说准备好，要拍了，所以我做了一个笑脸。谁知医生又说，拍X光用不着做笑脸。’听了孩子这番话，我边笑边想：这个笑话也可以用在寅次郎身上吧，我就是这样把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事情以及与摄制组成员闲聊时偶然得到的启发等储存在自己的记忆仓库，然后把这种经过发酵的东西用于创作的。” 山田洋次平时喜欢听落语（类似中国的传统单口相声），他的电影也总是让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对此，山田洋次说自己喜欢用喜剧性的手法描写现实，“现实生活的人大多有喜感，即使很严肃的人也有这一面。”而有趣的是，让大家开心的长寿系列《寅次郎的故事》，山田洋次开始并不觉得寅次郎好笑，“我当初觉得《寅次郎的故事》并不可笑，结果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不断，很让我意外。” 在山田洋次看来，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很有喜感，“比如有人自觉优秀严谨，而旁人换种视角去看，就会发现他身上的喜感。人的本性中就有这样的层面，既现实又可乐。所以，真实性当中就有喜剧性。喜剧从来都被看做是二流、三流的东西。但是前辈说过喜剧是很难的东西，发现人类所有的有趣时，人就会发笑。无论怎样，我都会努力描绘人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