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出版，受到学界同行热烈关注。仅在《中华读书报》上，即有张祥龙、何光沪、刘钝、江晓原等7位学者发表看法，虽然他们中不少人与吴国盛观点并不尽相同，但一致认为该书新颖而精彩。在一般读者中，该书也受到追捧，在“豆瓣”上，网友fushia说：“竟然还挺好看的诶，对于一个科学小白来说通俗易懂。”网友西西弗斯说：“作者的思想和包容，以及他深刻的洞察深深打动了我，影响了我对知识、科学乃至世界的看法。”岁末，该书受到媒体年度书单的青睐，被《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选为“年度十大好书”。
    
    《什么是科学》，吴国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49.80元
    什么是科学？据《什么是科学》的论述，和民主、自由、哲学、自然等一样，“科学”也是一个日译名词，它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文献里也许是在1897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仅仅二十年后，“科学”和“民主”已并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在今天，科学更受到无以复加的重视，“科学”一词附加了正确、进步、力量等等涵义。但是，什么是科学？
    在书中，吴国盛对“科学”这一概念正本清源，追溯其希腊根源，又梳理了基督教和科学革命带来的变迁，揭示出科学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之处，甚至可以说，正如“仁—礼”之于中国传统那样，“自由—科学”就是西方人的“人文”（即人性理想与教化方式）。因此，科学是西方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在专业化时代，人文学者往往对科学敬而远之，而科学家又大多缺乏人文学术训练，难得有人像吴国盛这样立足人文反思科学。吴国盛能够跨越科学与人文，展开自成一家的论述，则与他独特的求学、治学道路有关。
    
    吴国盛
    他年仅15岁便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有志于理论物理的他很快发现，这个专业不太符合他的理想（空间物理主要研究月地之间的物质形态，基本上用不到量子力学、相对论，反而强调无线电、雷达之类的应用技术），而当时转系又非常困难，吴国盛不愿意束缚于不喜欢的专业之内，因而有些“不务正业”：一方面自学数学系课程，另一方面又跟随在哲学系的老乡旁听哲学课程。等到考研时，便选择了哲学系的自然辨证法专业，跟随黄耀枢先生攻读科学哲学。
    读硕期间，吴国盛创办“科学文化学社”，主持“燕园科学文化沙龙”，主编《北大学生报》，在课业之余保持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不过，明确的学术方向，还是在他去社科院工作之后才确立的。
    1990年前后，吴国盛翻译了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这次翻译对吴国盛影响很大。柯林伍德让吴国盛发现了中国学界尚未发掘的一座金矿，这就是“科学思想史”领域。“科学思想史”并不旨在罗列具体的科学成果，而是着眼于贯穿于科学发展史中那些关键观念——例如“自然”“空间”“时间”等——的渊源和流变。
    之后几年是吴国盛的学术高产期，陆续出版了《自然本体化之误》（1993）、《希腊空间概念》（1994）、《科学的历程》（1995）、《时间的观念》（1996）等著作。其中《科学的历程》曾获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等，还被《全国新书目》评选为“新中国50年百部名著”，二十余年来畅销不衰，是中国人创作的科普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畅销书。而他本人最得意的作品还是《希腊空间概念》。该书揭示出希腊人的空间概念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空间概念大相径庭，“后来英美学界也出了一些考察希腊空间概念的著作。我发现，有些思想的澄清与表达，我比他们都要早。因此，从科学思想史和希腊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本小书还是有一定的先驱意义”，吴国盛说。
    
    吴国盛的部分著作
    1997年，年仅33岁的吴国盛被破格评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但他越来越觉得，社科院没有学生可带，既无法教学相长，也不能实现学术的传承。“不知道什么原因，社科院招研究生极为困难，名额极少。即使像叶秀山老师这样的大学者，招博士生也得两三年才有一个名额。”于是，他寻找机缘，于1999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此后，他把精力更多投注在教学上，培养出数十个科学史或科学哲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
    而2016年将成为吴国盛学术生涯一个新起点。今年9月，他告别北大，调到清华，主持创建科学史系。
    这次“跳槽”也许包涵了吴国盛很大的学术野心。他希望在中国建构起西方科技史的研究平台，推动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首先要重新定位科技史学科。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曾经的定位是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而吴国盛认为，在今天，科技史研究应更多服务于通识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这两个目的，在高校里服务于通识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服务于科学文化建设。为此，就应该更多地研究西方科技史，向国际科学史界的学术前沿靠拢。
    Q&A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从思想史和制度史的角度提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这个观点可能会给一般读者带来很大冲击和困惑。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西方学界长久以来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和谐说”“冲突说”“不相干说”等不同观点，您为什么选择了第一种观点，并且是在“强纲领”的意义上？
    吴国盛：我在书中提到了，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不能笼统地讲，应该分历史时期来说。在基督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和谐”“冲突”“不相干”以及“不可分”四种样态都有。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与宗教当然有过一段激烈冲突的时期，我们今天禀承的“冲突说”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期的思想遗迹。在中世纪晚期，神学即当时最高意义上的“科学”，因此，那个时期应该属于“不可分”。科学革命时期，新兴的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大体上属于“和谐”关系。20世纪，科学取得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之后，科学无须与宗教搏斗以争得自己的地位；现代社会整体上的世俗化，使教会丧失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来干预科学，这个时期，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在“不相干”和“和谐”之间。我在《什么是科学》中讲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主要讲的是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强调“和谐说”。全面阐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是我这本书的任务。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读者学会理解和处理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
    中华读书报：很多学界同行对大作发表了不同意见，而大部分商榷集中在“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上，认为您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犯了某种错，请您对朋友们的批评一并做个回应吧。
    吴国盛：首先对学界朋友们的批评和评论表示感谢。爱因斯坦曾经在答谢批评时说过：“人们只会同他的兄弟或者亲密的朋友发生真正的争吵；至于别人，那就太疏远了。”这也代表了我的想法。
    我写这本书抱负可能是有点过大了，同时向三个人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强调希腊科学是科学的正宗来源，缺乏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希腊精神，我们的科学事业就原创乏力，行之不远。这个方面主要是写给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看的，事实上，许多科学家像饶毅教授是认同这个思路的，异议更多来自普通读者。第二个方面，强调近代科学本质上是求力的科学，有着深刻的宗教动机，我们如果忽视现代科学的这个哲学基础，我们很容易丧失对现代科学带来的蛮力的警惕。这个方面主要是写给科学哲学家看的，许多哲学同行们对此是高度认同的，但有些科学家对此有反感，认为有反科学之嫌。第三个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西方原本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和数理实验科学，像李约瑟那样用西方的数理科学框架去套中国的历史，建立的是一套碎片式的历史叙事模式。我建议发掘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这个维度，因为中国古代知识里称得上科学的就是博物学。这个方面是写给科学史家看的，我的科学史同行们持不同意见较多。我不愿意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有或者没有科学，而是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科学“传统”，但有深厚的“博物科学”传统。批评我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人，似乎都不认为博物学是什么正经科学，更愿意说中国古代就有不俗的数理科学。这当然还可以讨论。
    中华读书报：从您的书中，很多人都能隐隐读出一种大的文化关怀或者现实关怀。以我们的了解，可以说您钟爱中国文化如古典文学、艺术等等，但在科学问题上，您对古代中国评价不高也是有目共睹的。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如何扬弃，如何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这里只能请您简而言之。
    吴国盛：中国文化的未来要与现代文明的未来结合起来考虑。我觉得，现代文明的危机，其紧迫性要高于中国文化传统能否延续的危机。因此，中国人要花更多精力去理解作为现代文明支柱的科学，这个我们远远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对自身传统的评判，也要基于对科学的理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