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马晓丽著，大连出版社出版，29.00元
    正是由于《楚河汉界》的受挫，才逼着我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省，对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才使我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清醒了。它至少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使我沉静下来，避免了因获奖而可能造成的错误的自我认定。二是使我对文学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2016年8月，军旅作家马晓丽的中篇小说《催眠》被改编为同名话剧，登陆人艺实验剧场。
    这对马晓丽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新鲜体验。这部聚焦现代人心理健康的作品，搬上舞台后被赋予了格外鲜活的生命力。
    在《楚河汉界》之后，马晓丽表达自己对长篇小说写作的感悟：就像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平时在生活中累积的大量想法，可以在这时系统地、集中地进行梳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贴着一个个生命轨迹去行走，会看到许多各不相同的生命现象，会带给你更多包容和理解，这些都会提升一个人的境界。而写作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境界的高下之分。
    作家的精神修炼是长期的，贯穿于整个写作生命的过程中。时至今日马晓丽还在不断地从精神束缚中往外挣脱。挣脱，是这些年她在军事文学现场最常说的一个关键词。
    中华读书报：在最初的写作如《夜》和《长大了》，被评论家称为是您创作的“少女期”，您自己如何评价？
    马晓丽：那时的创作是很盲目的，没有想法，随意性强，碰到什么写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只是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种冲动里既有对文学的热爱，有表达的愿望，也有名利的追求。创作早期这种名利追求是有益的，助燃了我的创作热情。我那时就与跟我一起获奖的人一样，沉醉其中，觉得小说没那么难，我写第一篇就获得了成功嘛。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跟著名作家对话座谈，让我得意洋洋地晕了很长时间。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根本不知道小说为何物。所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飘飘然地写了一些不知所云质量不高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您在200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舵链》，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全军的一等奖，引起广泛关注。
    马晓丽：这个短篇之前，我开始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了怀疑。之前，我受新闻写作和阅读翻译作品的影响，语言一直很板。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语言越来越感到厌恶，急需寻找一种令我的表达更舒服，更自然，更个性化的语言方式。现在想来，其实任何改变，都是从怀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当时自己还没意识到。写这篇小说时，我试着让自己放松，不再绷着，不再刻意修饰生活语言，结果发现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一下就活起来了，有了生气。这种改变令我很享受，就像打开了一扇门，连思维都变得自然流畅起来了。所以我想，语言与思维大概是二位一体的，也许语言的变化原本就来自于思维的变化。从这个短篇开始，我的小说语言有了新的变化，也为接下来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华读书报：《云端》好评颇多，这个作品是纯虚构吗？有无事实依据？恕我直言，阅读中感觉语言和叙述略有拖沓，您的写作，设计情节或人物，是否理念在前？
    马晓丽：《云端》是迄今为止我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作品当然是虚构的，但任何虚构都必然会有现实的投射。写这篇小说的起因是我婆婆。我婆婆是个三八年入伍的老八路，有一次，她看到有些老干部家属的不文明行为时，悻悻地对我说了一句：太没有知识了，还不如我看管的那些国民党小老婆呢！她的这句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交谈我发现，我婆婆对“国民党小老婆们”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她鄙薄她们，因为她们是敌人；而另一方面，她又暗暗地欣赏她们，欣赏她们言行举止中透出的文化气息。我想知道，是什么使我婆婆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会时不时地超越阶级意识看待不同阵营的敌人。我婆婆不可能跟我探讨这些，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突然又冒出一句：我还从一个国民党小老婆裤裆里搜出了金条，被大会表扬了呢！我心头一震，在满脸自豪的婆婆后面，我看到了另一个女人，那个被婆婆称为国民党小老婆的女人。我突然很想知道，这样两个不同的女人之间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理念在前，但在开始下笔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们的走向和结局。
    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确想让叙述缓慢一些，绵密一些，小资一些。我觉得这样会更女人，觉得这应该是一篇很女人的小说。
    中华读书报：《云端》中两个女人涉及私密的对话，我觉得似乎不大能够理解。那个年代，包括她们的特殊身份——总觉得不大真实。我想知道的是，您如何看待虚构的合理性？
    马晓丽：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能理解女人之间的私密话题。也许您认为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那样的私密话题，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女人对私密话题的克制和释放都是一样的。就如同男人之间常在私下谈论女人一样，女人也会在适当的契机下谈论男人，包括谈论自己的身体感受。当然，契机很重要，即便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只要给了她们合适的契机，就会唤起她们探究身体和生命秘密的兴趣和热情。这是一种来自于生命本身的自然驱动力，是任何环境和外力都无法彻底遏制的。
    说到虚构的合理性，我认为虚构通常都是建立在作家自觉的合理性上面的。当然，作家的自觉未必一定能与所有读者的他觉相吻合，在这里我的自觉与您的他觉显然就不吻合，这很正常。其实，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建立在您的虚构基础上的。您虚构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现实，以您虚构的现实来衡量，认为在那个年代，这两个不同身份的女人之间进行私密对话是不真实的。那么问题是，您的虚构是否就具有合理性呢？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获得鲁奖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吗？是否算得上您最好的短篇小说代表？
    马晓丽：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我最好的小说，我最好的小说还是《云端》。在《俄罗斯陆军腰带》中，我不得已地掩饰了一些内心中最真实的痛感。起初动念写这篇小说，缘于我亲眼所见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的一次事故。当时一架飞机从我们面前飞过后，突然摔落下来，在我们的视野中爆炸起火。我知道演习中发生意外事故是很正常的，让我感到不正常的是我们的反应。事故发生之后，我看到了两军对待事故的截然不同态度，这区别不在于不同的民族习惯，不在于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在于文化背景中的生命意识，在于对生命、对牺牲的人文态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其间的区别带给我、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痛感，但我无法直接表达。我写了很多花边似的两军区别，用来掩盖我最想说的，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在笑着讲述那些有趣的两军故事时，我的心一直是痛的，痛得直想哭。所以，每当有人提到这篇小说对军队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命意识进行追问时，我都会心存愧疚和感激，愧疚自己的软弱，感激终究还是有人能径直抵达。
    中华读书报：《白楼》和《覆水难收》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军人，他们多少有一点理想；《楚河汉界》也塑造了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军人。文坛对《楚河汉界》评价很高，但是并未能获得大奖。
    马晓丽：《楚河汉界》是在评上全军最高奖后，被作为问题小说拿下来的。《楚河汉界》受挫之后，我个人的狭隘功利目的基本落空，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所说的个人狭隘功利目的就是获奖、出名、立功、晋级等等既得利益。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很渴望得到这些既得利益的。幸运的是，我的目的没能达到。
    我把这说成幸运，是因为正是由于《楚河汉界》的受挫，才逼着我开始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省，对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才使我在追问、反省和思考中从狭隘的功利写作中清醒了。它至少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使我沉静下来，避免了因获奖而可能造成的错误的自我认定。否则我会以这篇小说作为自己的军事文学创作的标杆。以我现在的眼光，已经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楚河汉界》中带有许多我多年精神捆绑的烙印，带有我文学意识和文学思维的诸多局限了；二是使我对文学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其实任何文学奖项都与文学本身无关，它既不是文学的目的，也不可能促进文学质量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任何我们看重的文学奖项，无论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其实都是一种社会游戏。你可以去参与，但切不可当真，不可把这些东西当成文学追逐的目标。否则必然会陷入到狭隘的功利写作中了。其实挫折也是修炼，而且往往是更为有效的一种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