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土题材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羊城晚报：80后作家的写作题材越来越多样化，您是怎样开始关注都市题材的？
    周李立：很简单，因为我生活在北京。既然小说的一切都归因于生活，我实在舍不得不去写我生活的城市，我没必要舍近求远。当然，我也一向认为都市与乡土只是题材上的分野，就小说而言，它们的差别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巨大。我没在乡村生活过，十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县城，县城其实又是都市和乡土之外另一种形态的存在。我也写过一些关于县城的小说，也许以后偶尔还会去写县城生活。但目前，我大部分小说，都还是关于北京的。它让我感到亲切。我大概是个对外部世界缺乏探究欲的人，所以我对乡土题材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读不懂乡土小说的细节与人情，也不是太想去弄懂。但有的作家就不同，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对不熟悉的一切都有去探求一番的愿望，也正是这种愿望推动着他们的写作与阅读。然而，我也知道自己仍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只是我的好奇更多的是对内部世界的，是对人心的思虑与意识的萌动的。人无疑是最有意思也最复杂的所在，也是小说关注的所在，至于选什么题材，不过是“靠山吃山”罢了，只要作者自己熟悉亲切、写来得心应手，就没什么不好。倒是一些刻意去写某类题材的作者，让人担心。
    羊城晚报：您很早就在网上的空间或博客上写作，这些经历对成为职业作家有怎样的影响？
    周李立：成为BBS和博客用户是在上大学期间。那时我在论坛写下的东西并不能被称为文学，那种游戏行为也并不是写作。现在想来，那只不过是出于自我各类情绪抒发的需要。不过，几乎所有写作者最初的写作冲动都来源于自我抒发的需要，有的作家甚至一辈子都在进行这种自我抒发，无论他写的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真诚的自我抒发在写作初始阶段固然是条可行的路，然而写完自己那点儿事之后怎么办？是否还拥有持续性写作的能力？这是判断一个作家能否进行职业化写作的重要标准。很多早年风光的80后作家在迅速抒发掉自我之后，也迅速结束了他们的写作生涯。从这一点而言，我感谢自己早年在网络上就写完了自己那点儿事，也度过了因内心倾吐欲而不得不诉诸文字的写作的初始阶段。在真诚却简单的初始阶段的文字游戏结束后，我可以不再纠结于自我，如今我没有什么自我抒发的冲动，平时我大多时候都话少沉默，我也愿意冷静地处理我的文字。我相信，小说家但凡情感表达的愿望强烈的，总是会伤害到小说的。
    在持续书写中显出厚重感
    羊城晚报：您在成都和北京都有生活的经历，在写作中，您如何发掘与呈现这两个城市的区别？
    周李立：成都和北京的区别不难概括。甚至并没有在这两座城市长久生活的游人，也能总结得八九不离十。我想这个问题的归结点其实并不是谈环肥燕瘦有何不同，而是“如何发掘与呈现”。我倒是很少有意去“发掘与呈现”两座城市的异同，尽管它们也确实多次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对我来说，它们的区别与其说是空间上的，不如说是时间上的。我十八岁离家之后就一直待在北京，我的家人都生活在成都。如果忽略了时间因素，也许两座城市对我来说都将缺失大部分意义。成都更多存在于我的记忆或想象中，我为她涂上名为“过去”的保护色。北京却是成色分明的当下，她不容分说地进入我的生活，也进入我的小说。
    羊城晚报：与乡土题材相比，当下有的都市题材写作被认为较轻，甚至缺乏历史感，您个人如何考虑和把握这个方面？
    周李立：现代都市在中国真正存在的时间，其实短得可怜，乐观说，也不过几十年。如今大部分都市人身后，其实都拖着一条长长的乡土的影子。几十年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压缩着也消解着人们的历史感。然而这种急剧的变化、这条长长的阴影地带，也是经由历史锻煅造才成形的。不断被书写的东西，才能成为历史。作品的历史感其实也产生于不断书写的行为。中国作家写了多年乡土，乡土文学的厚重当然得益于几代作家的持续写作。而我们对都市文学的书写仍在半遮半掩地进行，似乎理直气壮承认作品是都市文学，也就等于承认了作品的轻薄与浮泛。这种印象固然缘于某些轻薄浮泛的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但都市文学本身其实也会与我们的都市一道，在发展定型固化的过程中、在持续的书写中，呈现出它自身的厚重与历史意味。毕竟，如今离时代现场距离更近的正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宏大时代的投影也更多覆盖城市而不是乡村。都市人群更快更强烈更直接地感受着时代与社会变化的气韵，这都无疑给了小说家提笔用墨的空间，而都市文学固有的轻灵幽微其实并不妨碍它终究会累积出有别于乡土文学的历史质地。
    发现都市文学的独特所在
    羊城晚报：您最喜欢哪位都市题材的作家？和他（她）相比，新生代作家的优势在哪里？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周李立：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对我意义重大。耶茨的命不是太好，生前未成大名。《纽约客》在他去世九年后，才第一次刊发他的小说，而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投稿给《纽约客》，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所以，如果说当下中国小说家与耶茨相比有任何优势存在的话，也许是当下的读者比耶茨时代的读者较容易设身处地理解作品中那些只属于现代城市的痛苦。而耶茨的作品是在延宕数年后才终于为人们所理解的。
    比耶茨不足的部分也是明显的。耶茨出生在纽约扬克斯市，成长于曼哈顿岛的社会底层，强调这一点，是为说明他对现代城市有如何切身的感受，生于斯长于斯，他与它同在。这种“同在”意味着，他有足够空间去发挥自己的敏锐洞察力从而捕捉并在作品里解读出那些属于现代都市的精神特质。现代性的痛苦在耶茨的作品中被解读为“不能说的孤独”与“命运的无奈”。但在当下中国，想做到这种“同在”却并不容易，毕竟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比我们更早也更迅速，美国作家看来也更早遭遇到现代性的痛苦。但我们也没必要因此放弃努力，我们的城市化进程终究是我们的，我们的城市也终究是我们的，我们也终将与城市同在，我们同样终将感受并发现到属于我们的都市文学的独特所在。毕竟无论城市或乡村，无论中国或美国，无论是否新生代，对文学而言，命运的诸多困境都是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