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阿乙写乡村，写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但不像中国大部分的小说，他不是社会学意义上，而是正宗意义上的小说，是写人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谈及这部倾注自己心血的作品时表示，他的小说有时只属于少数极为机敏的读者，“他们和我是审美上的共谋。”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现为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以及《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
    ◾本期对谈嘉宾 阿乙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傅小平
    博尔赫斯想写《早上九点叫醒我》，他似乎没有写这个题目，于是我就写了。
    傅小平：你的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名日常而有意味。我感觉书中你着力塑造的宏阳这个人物，确有其性格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联系着中国，尤其是中国乡村的特殊背景。只是，从我的阅读看，你似乎没有在小说里，为这个书名给出很清晰的线索。
    阿乙：博尔赫斯在一本访谈录中提到，他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我带着这本书到碧山玩，觉得既然读完了，不如造福于人，就将它留在猪栏酒吧的大堂里。我记得这本书信息量特别大，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我没发现这部小说，看来他没有去写。我就用了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在我写的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宏阳喝醉后，向自己的妾叮嘱，让她做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我没有在小说里具体写九点，但大体上吻合。宏阳叮嘱完后就去睡觉。次日晨，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的妾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
    傅小平：实际上，你没直接写宏阳是假死，只是在结尾做了暗示。为此，你还另外写了个谜底，但没出现在小说里。为何？
    阿乙：宏阳下葬以后，实际上活过来一段时间。棺材被启开后，人们看到他的十指皮肉被磨坏，露出森森白骨。他僵硬的尸体形状，保留住了最后挣扎的样子，有如充满动感的雕塑。这个结尾其实很好写，也很好发挥，但我觉得没必要写出来。后来我又觉得不写出来非常可惜，因此就单独写给一位叫徐兆正的朋友见了。
    我用古老诗歌的样子去写，写了十几行，就是十几个知情人在那里唱自己的所见。我准备和徐兆正将它慢慢写成一首稍长的诗。这首揭示谜底的诗暂时不会出现在这篇小说里。也许在以后的出版里会补进去。我想慢慢地写这首诗，将是我和小徐之间在岁月里保持的一种乐趣。我在小说里，很多地方都选择不写。我不写，也不是说一定有什么很深的用意，有时只是想玩。我充满玩的精神。也可以说是试验、探索的精神。
    傅小平：跟读者捉迷藏？我感觉你是有意在小说里制造误读。收入你最新短篇集《情史失踪者》里的《肥鸭》，从故事的表层看，孙女瑞娟是给张婆一句“一定要把她带走”给咒死的。但细究又不是那么回事，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
    阿乙：老太婆死前说，一定要把她孙女带走。不久她孙女果然死了。但这只是巧合。实际，瑞娟是殉情自杀，她失恋了，她爱的那个人，那个绰号叫“开锁匠”的流氓，就像候鸟一样，每年都会在一个固定的季节，带一批女人去南方。这里我没有明说，但我是“埋藏”了线索的。读到“开锁匠”买的那个名贵的包，细心的读者就会明白。我写这个包的用意，就是给读者线索。这样你就明白了，瑞娟，她是利用奶奶的死来煽情，来发泄自己失恋的痛苦。她的死与祖母无关，她也不知道祖母下过这么一个诅咒。她实际是利用一口浅水将自己活活呛死了。她呛死的时候，头朝着“开锁匠”离去的方向。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以为我在写怪力乱神。这是很遗憾的事。我想我的小说有时只属于少数极为机敏的读者。他们和我是审美上的共谋。
    傅小平：读你的小说，的确能读到很多“埋藏”，而埋藏有时候表现为，你有意省略了一些经验。比如，你在这部长篇里写到漂浮在湖里的红沙发，实际上，是放在宏阳洋房里的那张沙发。它怎么就到了水里呢？要不是多留点心，这样的细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很容易就滑过去的。
    阿乙：小说里这个地方我略过没写，我只是在里面埋藏了一句。因为建设、发展的需要，这个村庄被淹没，变成一个湖。宏阳家的红沙发因此漂浮在湖里。我不写是因为，我觉得文本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但我会把它埋藏进小说里。在小说里留下这么一个线索，它就随时有可能复活。
    傅小平：我揣度一些读者可能会有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这般省略并不可取，因为这样一来，你整体的叙述会显得不够完整。
    阿乙：我得说，如果有哪个内容我没有写，一定不是我没完成它，也不是我没达到不去写。如果是没达到，我一定去写，一定会把它拿下，就像余华说过的“正面强攻”，一定要攻下来。不做回避。我之所以生病，正是因为在写作中打了太多这样的硬仗。写不过去的地方，我会很焦虑。而对自己能写的，善于发挥的，我总是告诫自己不要过度发挥。余华可以说是我写作途中的一面镜子，我如此崇拜他，以至于时常诋毁他。他的《现实一种》，写得那么好，那么棒，最后却不知道克制，任意发挥起来。因此我想：如果故事已经写好了，作者应该做的是，在感觉还可以发挥的地方，尽力做到克制不写。
    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
    傅小平：不妨这么说，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中，你倾向于把人推到极致，让人性在极端环境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但我有时候会想，怎样把这种非常态的故事写出普遍性来，对写作来说是一个挑战。还有我关心的是，这个故事是否有现实依据，或者只是你合乎逻辑的凭空杜撰？
    阿乙：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朋友（方慧，也是写作者）讲给我听的。在她母亲的出生地，因为土葬不符合政策要求，一个死者的棺材被起开，人们发现他其实在棺材里还活过一段时间。这个小说写毕于2014年底。今年我看到福楼拜写过一篇短篇，讲到一个医生也是因为假死被埋葬。标题叫《狂怒与无能为力》，我想这个标题很能反映假死者苏醒过来后的状态。
    傅小平：宏阳这个人物给人印象深刻。从他身上，能见出大多数权威人物共有的特点，大开大合，又心细如发。在你的一个访谈中，我读到你说要在这个长篇里写一个英雄，因为你厌倦了写小人物。这么说，怎么理解宏阳这个人物形象？
    阿乙：没什么英雄，宏阳他就是一个小人物。这么说吧，写这个小说，其实我是想把我的乡村经验复述一遍，最后一次把它写完。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那我就想写乡村的最后一霸，写这么一个庆典般、节日般的人物。他活着的时候一言九鼎，但树倒猢狲散之后，权威一下子崩解了，自己的棺材说开就开了。
    傅小平：我比较关注的是，宏阳性格转变的过程。他原先是一个顺民的形象，因为突发的意外事件，他躲避抓捕逃入山中，只因为民警挟持他妻子水枝，他才被逼着出来，他的性格由此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此后就一直以一个强悍的形象示人。但你又分明觉得他越是想掩盖他的怯懦，他才越是强悍。他像是走入了一个怪圈。当然也因为此，更显他的性格的多面与复杂。
    阿乙：我记不清是谁了，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只要有人让开一个地方，就会有人来夺走它。宏阳就是利用了对方的弱点，他实际上一直在掂量，怎样用暴力来维系他的地位。你看他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应允，也不否定，就保持一种深不可测的姿态。当然他也是慢慢悟出来的，他就玩这个，把这套东西玩得炉火纯青。我的小说，主要就描写这个人的性格，故事本身是有些乱讲的。
    我不重在写完整的故事，而写的是人物的性格、气质，给他们下一个定义。
    傅小平：倒没觉得你乱讲故事，但小说确有突破常规的地方。其中，飞眼与勾捏的故事，虽然跟小说整体有关系，却是游离的，把它舍弃或压缩，或者只是一笔带过，这小说也完全能成立。我感觉这像是你割舍不掉的素材，你特意把它安插进去的。为何？
    阿乙：实际上，我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楔子，插进这个故事里的。因为在写这个小说的同时，我也一直想写勾捏这个故事。这是同时发生的两个事情，因为是同时发生，我很焦躁。还有，要没有勾捏这个故事，我就感觉这部小说略显单薄，你把它放进去，篇幅上就不长不短。当然了，因为是安插的，它跟整个故事会有些疏离、有些隔阂。那读者不妨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反正我的建议是，你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看。
    傅小平：怎么理解？要知道衡量一部长篇是否成功，是否达到某种完整性和完成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阿乙：我现在写东西，不重在写完整的故事。我要的是写出人物的性格、气质。就是给人物下一个定义，给这个人的全部下一个定义。
    傅小平：下一个定义？一般来说，小说是描述一个人物。因为人物的性格一直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很难盖棺定论给下一个定义。
    阿乙：我认为，写小说就是下定义，给人（被写的对象）下定义。你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给四个人物下定义。老大德米特里狂放，老二伊凡奸诈，老三虔诚，第四个，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阴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定义了等量齐观的四个人。这里面至少三兄弟是并驾齐驱的、是平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们的篇幅差不多，小说文本也已经完全不是传统小说的样子了，里头有大段的经文，还有哲学讨论。但读完整部小说，你不会计较这个。我这个小说里插入飞眼与勾捏的故事，让你看起来不那么契合，那只是我水平差。目前我没有能力给数个人物下定义。
    傅小平：你把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给写出来了，想必这也是你这部小说着力最大的地方。说来当下一些小说有一个通病。作家们会写到人物在做些什么，但至于这些人物为什么如此行事，他们往往给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
    阿乙：我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写得还是有点僵硬且笨。我说笨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占有的物质细节还比较少。过了些年，我占有的细节，至少多了一倍了，你比如说一些树木，以前不知道它们叫什么，现在知道了。
    傅小平：你说的物质细节，要不是关键性的，有些作家或许会略过不写。毕竟如果不是专业的读者，也不见得会在这些方面过于追究。
    阿乙：我觉得不能跳过去的东西，一定不会跳过去。就因为穷追这些细节，硬扛过去，所以人给闹病了。就是因为追求准确。你看乡下有那么一种器具，婚丧嫁娶都会用到。器具里会放熟肉之类的祭品，被人像抬轿子一样抬过去。就这么个东西，我电话里问了很多人叫什么，都说不知道，一到现场，他们就说出来了。这不就是抬盒嘛。为这个，我查了几天。说起来东西很简单吧，我开始叫的礼箱，盛放礼物的箱子，总觉得哪里不妥，自己生造的就是不行，问了，是抬盒，我知道就妥了。
    有人想论证楼房这么高，那些小虫子是怎么爬上去的，在真正的哲学家面前似乎一文不值。但是思考是幸福的，它需要的是指导与训练，而非嘲笑。
    傅小平：我倒是觉得你不只是在求证物质细节，你同时在追寻一种失落已久的仪式。实际上，你的小说，尤其是这部长篇有很强的仪式感。比如，给宏阳送葬的过程，要从我的阅读感觉看，实际生活里的葬礼，和你写到的过程，即使在物理时间上，也给人感觉有着相同的长度。你真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写到了，不只是写到了，而且还把它们放大了看。有意思的是，有一些细节，你未必觉得它有多大的意义。但你把它拎出来，细细琢磨，却会觉得你写得格外郑重其事。
    阿乙：不是我写得郑重其事，而是在乡村，葬礼的过程就是这么漫长。不像在城市里，葬礼都是在殡仪馆里完成，很快就结束。因为这种漫长，我就想写得尽可能仔细，哪怕连一个小人物的表情，都努力去表现一下。另一方面，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我也需要写得仔细。
    傅小平：我不确定你写长篇是出于长篇更受关注，或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觉得有非写不可，舍此觉得自己的写作有很大遗憾的原因；或是觉得相比中短篇，长篇写作更能体现作家的综合能力？
    阿乙：一切听其自然。当时春节回老家，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很感兴趣，想写个短篇。但短篇写到三分之二，就给推翻了。要那样写，只会写出《故事会》那样的故事。况且，我在写的过程中，小说自然而然生长出一些东西。这样，我就想写一个中篇，我把提纲都写好了，但在写的过程中，又感觉长度不够发挥。这时，我就立志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长篇。我给自己规定的一个任务，是不要去努力展现故事，只要把人定义出来就可以了。其他就根据小说的需要去尝试。我焦虑，是因为我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
    傅小平：写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会不会很折磨？
    阿乙：会慢慢去写。我最近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如果我是从今天开始写，我会写出更繁密而有意思的细节。因为乡村是如此充满创造力。
    傅小平：正好前阵看了吴天明导演的《百鸟朝凤》，写的就是乡村里最后的唢呐匠的故事，整部影片有一种挽歌式的基调。你的一些小说写到乡村，写到某个行当里最后的人，是不是说你也在表达一种挽歌的美学？
    阿乙：写乡村，会写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但我写的不像中国大部分的小说，不是社会学意义上，要反映什么社会问题的小说，而是正宗意义上的小说。写人的小说。
    傅小平：不妨深入谈谈，在你的理解里，何谓正宗意义上的小说？
    阿乙：我再次重申，小说就是对人下一场定义。这个原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制定的，我执行它。史诗实际定义的也是人。《麦克白》也是定义人。人是我们要为之痛哭的对象，是文艺的精髓。如果不能够赞同我的观点，可以去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四兄弟被定义之外，老卡拉马佐夫以及他娶的妻妾都在被定义。
    傅小平：你之前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加缪《局外人》的中国版。当然我也有一个疑问，承认“模仿”的同时，该怎样体现原创力？
    阿乙：我忘记是谁说的，诗来自别人的诗，小说来自别人的小说。我跟一些作家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喜欢强调原创。但我觉得你不吸收，不传承，哪来什么原创？你就是像莎士比亚那样伟大，他的《错误的戏剧》，也是借鉴了别人的戏剧，是对古希腊孪生兄弟阴差阳错的喜剧故事的重造。而那些个人的、原创的东西其实都包含在你的文字里。
    傅小平：照这么说，在你看来，写作，即使是天才的写作，也必得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阿乙：一个人即使读到博士，他的知识量也有限，他对事物，对写作的认识，也很浅显。也就是说，你要有所成就，必须要经过训练。你不狂读书，你哪知道什么东西写得好。就一句你自己去感受，你真能觉得自己能感受到什么。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嘛，有本事就拿自己的作品出来给人看看。我听说古代有个皇储，在纸上不停地涂鸦，他爹，那个皇上就叫人销毁了，千万不要传出去。如果说这是艺术品、原创，你信嘛？根本就不知所云么。懒惰的人每每自称原创。勤奋的人才说继承。
    傅小平：在我感觉里，你是国内比较少见的，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核心理念，同时赋予独特的理解的作家。比如在收入小说集《灰故事》的《先知》里，你提出了“杀时间”的概念。
    阿乙：我没经过什么哲学训练，但我喜欢瞎想的过程。不管你最后会不会思考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也不管你的想法是否会得到回报，思辨本身就让你感到幸福。我注意到有一些作家，也会有思想的火花，他们提不出一套什么哲学，但表现得像一个哲学家。比如有人想论证，楼房这么高，那些小虫子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一想就想玄乎了。他们的这些想法，在真正的哲学家那里是不堪一击的，但你不能说这些想法一文不值。思辨是人本能的幸福。我读到过周国平的一篇文章，我记得题目是《一个中蛊者》，你不能因为这些想法，没能形成一套哲学理念，就对它们不屑一顾。思考是幸福的，它需要的是指导与训练，而非嘲笑。我围绕这篇文章写了一篇关于疯狂而淳朴的民间哲学家的小说。我让这个疯狂的哲学青年，将人类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为三个字：杀时间。
    我们这一代不太可能出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但我也不认为，我们现在写的小说不如前辈。
    傅小平：总的说来，你的小说里，有比较深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印记。
    阿乙：有一段时间读了相关著作，我读不懂这些作家的理论，但读过他们的一些戏剧，受过一些影响。读过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一点点的克尔凯廓尔。还读过《幸福谷》。苏珊·桑塔格的一本存在主义味道很重的小说。
    傅小平：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受了这些影响，才对生命的无意义感有了更深的感触。读完《五百万汉字》这样的小说，我倒是能读出一种叹惋生命的忧伤之感。
    阿乙：我记得博尔赫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是有关创造与毁灭的。我写这个小说，就源于一个迷人的想法，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他天赋异禀，但突然就被枪毙了。他有文字上的天赋，他自己不知道珍惜，因为他只是把这种能力，用来掩护他间谍的身份，他把自己当成了工具。
    前两年参加纪念《世界文学》创刊六十周年的会，老翻译家讲他自己经历。他在舞台上用多种语言朗诵同一首诗。此时，后面的门悄然开了，没见什么人进来。我就想是不是死神进来了。死神是不是坐向最后一排，在等待这位翻译界的天才？生活中也是这样。像海伦这样美丽的女人死了，想到她就此永不回返，我们不能不觉得忧伤。
    傅小平：你是不是觉得，和你同时代的“七零后”写作者相比，出不了像你之前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伟大作家，是因为这代人没有伟大的经历，都比较平庸？
    阿乙：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里，不太可能出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级作家。我也不认为，我们现在写的小说不如前辈，其实有些人已经赶上了前辈。说句实在话，一些前辈作家，有现在的超然的荣誉，有那时没有网络的原因。过去作品的高下评判，都是由专家、学者，包括报刊记者，这些文学精英说了算，读者接受的是这些精英的评价。
    现在的人写小说，在网络上受到更多更广泛的评价，已经没有一部作品能有完肤。人们现在如此推崇《霸王别姬》，如此诋毁《无极》，除开两部作品确有差距以外，还因为前者不在网络时代。我正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退出互联网的生活。
    傅小平：怎么退出？你生活在网络时代，能彻底退得出来吗？
    阿乙：我就把网络当工具，不去参与这样那样的事，不去从早到晚地议论和关注事情，只是使用网络的方便性。最近一段时间，我用手机查资料，查生词挺多。还有现在卫星极其发达，我都能查到乡村的地图，对村庄与村庄的距离长远，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按电子地图来写作。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傅小平：我不能说你在写作中记录了这个时代，但你追索时代生存本相的努力，让我不由心生敬意。
    阿乙：这个小说写了两三年时间，把身体写到不行，写完了就解放了，现在还处在解放状态。要那时不写长篇，以后也没有能力写了。前些年，北京天气也比较郁闷，我又一直没注意身体。今年，我还查出来恶疾，前段时间做了手术，把一部分肾给拿掉了。生病以后体力差了，我现在很多时间都在睡觉，每天都睡得不行，感觉要睡死掉。
    傅小平：梦总有醒的时候，睡醒的时候做些什么？
    阿乙：睡醒的时候，我就读书，做一些读书笔记。最近读到管仲的故事。管仲本来辅佐公子纠，助他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被囚后经鲍叔牙举荐，转而辅佐公子小白。他没有为主公去死，却去辅佐敌人。孔子后来给他的行为做了辩解。比如唐代有名的谏官魏征本来辅佐太子李建成，李建成玄武门兵变被杀后，他又投靠了李世民。他就自比管仲。你读一些古籍，会读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就准备把这个写一下，写一个系列的小笔记。
    傅小平：你的写作可谓严谨，但你却说自己写作是在玩。怎么理解？
    阿乙：我就是玩心很大，玩得比别人多。写作就跟下象棋一样，要玩很多花招。我始终在玩。玩得魂不守舍。
    傅小平：你说的玩，跟你诚实的写作可有矛盾？那在你看来，怎样的写作，才算得上是真正诚实的写作？
    阿乙：永远不去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我特别讨厌虚伪，写一大堆陈辞滥调。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前面写得好，但结尾写到两个人在那条河里永远漂流下去，就太假了，就把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降格为一个近似《读者》格调的俗套的故事了。我最讨厌抒情的作品。一抒情就变得空洞、虚假。
    青年作家系列访谈由鲁迅文学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