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时空的距离，拼凑它们最初的模样
    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你知道多少?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唐代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局部)
    
    现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元代兴化寺壁画《弥勒说法图》(局部)
    
    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在海外的博物馆里邂逅中国文物，总叫人五味杂陈。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现藏于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的就有167万多件。其中，数量可观的流失文物是珍品、孤品。
    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调查项目”，会同公安机关建立文物被盗流失的完整证据链，制定追索流失文物的工作方案。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长路漫漫。界定流失在外文物“非法”与否，标准始终非常模糊。时移世易，沧桑变幻，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大多几经转手。对于它们如今的持有者，愤怒、悲哀以外，人们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若非最初掠夺、盗窃文物的当事者，追索总是那么难。
    面对那些流失海外、不得不与原境分离的文物，今天的观众只好隔着时空的距离，拼凑它们最初的模样。
    ——编者的话
    《弥勒说法图》:绘者之名解开一连串类似壁画之谜
    《弥勒说法图》
    年代:元代
    原藏地:山西省稷山县兴化寺
    现藏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长11.11米、高5.22米的一铺中国古代壁画满满当当占去一整面墙，是所有观众难以忽略的存在。这幅 《弥勒说法图》 壁画比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 还要早上约200年，中央绘有一尊倚坐着的大佛，两侧有众多菩萨与弟子，不但场面宏大，气氛热烈，颇具感染力，而且色彩鲜艳、构图紧密，安排井然有序，形象栩栩如生。在业内看来，这是唐代以后佛寺壁画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其绘画水平可与那些宋元传世人物画作品比肩。
    无独有偶，在北美，另有六铺巨幅宗教壁画呈现出与 《弥勒说法图》十分相似的笔法与风格，它们或藏于博物馆，或在私人手中，题材和内容不尽相同。这一现象在西方的美术界和博物馆界引起关注，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壁画是“前所未见的最为精美的中国艺术之一”。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获得 《弥勒说法图》，是1928年借由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加拿大人怀履光以5000元银洋从古董商人手中购得的。此后，壁画被分装成63箱，从天津出海，经波士顿转运至多伦多，在美国顶级文物修复专家史道特手中重新拼装成一个整体。
    这铺壁画出自山西省稷山县兴化寺。抗战期间，这座寺庙被毁于一旦，片瓦不存，至今为壁画留下不少未解的谜团。
    《弥勒说法图》 流失海外以前，兴化寺的另一铺壁画就曾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古物保护活动。1925年前后，兴化寺的很多壁画都从墙壁上被切割下来，落入古董商人之手。其中 《过去七佛说法图》1926年初险些被运出国门。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获悉，请得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出面，召集爱国学者集资4000大洋买下壁画，交由北京大学收藏。壁画精美的画风引发学界的浓厚兴趣。1926年，马衡、黄文弼、易培基、沈兼士等知名学者针对这铺壁画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发表在了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考古学专号》 上。
    这一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门讲师的李济在实地考察兴化寺时，亦有过重大发现。发掘出土于前殿和中殿之间的一块开皇年间的造像碑，证明了这座寺庙始建于隋代；保存于后殿北壁之上的画工题记中出现了明确的“大元国”“戊戌”纪年。兴化寺壁画的断代似乎有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元代历史不足百年，始于1271年，灭于1368年，其间的戊戌年要么是1298年，要么是1358年。
    针对兴化寺的一次更为细致的调查出自怀履光派遣的两名洪洞籍中国学生，那是1938年夏天，回到加拿大出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的怀履光为了馆藏研究。当时兴化寺仍然存在，他们拍下的很多照片，为这座寺庙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而更为难得的发现，是这两名学生抄录了李济所见到的后殿北壁之上的画工题记：“……襄陵绘画待诏朱好古、门人张伯渊，时大元国岁次庚申仲秋蓂生十四叶工毕……”
    尽管迥然相异于“戊戌”纪年的“庚申”纪年看得人有些懵，让人疑心这会不会是两位学生抄录时的别字，然而，题记中明确记录的壁画作者之名“朱好古”像是一把钥匙，不仅开启通往 《弥勒说法图》 的大门，也令藏于北美总计七铺类似壁画的疑团迎刃而解。
    今天，研究者们确认这些壁画同属于山西“晋南寺观壁画群”。它们均出自元代“绘画天团”———著名画师朱好古及其弟子门人，绘制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的半个多世纪，地域范围是山西南部。
    小臣艅犀尊:重大历史事件从器底铭文中露出端倪
    小臣艅犀尊
    年代:商代
    出土地:山东省梁山县
    现藏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在以中国文物为收藏特色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一只小巧的商代青铜犀牛，人称“小臣艅犀尊”。只见这只犀牛的嘴微微张开，双眼微微鼓起，大耳朵竖在脑袋两侧，造型透着可爱与机敏，甚至略带几分诙谐。这与人们印象中的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沉稳厚重的商代青铜器似乎相去甚远。
    小臣艅犀尊是清朝道光年间在山东省梁山县出土的，连同它一起出土的还有6件青铜重器，人称“梁山七器”。可惜，出土不久，“梁山七器”中的多件就流失海外了。
    1920年代的一天，一位顾客拿着一只青铜犀牛愤怒地冲进美国的一家古董店，嚷着“退货”，他认为这件号称是商代的青铜器怎么看怎么假。这件青铜器正是小臣艅犀尊。彼时，碰巧走进来一位中年男子，对这只青铜犀牛端详过一番之后，说了句“卖给我吧”。此人是艾弗里·布伦戴奇，平日热衷于收藏，日后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国际奥委会主席。
    其实布伦戴奇也吃不准这件青铜器是不是当真出自商代，又或者，商代究竟有没有犀牛，他只是由衷地喜欢它那萌萌的造型。还是一位中国朋友在翻阅过大量的资料后，给他带来了振奋的消息———指称上古瑞兽的“兕”，就是一种与犀牛相当类似的生物。日后亦有不少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小臣艅犀尊出自商代。比如在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安阳的墓葬中，犀牛骨曾被发现。
    不过，小臣艅犀尊身世之谜的揭开，是在布伦戴奇将它与一大批收藏捐赠给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有专家研究发现，这一犀牛尊器内底部刻有的27字铭文露出端倪———中国古代器物上篆刻的铭文往往是相当重要的历史记录，载有所有者的族名、祭祀对象、做器者名、用途等，以此禀告祖先自己的功绩，同时也传诸后代。原来，犀牛尊的铸造者名叫“小臣艅”。“小臣”是商代设置的官职，主要负责掌管各种具体事物，又分协助管理商王朝宫廷内部事务的“内服小臣”和负责镇守边境的“外服小臣”。“小臣艅”应当是后一种。他在随王讨伐夷方的一次战役中，带领着奴隶们取得了胜利，商王于是赏赐给他丰厚的夔贝 (当时的钱币)。正因得到这样的荣幸，小臣艅决定铸造铜器来感谢商王的厚爱。这件青铜器被认为勾连出商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商后期商王出征东部夷方。这次事件中的王则是商代最后两位帝王———帝乙和帝辛中的一位。帝辛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如果这次讨伐当真与他有关，或将颠覆此前人们对其脸谱化的印象。
    时至今日，小臣艅犀尊在中国艺术史上仍是特别的存在。这是已知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器———尽管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样藏有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器，却是西汉时期的，与之相差近1000年。它所凝聚的造型风格，更是在中国青铜器史上开辟了写实主义的先河：运用写实手法，完全不事雕琢，造型浑然一体，于厚重质朴中流露出一派天真，表现出商代艺术工匠在观察自然和提炼概括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有人揣测，这可能是因小臣艅选择的工匠是东夷当地人有关。当地的文化让他们采用了一种自然、朴实、富于生命力的塑造方式。但最终决定小臣艅犀尊呈现出迥异于商代其它青铜器独特风貌的，定然还包括小臣艅本人的审美品位。关于此人，或许又有一长串故事有待人们慢慢拨开云雾。
    李道赞等500人造像碑:原境的消失带走了太多往事
    李道赞等500人造像碑
    年代:南北朝
    原藏地:河南省淇县浮山封崇寺
    现藏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高逾3米的李道赞等500人造像碑，矗立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著名的萨克勒大厅，有着掩饰不住的光芒。
    此碑历时10年完工，根据像碑下部的造像记，此碑刊刻自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至东魏武定二年 (543年)止。这十年，正是北魏王朝分裂以后，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邺城重新形成之际。此碑阳面30行、每行30字的造像记之上，刻有佛像三层，山水、树木、狩猎等画面无所不包，纹饰繁缛精细。其中“问疾品”部分，是存世所有维摩诘经变石刻中，场面最为华丽，刻画最为生动的一幅。只见文殊的郑重其事与维摩诘的悠然自得相映成趣；满座的僧、俗听众表情各异，有的在静听，有的在凝思，有的交头接耳；远近有着摇曳的大树，优美的飞天……这一造像碑正因构造之精，形制之大，被视为“造像碑之冠”。
    关于这块造像碑，西方学界曾经存在争议，有人甚至怀疑它是不是近代人伪造的。一方面，只怪此碑雕刻水准简直高得让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此碑因杂糅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而显得有些蹊跷。它同时运用了浅浮雕与高浮雕的雕刻手法，其中浅浮雕部分借鉴了南朝的雕刻技法和图像风格，以飘逸的线条为主，高浮雕部分头顶着帷帐的力士、主尊座前的骷髅仙、一身印度式装束的帝释天、碑座上形象怪异的神王等等，都明显带有印度风情。
    还好，在中国国内，有过些许关于这块造像碑的记录。金石学家顾燮光曾在河南省淇县浮山封崇寺发现并记录下了这块碑，当年此碑就矗立在古寺的山门之外。他在1929年出版的 《河朔访古新录》 中详细记录道：“县北三十五里浮山封崇寺，魏永熙二年 (533年)建，山门外有弯碑树 (竖) 立，高三丈余、广三尺余、厚一尺余……”1940年至1970年间，在包括成都万佛寺在内的四川考古中，一些所谓南朝造像碑的出土让人发现它们与李道赞等500人造像碑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专家由此推断，来自印度的样式成为南北朝后期中国佛教艺术创作的重要影响力。
    可惜，这块造像碑1929年被军阀掠走，尔后辗转流落美国。它所承载的更多信息，更是随着原境的消失———封崇寺不久之后不复存在———而无从可考。
    最近几年，陆续有学者重访淇县浮山，寻找封崇寺的点滴遗迹。学者揣测，有着如此之大造像碑的寺庙规模一定不小。顾燮光也曾记载，造像碑以外，封崇寺的庭院有着唐代开元的经幢、宋代的陀罗经经幢。这样一座古老寺庙究竟具体坐落在哪里，有着怎样的演变、形制？ 学者探寻的结果令人感慨———人们只听说过很久很久以前后山有块偌大的碑被偷走了，仅有一位老人依稀记得这里曾经有过一座恢弘的寺庙，寺庙里的碑特别多———太多的往事已经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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