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为赛珍珠颁奖
    
    赛珍珠
    
    《搜神后记》书影
    赛珍珠在1938年12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讲演《中国小说》，从小说发源谈到《红楼梦》《野叟曝言》等历朝作品。其中六朝阶段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With the succeeding weak
    and corrupt centuries,the very
    waythestorieswerewrittenbe⁃
    came honeyed and weak, and
    theirsubjectsslight,orastheChi⁃
    nesesay，“InthedaysoftheSix
    Dynasties,they wrote of small
    things, ofawoman,awaterfall,
    orabird.”
    讲演发表时为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此后中国国内有节译本。如大后方桂林有飞白译《中国的小说》，发表于桂林《朔方》第12、13期。上海孤岛有学者、作家赵景深译《论中国小说》，原刊《宇宙风乙刊》第22、23期，后收入作者自选集《银字集》，赵景深的译文是：“以后就是软弱和腐烂的世纪，所写小说是甜蜜蜜的、软绵绵的，题材常是纤小的。如中国人所说：‘在六朝的时代，他们只写小事物，一个女人，一条瀑布，或是一只小鸟。’”1998年漓江出版社重版赛珍珠《大地三部曲》，附录《大地》译者王逢振先生翻译的赛珍珠演说全文，与赵景深先生译文基本一致。
    无独有偶，南京师范大学张丹丽译赛珍珠著《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也看到此类句式——“六朝的故事在文风上具有音乐性、软弱无力的特征，题材也狭窄，像‘一个女人，一头长发，或者一只小鸟’这样的琐屑之事。”（原文：ThestyleofLuismusical, languid, honeyedweak, and the subjects wereslight,“awoman,awater-fall,abird”.)“长发”与“瀑布”，尽管意象上有联系（“长发如瀑”），但实际相差甚远。笔者认为，赵、王先生将“waterfall”译为“瀑布”是有依据的，而张丹丽翻译时肯定参考王逢振先生译文以为费解，就顺上文“女人”改译成“头发”，这样呼应演讲中的小事物、琐碎东西，但我想，尽管“长发如瀑”，但两者毕竟不是一种事物。
    1930年赛珍珠作为金陵大学教师写英文论文《中国早期小说源流》，发表在本校学报《金陵光》上。次年11月，她又作《东方、西方及其小说》，发表在美国女子大学协会主办的《通讯》上。而在这之后几个月，赛珍珠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做了同名演讲，讲演文本由主办方刊印成专辑《东西方小说——中国早期小说源流》，成为1938年赛珍珠诺贝尔受奖仪式演讲的材料基础。
    据笔者阅读所及，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将“女人、瀑布、小鸟”收于一卷的很有可能就是《袁相根硕》一则：
    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莹珠，一名洁玉。见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履于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已知，追还，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等，语曰：“慎勿开也。”于是乃归。后出行，家人开视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一重复，至五盖，中有小青鸟，飞去。根还知此，怅然而已。后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壳如蝉蜕也。
    （托名东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一《袁相根硕》《剡县赤城》，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地部》转录，文字略有不同）
    六朝时期的凡人与仙女相恋的情爱故事，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题材地位。“袁、根”传奇写袁、根二人逐羊入山穴遇二仙女结为家室，情境很生活化，情节极为平淡、自然，但这是一个与刘阮遇仙（同时代刘义庆《幽明录》）情节相近、与田螺姑娘（同书《白水素女》）篇章相随的传奇，故事的二人在天台山赤城岩所遇而结好的两个仙女是青鸟，至今孕育生成故事的浙江天台山地区，仍盛传于当地民众口头，如《水珠帘》所述即为袁相、根硕故事（参见朱鳌搜集整理《水珠帘》，载陈玮君编《天台山遇仙记》）。这篇有生活的现实感和喜剧色彩的作品，借助人仙之恋，表现乱离中人们对安定幸福生活的向往，但叙述者的叙述限制了描写功能的发挥。
    有学者说，日本最早的汉文小说《浦岛子传》（奈良朝中期）情节与中国六朝“袁、根”“刘、阮”传奇雷同，属于同一情节系统，只是依据岛国特征将猎人、樵夫换成渔民，人数简化成一人而已（杨彬：《文化选择：中国小说在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流播——以〈游仙窟〉为例》）。而日本女学者中野美代子从中国小说和中国人空间意识关联来研究，认为“这类故事是利用时间的相对性或者可伸可缩的时间的故事”，不同于西方“是利用空间的相对性或者可伸可缩的空间的故事”（王晓平：《中野美代子和她的思索“悦乐之园”》）。当代中国神话学研究泰斗袁珂先生认为西方也有，“外国也有类似的故事。美国华盛顿·欧文《见闻杂记·睡洞的传说》就是这样，可穿上美国外衣后，却成了美国本土妇孺皆知的传说了。这其实是源于德国民间传说。”（《中国神话史》），这也说明这类故事的人类价值。
    对这些被钩沉的“古小说”，亦即鲁迅说的“粗陈梗概”的“志怪”，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讲演中认为：“这些不能叫小说，而是小说的原始资料，这类书如果让莎士比亚去读，他很可能会全力把里面的卵石取出让它们变成珠宝”。她谈到汉以后的“传说”：“也有一些奇人异事和寓言，譬如穷秀才的笔突然开花，梦把男人和女人引到格利佛那样的奇异怪诞的地方，或者魔棒让铁制的祭坛在水上漂动。但这些故事反映了每一个时代。”这些带有世界眼光的审视文字，也是对六朝小说的主题价值的肯定。
    最后顺告各位，《袁相根硕》故事，早被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为英文，可在他们翻译的《汉魏六朝小说选》《志怪选》中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