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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试着把所有这些国家都扔到工厂同一个认定“身份”的熔炉里。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已然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欧洲人”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当然要继续下去。困难是——至少对于作家而言——要准确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时候结束。 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危机自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无论编造的还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早在1904年，利奥波德·布卢姆，一位爱尔兰—匈牙利犹太人，坐在都柏林小不列颠大街巴尼·凯尔南的酒馆里，沉思默想，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是“同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也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在议会上说这番话的，有人认为他捣乱，朝他脑袋扔了个饼干盒子。他的观点是，民族是一种关系密切又四处飘零的群体。一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没有文学。由此推理，一种文学也不可能没有民族的特性。最简单地说，文学总是有其根源的。 围绕所谓民族的声音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学意味着什么？作家以何种方式代表一个国家？写作是一种没有国界的活动，还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某个封闭之地的行为？国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文件名”，加之于某位作家的头上，摆在书架上，给迷惑不解的“图书管理员”带来方便？ 也许“欧洲人”这个词恰恰因为其与生俱来的难以把握而作用愈大。由于难以准确定义，它就容纳了当代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而身份拒绝以地域来限定。构成欧洲作家欧洲身份的因素之一是它的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的身份混杂在一起，不乏矛盾，很不完整，甚至前后对立。历史不停地演变，再演变。正在使用的语言多达四十种。将近八亿人口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多少词汇就有多少欧洲人。现实超过了定义。无论是谁，倘若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上来，都没有意义，至少现在没有。而整个世界似乎都期待“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不管这种期待对还是不对。也许因为，迄今为止，对于“欧洲人”到底意味什么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