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文字—— 黑而华丽，挂满金属饰件的皮衣，还有皮靴还有AK47 冲锋枪；迅猛，拼死不要命，万马军中直取上将首级；铺张，盛大奢侈的铺张，排比，排得人喘不过气；倔强而天真，是那种天地不仁不屑于体贴人情的冷，又是对无名草木一往情深的暖；强烈，强烈到纵恣潦草，休说什么平衡感形式感，只有一个感就是让阳光亮瞎你的眼、如果天阴那就“在响雷中炸响”…… 好吧，再说下去李舫就要翻脸了。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出一本书，书名居然是《在响雷中炸响》，这是有多么响、多么暴、多么女汉子。 所以，文如其人，但也未必。我所认识的李舫并不像携带炸弹的样子，虽然亮晶晶引人注目，虽然敏捷爽利口角生风，但无论如何都是个精致淑女，谁能想到，提起笔来，便有杀伐气、英豪气，直把个电影场翻作生死场。 30 多年来，围绕着电影——主要是外国的以及港台的电影——有一个含混的、游移不定的文化社群。我说它是含混的，因为尽管这个社群具有足够的内倾性，有圈内津津乐道而圈外茫然不知的风俗、习尚和诸神谱系，但是，它与它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却含混、暧昧，或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这是一个在私人生活乃至情感和想象的内心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低调的、有限的公域，一个小小的江湖。 这个江湖，它的一端飘在天上，另一端扎在尘埃泥泞里，它在尘埃泥泞中的这一端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它的形成和存续。从20世纪80 年代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录像带、VCD、DVD 隐秘的生产和流通，形成了一个地下、半地下的体系，这个体系养活了多少人永远无从统计，它在本质上是抗拒统计的，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越界的、幽暗的、可疑的、无声的。拜互联网之赐，今时今日，外国电影已经可以很方便地在网上搜到——每念及此，我就无端忧伤，就想到当年那些形迹诡秘的朋友，他们钻山打洞收集了上千上万种碟片，现在，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处理那批几乎贬值到无的宝贝——但即使如此，尘埃泥泞仍在，可疑的版权、与审批制度的复杂博弈，依然隐约划出了一个治外的、越界的区域。 正是在这个区域里，影评成为了无声中的有声，成为开在尘埃里的花——让我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深感羡慕嫉妒的是，影评书籍按我们的文学评论书籍的出版标准来看几乎都是畅销书，某些影评人由此成为了特定人群中的文化代言人，甚至就是文化英雄。 关于外国电影和港台电影的影评在过去30 多年来承担着与文学评论很不相同的功能，它与学院无关，也不曾汇入主流的公共话语，它与市场的关系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偷情，它从那么多影片中分泌衍生出来，那些影片关乎远方，关乎对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来说几乎完全异质的价值和情感，而影评将这远方的风景转化、投射到此地的特定人群中间，成为感受、想象和自我表达、自我建构的场域。 这样的影评就是创造性写作，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好的影评人都有好的文字，都有鲜明的个性，都有敏锐的神经和发达的感觉。他或她，他们是异教的传教士，重要的不是他们与彼处的母本和经文的关系，而是他们在这里、在另一种语言和生活中，几乎是凭空发明出一套表意系统，让人们隐秘地分享，获得新的文化认同，由此相互辨认。 ——影评的意义值得写一本大书。但是，现在要谈的是李舫这一本。 李舫也写影评，我以前从不知道。我知道她是才女一名，但她首先是杰出的文化记者。记者这个职业是中性的，比如我们当然在生活中会随口指认说这位是女记者，但我们不至于有闲和无聊到穿过一篇报道去探究记者的性别。 我的意思是，面对以客观中性为职志的记者，我们很少会想到她或他个人的趣味、偏好，我们只是在客厅背景下认识他们，想不到他们有时会另有秘室。 一个正在放映着电影的房间就是李舫的秘室。影评写作原来是她在记者生涯之外的私房写作。 作为影评人的李舫很不客观，绝对主观，同时具有诗人、布道者、叛逆者和暴力团伙头目的种种品质，她在她的私房写作中绝不惮于袒露她的灵魂的背面，那是混合着辣椒、火药、黑暗和强光等等极端因素的送人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的一桌盛宴。 所以，坦率地说，我并不太在意李舫谈论了什么电影，那些电影绝大部分我都没看过，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我阅读李舫“一个人的电影史”，我径直把它当成一个记者的私房创造史，一个人的心灵史，一个人对自身感受、想象和认知边界的探索史。 然后，我看到了南极和北极，看到了绝境和死地，看到了万般不可能以及对不可能的热烈向往，看到了一个女人心里原来住着一个莎士比亚和立着一座珠穆朗玛…… (《在响雷中炸响：一个人的电影史》，李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2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