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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书中的时局

http://www.newdu.com 2017-10-10 北京日报 newdu 参加讨论
《梁启超家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游宇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位名人写的家书最为著名,一是曾国藩,一是傅雷,中间一个是梁启超。我手头这本不到三百页的《梁启超家

    
    《梁启超家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游宇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位名人写的家书最为著名,一是曾国藩,一是傅雷,中间一个是梁启超。我手头这本不到三百页的《梁启超家书》,除了两封致李蕙仙的信,其余都是梁启超写给时在海外的五个儿女的。在这些家书中,梁启超向孩子通报各种家庭事务,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怎样治学和做事,有时也顺便聊聊国内的时局。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得以粉墨登场,做了临时政府执政。段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力图对抗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1925年5月9日在给儿女的信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对自己的“公关”:“会议的结果,发生所谓宪法起草会者,他们要我做会长。由林叔叔来游说我,我已经谢绝,以为无事了。不料过了几天,合肥(指段祺瑞)派姚震,带了一封亲笔信来,情词恳切万分。那姚震哀求了三个钟头,还执着说:‘一次求不着,就跑两次、三次、五次天津,口口要答应才罢。’吾实在被他磨不过,为情感所动,几乎松口答应了。结果只得说容我考虑,一礼拜回话。我立刻写信京、沪两处几位挚友商量,觉得不答应便和绝交一样,意欲稍为迁就。到第二天平旦之气一想,觉得自己糊涂了,决定无论如何非拒绝不可。果然隔一天京中的季常、宰平、崧生、印昆、博生,天津的丁在君,一齐反对,责备我主意游移,跟着上海的百里、君劢、东荪,来电来函,也是一样看法,大家还大怪宗孟(此处的‘宗孟’和上处的‘林叔叔’都指林长民),说他不应该因为自己没办法,出这些鬼主意,来拖我下水。”从梁启超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既有倾向于皖系军阀的,也有站在其他军阀和当时的国民党一边的。前者希望他接受段祺瑞的邀请,做所谓的“宪法起草会”会长;后者要求他保持政治中立,坚决反对他与北洋军阀拉拉扯扯。
    军阀之间没有义战,谋客、文人各为其主,个别的还摇摆不定。
    内战让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量的人失业,出门在外毫无安全感。1927年1月2日,梁启超致信几个孩子:“时局变化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的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3月9日,梁启超在信里这样写:“北京因连年兵灾,灾民在城圈里骤增十几万,一旦兵事有变动(看着变动很快,看不能保半年),没有人维持秩序,恐怕京城里绝对不能住,天津租界也不见安稳得多少,因为洋鬼子的纸老虎已经戳穿,哪里还能借租界做避世桃源呢?”6月23日,梁启超告诉思顺:“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
    军阀忙于打仗,外交自然顾不上了,连驻外领事都拿不到工资。对此,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呢?梁启超在1927年2月15日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少川(顾维均)另说出一种无聊的救济办法,谓现在各使馆有向外国银行要求借垫而外交部予以担保承认者,其借垫款为薪俸与公费之各半数,手续则各使馆自行与银行办妥交涉,致电(或函)外交部承诺。”
    当然,梁启超家书中的时局是与家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无泛泛之论。谈袁世凯对自己的暗杀,目的是要告诉家人他业已脱险,请家人放心。讲自己差点参与所谓“宪法起草会”,是告诉孩子们他近段所经历的事。至于提到军阀混战,则是和孩子的生计有关,思顺的丈夫周希哲是外交官,因为经常拿不到工资,他们夫妇有回国另找工作的想法,梁启超却建议他们暂时留在国外,过一两年再作打算。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时局才那么客观、真实,他的忧虑才那么深切、感人。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这是前人说过的,梁启超以自己忧巨痛深的文字,对此作了最好的印证。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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