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26 语思 陈保亚 参加讨论
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提要：本文先划分思维的四个层面：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思维方法，然后在语言浇铸思维轨迹的基础上，通过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阐述了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语言范畴同构和语言认知同构。语言范畴同构是指说特定语言的民族，习惯于用语言范畴规定文化范畴，这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要思想。语言认知同构指语言范畴可以分成宽式和严式两种，严式有强制性，严式范畴较多的语言促使说话者习惯语从内在构造展开认知过程，而宽式范畴较多的语言促使说话者习惯语从整体环境中展开认知过程。语言范畴同构和语言认知同构这两种方式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族文化精神，而认知同构对文化精神的影响更深。 一、思维的层面与层阶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断定，用不同语言组织经验的人会有不同的世界图式。 这一命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由于很多哲学问题都要追问到这一问题上来，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在寻求一种实证方式来证实或证伪这一命题，这项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不过现在大家一般都承认，语言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关语言决定世界图式所面临的问题是，萨丕尔、沃尔夫所熟悉的语言和文化是印欧语和印第安语，要通过语言来解释这两个民族集团的文化差异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印欧文化和印第安文化不在一个可比较的参照点上。印欧民族的经济和文明程度已高度发展，印第安民族尽管也有过辉煌时期，但毕竟要比印欧民族弱得多，因此当我们比较这两种文化时，就不好说两种文化的某些精神差异是语言和思维轨迹引起的还是经济和文明程度或其他方面引起的。所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只笼统的说语言决定了世界图式 。这样的说法可以作出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也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引起很多争论的原因之一。[1] 我们拿汉语、汉文化跟印欧语、印欧文化相比就有所不同，由于汉文化和印欧文化文明程度都很高，都有几千年的有史期，都有浩瀚的经典文献，印欧文化有过辉煌的古希腊时期，汉文化有过先秦时期，印欧文化有过古罗马时期，汉文化有过两汉魏晋时期，印欧文化有文艺复兴，汉文化有唐宋再兴，尽管这种对应在时间上不是完全严格的，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相同的经济和文明程度上进行文化精神差异比较的标准。找出任何事物的差异的原因都必须在其他条件相对一致的前提下才是可行的。 下面我们要说明，语言以两种方式影响了文化精神。这种过程是从语言浇铸思维轨迹开始的。 按照语言学家一般的说法，思维必须依赖语言，但思维是各民族共同的，各民族的思维一样，语言在各民族中不同。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含糊的。既然思维必须依赖语言，而各民族语言不同，那么思维怎么相同？思维相同是怎么观察到的？ 在我们看来，思维活动可以分成四个层面：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思维能力是人类先天的，是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先天能力，全民族都相同。思维能力包括类比（比较两个事实或事件的共性与差异）、语言能力（符号化活动）、归纳和演绎（反思或元分析能力可以看成是归纳和符号化的结果）。从儿童智力发展观察，思维能力先于语言，而且可以独立于语言。 因此，当语言学家说各民族的思维相同，心理学家说思维先于语言时，这里的思维指的是思维能力。 我们所说的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铸了思维轨迹。思维能力导致语言普遍性的产生，语言系统导致思维轨迹差异的产生。语言组织经验必然要将经验范畴化，将可感知的语音特征音位化，将一般经验词汇化，将组织词汇的方式形式化（语法范畴和结构关系的产生）。由于人类智力结构基本一致，外部世界有一定的共性，范畴化后的语言有共同性，这是普遍语法研究的基础。但由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以及经验活动总是在原有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不同民族有一定的差异，范畴化又有相对性。人降世便接受了既定范畴化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浇铸了思维轨迹。语言浇铸思维轨迹是通过语言范畴化来实现的。[2] 语言浇铸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性可以从学习第二语言和人工语言中观察到，印欧成人学习汉语时掌握介词和掌握量词的进度是不一样的，掌握量词比掌握介词要慢得多，因为印欧语中没有量词，名词和数词结合不需要量词，这已经成了很深的习惯，而从小生长在中国的印欧儿童学习汉语时掌握量词和介词的进度区别不显著，这两种学习背景的差异就在于生长在中国的印欧儿童在学习汉语时没有印欧语言背景，而成人有，这说明印欧语言在浇铸印欧成人的思维轨迹，使他们在学习汉语时受到影响。汉族人在学习印欧语言时遇到的困难也体现了思维轨迹受语言的浇铸，汉族英语学生在英汉口语翻译时，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的翻译要比hundred（百）、thousand（千）慢得多，出的错误也更多，因为汉语中没有和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相当的进位范畴，而有和hundred（百）、thousand（千）相当的进位范畴。所谓母语干扰，就是语言浇铸思维轨迹的直接体现。 思维模式是人们运思时形成的一种范式。人们常常按照特定的方式去思维，因而形成了前后统一的模式，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范式类型。思维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类型是中西方思维类型，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汉民族思维模式的直觉把握特征和印欧民族的逻辑分析特征。 下面我们会谈到思维轨迹和思维模式是有关系的。[3] 思维方法是在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技巧。思维方法既和思维能力、思维模式、思维轨迹有关，也和后天习得的知识结构有关。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的数字之和是否是9的倍数，来快速确定一个数是否可以被9或9n除，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种快速分析法是由我们获得了一种知识而决定的，而这种知识最初由谁提出，既和思维能力的强弱有关，也和我们下面谈到的思维模式对文化的影响有关，因而和思维轨迹有关，由于语言浇铸思维轨迹，因而最终也和语言结构有关。 为了避免因为概念的定义不严而出现的不必要的争论，在四分思维层面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思维活动分成前语言思维、语言思维和超语言思维三个层阶： a，前语言思维是个人的，没有模式，无序，不能组织复杂的经验活动。前语言思维有力的证据来自皮亚杰的观察资料。皮亚杰认为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思维（准确地说应该是思维能力）可以先于语言而产生。儿童在一岁至两岁以前就已经具有一个“感知—运动智力”阶段。皮亚杰认为这个阶段存在着推理迹象，因为当儿童学会把毯子拉到身边以取得它上面的玩具后，他就能用拉毯子的方法取得毯子上的其他东西，并且会去拉一根绳子以取得绳子另一端的东西。皮亚杰的这种实验旨在说明儿童能够在行动中形成概括。更严格地说，皮亚杰的这种实验反映了儿童的类推能力。[4] b，语言思维有群体性，有模式（语言浇铸的模式），是有序的，能组织复杂的经验活动。一般的思维活动都在这个层面。通过语言有序化的思维轨迹增加了思维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c，超语言思维是否存在还有争议，这是指在语言思维的基础上出现的领悟，带有个人性，没有模式（是对语言思维的突破，可能有个人内部编码，可以看成是语言思维的变异），是无序的。如果借助语言将领悟的东西符号化，可以组织高层次的经验活动。不借助语言就不能将领悟符号化，领悟就永远是个人的，无法社会化、有序化。 从文化的群体性看，语言思维最重要。语言浇铸思维轨迹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二、语言范畴同构论 由于文化活动本质上是借助既定的语言范畴组织经验，说话者的思维轨迹受语言的浇铸，文化范畴和语言范畴就可能同构。我们把这种同构称为语言范畴同构论。可以从一些经典的文化范畴观察到这一事实。 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是：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亚里士多德认为十范畴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最一般的概括。但是我们注意到，他的“实体”范畴和名词对应，“性质”范畴和形容词对应，“活动”范畴和动词对应，“遭受”范畴和被动形式对应等等。这不是偶然巧合。如果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中国的甲骨文时代，可能不会认为“遭受”范畴是客体世界最一般的规定性，因为甲骨文中没有严格的被动形式标记。 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主词和宾词。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语把逻辑判断的结构分析成主词和宾词，这和语言中的主语和谓语是一致的，古希腊语的主语、谓语有形式标记，主语和谓语在“性”“数”等范畴上有一致的形式标记，所以亚里士多德极容易切分出主语和谓语，就象今天的英国人很容易切分出英语的主语和谓语一样。更一般地说，整个印欧语系语言都具备主语、谓语的一般结构，因此印欧民族很容易意识到逻辑上的主词和宾词，很容易建立起以主词、宾词为核心的逻辑学。如果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中国，可能不会简单地把主词、宾词的结构看成逻辑判断的一般结构，甚至可能提不出系统的逻辑学理论。他不容易轻而易举地发现汉民族思维轨迹中的主词和宾词，他在汉语中会遇到无数奇怪的句子： 他左手拉琴 晚上下雨 我黄头发 明天下午开会 王冕七岁死了父亲 今天初一 墙上挂着地图 明天我生日 教室里在上课 现在已经下雨了 这些句子中的主语是什么，谓语是什么，并不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理解分析这些语言片断会遇到困难。 现代数理逻辑。这也是在印欧语言基础上对亚里土多德古典逻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语言范畴的限制。数理逻辑中的谓词和变元的对立。可能是因为印欧语言中有格范畴，印欧民族容易意识到谓词和变元的对立。 乔姆斯基的短语规则。乔姆斯基认为短语规则是深层结构，在人类语言中有普遍性。比如乔姆斯基的短语结构规则中有这样一条规则： S--→NP+VP（句子--→名词短语＋动词短语） 却没有下面这样一条规则： S--→NP+NP（句子→名词短语＋名词短语） 而这样的规则在汉语中很多： 鲁迅浙江人, 他刚十七岁 明天星期一, 他一身红衣服 乔姆斯基在英语的深层结构基础上断言世界各民族语言的深层结构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乔姆斯基在提取深层结构的范畴时受到英语范畴的影响。 语言范畴同构论的涵义是，既然文化范畴受语言影响，和语言范畴同构，那么文化活动的基本原型就已经在语言中规定好了，文化范畴构成文化活动的精神，所以语言构建了文化精神。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应该属于一种语言范畴同构论。[5] 尽管语言浇铸了思维轨迹，但语言范畴和文化范畴的对应并不是非常严格的。从词汇层面看，语言中没有的范畴可以通过经验活动的归纳而获得，这正是新词产生的基础。人们还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反思或类比形成超越自然语言的范畴，当我们比较了自然语言中的十进制和二进制后，我们可以通过类比领悟出三进制，四进制、五进制乃至各种进位制，形成一些我们的自然语言中不曾有的新的进位制范畴。 在语法平面，语言范畴和文化范畴的对应也不是严格的，人们可以用词汇、词组的方式来表达其他语言中某个语法范畴的涵义。比如，尽管汉语语法没有数范畴，但汉语可以用词汇表达单数和复数的观念。可以从汉语和英语表达复数的差异看出这一点：  三、语言认知同构论 尽管汉语可以用词汇、词组的方式来表达英语的数范畴，但和英语的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我们提出语言认知同构论来解释语言对文化精神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层面。认知同构论的涵义是，具有特定语言思维轨迹的人习惯于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事物、分析事物。为了说明这种认知过程，我们先区别两个关键的概念：严式范畴和宽式范畴。下面两组语言片断反映了严式范畴和宽式范畴的主要差异：  我们说英语的被动范畴是严式语法范畴，而汉语的被动范畴是宽式语法范畴。区分严式和宽式的标准在于标记选择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 在印欧语言中，有很多严式语法范畴，如“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等，而汉语中严式语法范畴很少，大多是宽式语法范畴。如果一种语言的严式范畴很多，可以把这种语言称作严式语言，如果一种语言的宽式范畴很多，可以称为宽式语言。相比之下，印欧语言是严式语言，而汉语是宽式语言。 我们对汉语母语学生的英文作文作了抽样调查，这些作文出现错误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英语中的严式范畴，汉语母语学生把大量严式范畴的形态遗漏了，比如把The plan has been proposed 这样的句子写成 The plan has proposed （计划已经提出来了），漏掉了被动语态的标记。这些作文让另一组学过英语的汉族学生阅读，几乎都能读懂，这说明他们广泛依赖上下文的语义关系来理解句子。而汉族学生经常漏掉严式语法范畴，也说明汉母语学生由于习惯了上下文理解模式，对上下文敏感，但对句子内部的严式范畴形态不敏感。相反，让不懂汉语的英语母语学生阅读这些作文时，大部分学生在读到遗漏了严式范畴形态的句子时，出现了理解的障碍，或者读不懂，或者理解缓慢。如果将这些遗漏的严式范畴形态补上，这些英语母语学生就能顺利的阅读这些作文。这就显示了认知过程的差异，英语母语学生由于习惯了印欧语严式语法范畴，总要不同程度的依赖严式语法范畴来阅读理解，这使他们对上下文语境不敏感。 因此，在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之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或范式，内部结构理解模式和上下文理解模式，而形成这两种模式的直接原因是严式范畴和宽式范畴造成的。 汉族说话有大量语句成分的省略现象，印欧民族说话很少省略句子中的成分。这已经成了中西方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焦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很多人用“喜欢省略”和“不喜欢省略”等心理语素来解释中西方语言的这种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喜欢省略”和“不喜欢省略”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引起的，就会走入循环论证。在我们看来，能否省略有深厚的语言本体论基础。能省略的总是宽式语言范畴，不能省略的总是严式语言范畴。 正是严式范畴和宽式范畴的对立决定了可不可以“省略”范畴标记，决定了内部结构理解模式和上下文理解模式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引起了思维模式的对立：由局部到整体的分析方式和有整体到局部的领悟方式。 在严式语言中，由于词与词的关系比较严格，严式语法形式不可以省略，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通过内在结构，形成了对内在结构的依赖，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先找到要素，再找出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再解释整体。既然是从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到整体，那么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必须数量化、逻辑化才能控制住整体。对于AB这样一个对象来说，严式思维模式者先分解出A和B，再理解A和B的严格关系，最后才能控制AB。 在宽式语言中，由于语法范畴的形式不是严式的，宽式语法形式可以省略，语义的理解可以通过上下文展开，这就强化了对语境依赖的可能性，形成了从整体理解局部的思维模式。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在更大环境中理解一个对象，对于AB这样一个对象来说，其价值要通过XABY和WABY来理解,通过不同的环境来理解，而事件、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很复杂，往往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而是多元的，多层面的，这就需要悟性把握和类比联想，因此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宽式思维模式，总是伴随着悟性把握和类比联想 我们可以从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对立观察到中西方语言的宽严所起的作用。通常认为儒、道、佛体现了中古传统文化精神的三个核心，这三股文化流互相是有区别的，但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这三股文化流可以统一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来，这就是认识过程的整体领悟和类比联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是从整体到局部来把握世界。《周易》中的八卦最初是由更高整体层面的阴爻和阳爻衍生出来的，然后再从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体现了对事物有机联系的一种领悟。孔子对“仁”的解释并不是从这一概念的内在从结构分析人手，而是从整体出发，通过一些类比，领悟，来把握“仁”的性质，所以孔子从未对“仁”下过种属概念的定义，而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类领悟把握和类比联想在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中特别突出。中国禅宗更是强调“自悟”、“顿悟”等思想。总之，中国哲学始终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总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领悟，必然产生广泛的类比联想，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和五行学说，喉牙舌齿唇五音理论和五行学说带有浓厚的类比联想特点；黄道十二宫、律制十二律、一日十二时、生辰十二属相、穴位十二脉络也带有浓厚的类比联想特点；天地之阴阳、声韵之阴阳、气血之阴阳、男女之阴阳也带有类比联想的特点。这些思维模式和西方哲学把事物分解成最小要素，再解释要素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关系的结构分析、逻辑演绎方式形成明显的对比。 不应该把禅宗强调悟性仅仅看成是佛教传人的结果，事实上佛教东进以前中国的儒、道已经有浓厚的悟性特征，而佛教东进在中国生根的主要是悟性精神，其逻辑学（因明学）就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从禅宗本身看，其悟性特征比印度佛教要浓厚得多。这些都说明佛教东进是经过汉文化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的同化，然后反过来对儒、道思想产生影响。 汉民族的其他文化活动也体现出整体领悟和类比联想。在医学方面，汉民族一般是从整体来把握人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因此中国的解剖学并不占重要地位，而以整体控制局部的经络学说、气功学说等占有重要地位，于是通过用其他事物作类比来解释生理病理的“阴阳、五行、十二脉络、寒热、虚实”等范畴也随之兴起，这和西方从局部到整体的解剖学、细胞学说形成对立。在文学方面，《诗经》中丰富的“比、兴”是类比联想行为的典范。只要事物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汉民族就很容易通过类比联想把它们联系起来，而唐诗通过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的交融来生成意境的思维模式则是整体领悟、类比联想在中国文化流中的重要体现，这和西方文学中体现在史诗、戏剧中的情节、心理分析形成对立。中国画通常以钩皴点染、干湿浓淡、阴阳背向、虚实疏密等手法取“神”，取“气韵”，而和西方通过透视法、加色法取“形”、取“情节”形成对立。中国音乐重视旋律的整体性，喜欢通过模仿事物的声音来类比和象征，这和西方通过结构分析进行对位、和声操作是有区别的。 中西方整体领悟、类比联想和结构分析、逻辑演绎的对立还可以在很多文化层面看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对立导致很多重要概念和理论的产生。 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由于重视事物间的有机联系，这种类比联想悟到的东西有它的深刻性，比如中医的十二脉络和阴阳学说很有价值。汉文化的风水理论也是通过类比领悟获得的，这种理论把住宅、坟地和周围的风向水流联系起来把握，也很有价值。古代根据风水理论而建立的古都很少发生地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范畴，如“道、阴阳、气、神韵、意境”等，以及“天人合一”等命题，都是通过整体领悟、类比联想等方式获得的。中国的气功更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果。 四、余论 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结构上的差异，两者分别浇铸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轨迹，影响了两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说印欧文化精神是智性精神，汉文化精神是悟性精神，严式印欧语和宽式汉语是造成这两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这种影响是通过语言范畴同构和语言认知同构两种方式展开的。认知同构对文化精神的影响比范畴同构更深，因为在范畴同构层面，当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各种文化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影响，一种文化的范畴可以进入另一种文化的范畴，这时携带这些范畴的相应词汇也随之相互传递。但在认知同构层面，两种文化接触时，由严式范畴到宽式范畴或由宽式范畴到严式范畴的转换就比较困难一些。随着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词汇层面的很多重要范畴在相互借用，范畴同构对文化精神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弱，但认知同构仍然以潜在的方式发生作用，因为严式语言范畴和宽式语言范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而正是这种宽严差异成为范畴可否省略的根本原因，并分别在严式语言和智性精神、宽式语言和悟性精神之间划出了沟壑。这种对立可以概括如下： 印欧语言：严式语言----→严式思维轨迹----→构造分析----→逻辑演绎----→智性精神 汉语：宽式语言----→宽式思维轨迹----→整体领悟----→类比联想----→悟性精神 文化精神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到语言的差异。这表现为文化精神通过文本的积淀对语言产生反构建。一种语言从理论上说可以生成无限的文本（文本是无限的，一个句法意义上的词组、一个句子，一个故事都可以看成是文本），但由于受文化精神的影响，一种语言文化往往只是生成了无限文本的一个子集。如印欧语言文化上的科学文本，汉文化上的诗化文本。一个文本如果反复被讲述，随着时间的发展会积淀为成语、词和语素，文化精神从文本层面积淀到语言层面，智性精神和悟性精神的差异就凝固得更深。因此从文本到成语的积淀是文化精神对对语言的反构建，当然这是对词汇的构建。象“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风水、意境、神韵”这样一些片断过去都可以理解成文本层面的单位，因为它们都是词组或词组以上片断，现在基本上都进入了汉语的词库。这种过程可以理解成语言范畴同构的逆过程。 文化精神也可能对宽式和严式产生逆构建。汉民族的悟性文化精神可能使汉民族在言谈时更依赖上下文，不动用已经存在的宽式范畴，这就使宽式范畴向更为宽泛的方向发展，难以朝严式语形的方向发展。根据我们所作的调查，在下面的两组形式中，如果能完成交际的目的，汉民族经常选用前者而不是后者：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信箱 邮编：100871 注释： [1] B.L.Whorf: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PP207～220. M.I.T.Press. [2]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请参看拙著《语言文化论》3.1，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3] 请参看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1979；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0；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结构主义》，倪连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发生认识论》，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5] B.L.Whorf: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PP207～220.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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