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本质看音译和借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44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张峻峰 参加讨论
摘 要：语言是制约信息传达及意义推测的工具,是一套俗例化的社会性惯例,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是语言的共性。各种语言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强制性地制约语义的不同领域,形成了不同语言的特性。语言本质上是一套由认知驱动的社会性惯例和信息推测制约工具。对照语言本质观,音译和借词是用音形代文意的方式为输入语提供认知符号,是通过移植能指而让人探究所指的意义投射。音译词和借词的生命力由输入语对具有“不可通约性”事物和概念的信息传递制约需求决定,也由音译词和借词在音、形两方面与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的协调兼容性决定。 关键词：语言本质；音译；借词；信息传递；制约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话语英译研究”(18BYY026)。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助推器。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语言间的接触交流与相互影响也与日俱增。随着翻译的介入,音译和借词现象在各种语言发展历程中屡见不鲜,方兴未艾。本文首先讨论语言的本质以及翻译中的“不可通约”性,接着分析音译和借词产生的原因,然后考察英、汉语中的借词特点并归纳出影响音译词与借词在输入语中生命力强弱的两个因素。我们认为,关于音译词与借词生命力影响因素的讨论对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外译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国际构建具有参考价值。 一、语言的本质与翻译中的“不可通约” 语言本质上是一套由认知驱动的社会性惯例和信息推测制约工具。这种语言本质观为我们探讨翻译中的“不可通约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可用来解释音译及借词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 语言的本质 罗仁地和潘露莉 1认为语言是对所传达信息的推测进行制约的工具,和文化习俗等一样,是一套社会性惯例。不同语言强制性地制约语义的不同领域,其手段和方式也不同。如英文中使用“时态”和“体”来表示动作进行的状态,而汉语中则需依靠上下文来判断动作是已发生、正发生或者将发生。虽然人类语言间具有共性,但由于语言是社会性演化的惯例,而各社会与其他社会相较又有独特性,这就形成了某一语言的社会文化独特性2。 作为社会性惯例的语言反映的是该语言依存的社会文化面貌以及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处在不同自然生存环境中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差异较大的两个社会中,语言对生存状态和周遭环境的描述可以是千差万别的。爱斯基摩人的词汇中有几十种关于雪的词汇,比如“泡沫雪”和“粗粒雪”3,而世代居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各民族语言中就没有(或者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关于雪的词汇。道理很简单,这些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在其生存环境中没有必要将雪的各种形态如爱斯基摩人般细分。处于某种社会形态的人类社会也可能在与其他文明接触时发现自身的某些社会习俗在其他社会中并不存在。“去洗手”是现今大多数文明社会中人们都能理解的一个委婉语。但是,假设你会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上某原住民部落的语言,而且用正确的语音、语法形式说了这个委婉语,该部落的人却不会带你去洗手间,因为该部落居民还没有厕所的概念,去方便时会说“去树林”,而不是“去洗手”。 作为社会性惯例的语言也是语言使用者对外部世界(包括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体现。某种语言是否要对某个功能域进行制约、以何种方式制约,取决于该语言使用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情况。在该认知基础上,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制约以顺畅交流和精确表达,其实质也就是关联理论4中谈到的讲者为了制约听者的推测过程(inferential process),让听者能通过最少的努力(minimal efforts)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出于某种交际目的而故意为之的模棱两可除外)。爱斯基摩人对不同种类雪粒的精细划分是因为他们在交流中需要此类准确划分的信息以方便狩猎和生活的需要。塔斯马尼亚的土著部落,囿于其社会形态及其对环境的认识,在日常交流时似乎并无必要指明去树林的具体目的。如果爱斯基摩人和塔斯马尼亚土著部落间要进行跨语言的信息传递,即使是在这两个族群中生活过的双语者要向对方族群中的单语者介绍各种雪粒形态和名称或“去树林”的多义性,估计也会感到困难。 (二)翻译中的“不可通约性” 以上两例论及的其实是贾影5所说的在翻译活动中存在的语言文化上的“不可通约”。按照她的说法,美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库恩在对物理学相关理论历时观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在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在此基础上,库恩指出“语言体系……以自己的隐喻和词语内涵执掌世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变化的深层实质还是语义变迁,语言是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生活方式,它规范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也塑造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世界”5。如果语言确实是一种将思维方式也涵盖在内的生活方式的话,语言间的不可通约性就应是一种常态。但这个常态并不影响各文化间跨语言传递关于人类根本生存状态和人类共性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所凸现的差异,代表的不是文化间在人之为人的共性上存在什么差异,而是在表达这种共性以及对这种共性的表象所做的判断上的差异。如上文中提到的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几十种称谓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对“去洗手”的表达,假以时日,一个外族人也是能理解并学会使用的。 同样的道理,语际翻译中遇到由“文化不可通约性”造成的困难时,译者可以通过加注和解释的方法来克服。但是,这类翻译方法在目的语文本中经常使用会不可避免地形成累赘的译文,其阅读过程也常常会因不期然出现的注解和解释而被打断。语际翻译中,这些注解和解释的对象,诚如上文中库恩所说,多为词语所承载的语言体系自身的隐喻和内涵。对于蕴含于源语之中,但在目的语中不存在或者无法对应的信息,或者说,对于在源语中那些由词语承载的、具有不可通约性质的语言特质信息,在翻译实践中采用音译是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 面对社会惯例和认知间的差异,音译的任务就成了用另一套工具来强制性地制约对所要传达信息的推测。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制约语义所需要的强制手段或者是能表达某个承载异域信息的字或词时,可能会放弃寻找,直接从原语借用,不让译文读者依循译入语中某个相近单词所承载的他们熟悉的社会惯例对所要传达的信息进行推测,同时又要读者花更多时间和心思借助“正常”翻译所提供的上下文阅读语境,考量该借用的、因而是陌生的语言形式背后的意义。以这种形式进入到译入语中的词汇大抵有两个命运,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译入语中湮没无闻,要么在译入语中扎根下来,成为该语言社会性惯例的一部分,也称为借词(loan words)。语言接触史上,各语言间互相“借词”的情况经常发生。下文中,我们考察中、英文词汇互相借用的情况,以进一步厘清音译的理据和原则,以期为音译实践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参考。 二、语言中的借词:以英、汉语中的借词为例 英、汉语中存在相互“借”词的现象。两种语言间相互借词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借词多生发于跨文化交流中输入方的实际需要。输入的形式可能是音译,也可能是直接照搬外来语形式的“不翻译”。语言的历时发展过程中,有些借词完全归化,有些则还保留着外来词的特征。 (一)英文中汉语词源的借词 陶岳炼和顾明华回顾了英语中汉语词源“借词”的历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秦朝至明朝中期。此阶段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几个经济繁荣的朝代,但无便利的交通手段,中英无直接接触。出现在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有限,主要为与中国国名有关的“China”,“Chinese”“Sino”等。 2.明朝末期至辛亥革命。随着海上霸权的确立和海外航线的开辟,英中(以及随后的美中)贸易开始频繁起来。地处沿海的粤、闽的很多方言词成为英文“借词”。这些词多为与贸易相关的茶叶、瓷器、丝绸、食品、动植物以及文化习俗类词汇。 3.辛亥革命至现在。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此阶段中国和英语国家的交往程度和规模迅猛发展。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文语境中关于中国传统习俗和政治文化的词汇大量进入英文。6 据陶岳炼和顾明华考证,英文中“很多描述中国的事物和概念”采用了音译的方法,中文词源的“借词”共有一千多个,很多词已经“归化”得很好,若不究其词源,很难看出它们同中文的渊源6。王祥兵7从1996年起连续五年对美国《时代》周刊词汇使用的调查也证明该刊大量使用了中文词源的音译词,如:yuan(缘),wushu(武术),aizi(矮子),hukou(户口),renmin(人民)等。 (二)汉语中英文词源的借词 中文中从英语转化而来的外来词涵盖了英语文化中很大的一部分。从“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到坐的“沙发(sofa)”,喝的“咖啡(coffee)”,吃的“巧克力(chocolate)”,从鲁迅先生论战而借用的“费厄泼赖(fairplay)”,到旧上海工人痛恨的“拿摩温(Number One, 工头)”,再到中国军民抗日战争使用的“坦克(tank)”,无一不是带有英文文化标记的汉语借词。 当下中文中使用的英语借词也越来越多。与技术发展相关的有：VCR,VCD,DVD,CPU,Email,IE,克隆；与娱乐文化相关的有：粉丝,MTV,派对,脱口秀；与交通工具使用相关的有：巴士,的士,雪弗莱,福特；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有：比萨饼,麦当劳,可口可乐；与个人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相关的有：可伶可俐,高露洁,维达沙宣；与运动产品相关的有：阿迪达斯,耐克,纽巴伦；与医疗器械和疾病相关的有：CT,艾滋病,帕金森综合征,美尼尔氏综合征等。 以上例证表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语言间(起码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是这样)互相借用对方词汇的情况也在增多。这种借用直接导致了(音译)借词的增多,亦即“不翻译现象”的增多。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英文课程在中国的各级教育中都已普及,很多英文词源(特别是与技术发展相关的)的借词在中文中的使用直接照搬英文,连音译的过程也省去了,是更为彻底的“不翻译”。 三、音译与借词的生命力:交流、认知领域的拓展与输入语的俗例化规则 音译为输入语带来新的语言表达手段,满足实际交流需要的同时,也拓展了输入语的认知领域。音译词能否成为生命力强的输入语借词,取决于两个因素:由输入语对具有“不可通约性”事物和概念的信息传递制约需求决定,也由音译词和借词在音、形两方面与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的协调兼容性决定。 (一)音译的特点 行文至此,似有必要对音译的概念做个回顾,并在语言本质观——即语言是认知驱动的一套社会性惯例和信息推测制约工具——的基础上来探讨音译的特点。方梦之认为“音译也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8这个定义似乎是谈到了音译词的可能结局,如音译之后在译入语中消失无踪,则只有过程,另外一些音译词则进入了译入语的词语系统,成为译入语中新的信息传递制约手段(即借词),则为结果。 也有学者站在译入语的角度对音译现象做出解释。以汉语为输入语的音译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音译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借用词语的方式”9,其记录的手段是“利用汉语的语音仿拟来源语词的语音,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汉字来记录该语音”10。项东和王蒙11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文本英译时采用音译的规范问题时指出,以英语为输入语,汉语为输出语的音译概念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使用汉语拼音来翻译无对应英文的词汇,也包括根据词汇本来发音(如汉语方言发音和少数民族语言发音)进行英文转写。比如chow mein(炒面)是根据广东话发音所做的英文转写,Jokhang Temple(大昭寺)的Jokhang 是根据其藏语发音进行的英文转写。 在《翻译研究词典》中,Shuttleworth和Cowie也认为音译是以“注音”的方式实现“源语向目标语形式的转换”12,其目的是“保留形式而不是意义,所以它一般不适用于整个文本”,但它可“用作翻译源文本名称、独有特征[Realia]或其他没有确切目标语对等形式的项目”,是一种“技巧”12。 回顾以汉、英为输入语的音译研究,我们可梳理出音译的如下特点:第一,音译作为翻译技巧,其适用范围局限于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输出语语言形式,多为词汇;第二,音译其实是译音。用输入语音系中相近的发音书写形式来移植输出语特定语言形式(信息传递制约方式)承载的意义,是以音形代文意,故而,从意义跨文化传递的角度来说,也称为“零翻译”或“不翻译”;第三,排除掉译者翻译能力不足或态度不认真的极端情况,音译的本质是借用输出语词汇,根据新的认知和表达需求,在输入语中创造出新的信息传递制约手段。该制约手段在输入语中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是形似而实不至。比如pizza(比萨饼)如果用“(意大利)葱油饼”来翻译则不仅累赘也会抹杀pizza的独特风味。 (二)音译词的“归化”与生命力 某一语言(或方言)中通过音译的方式输入的新的制约手段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归化”程度。换句话说,音译词能否融入输入语的社会性惯例系统要看它是否适应输入语的俗例化(conventionalization)规则,是否具有在输入语俗例化规则下进一步参与制约信息传递的功能。虽然无法判定译者在以形代意时是否有意识地考虑到输入语语言规则的惯例,但音译时选用输入语音系相近的读音对输出语的转写是译者试图“归化”外来信息传递制约手段的第一步。汉语中英文来源借词相关研究表明,决定音译词在输入语中(作为信息传递制约手段)生存和发展命运的是该词与输入语语言规则惯例的协调性。 据厚雯13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外来词的考察,“胡同”一词来自于蒙古语的音译。有了相对权威的词源考证,现代汉语使用者对“胡同”一词的词义及使用特点在网络平台上的看法,虽说稍欠学术权威性,但似乎更有群体代表性,可与词典释义互为印证。百度百科采用开放交流、自由贡献的网络模式,旨在建立以中文为载体,百科全书性质的知识交流平台,为我们考察“胡同”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提供了例证及思路。百度百科“胡同”词条给出的解释如下: 1.胡同是中国北方特别是北京的小街道。这样的街道在苏州一带称为“巷弄”; 2.该词源于蒙古语的“gudum”,意为“水井”,在元代首次进入汉语的书写系统; 3.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原为荒野之地,院落、居民区等多依水井而建,故而形成的街道也因此而命名。按照蒙古语的发音,北京的“屎壳郎胡同”和“菊儿胡同”其实是“甜水井”和“双井”的意思。14 如无考证,现代的中国人怎会想到耳熟能详的北京话“胡同”竟然是源自蒙古语呢?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的“死胡同”和“小胡同”等说法表明,该词除了是北方中国人对小街小巷的指称词,也已成为现代汉语的信息传递制约工具的一部分并可以进一步隐喻式地制约信息推测,如“中华网”2016年10月5日的某新闻标题“教授:中日关系进入死胡同,能正常交往就已不错”15。 “胡同”能够进入汉语并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合成词的中心成分大量使用有两个原因。一是“胡同”进入汉语时是用来指称元朝新建的、具有“独有特征”的街巷和居民区。语言服务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为表达人的认知提供信息传递的制约工具。北京和苏州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中国北方的“胡同”和南方的“巷弄”给人的联想也大不一样,试想,如果将戴望舒的《雨巷》,写成“雨胡同”,会带给读者怎样的认知效果?现代汉语中“胡同”和“巷弄”同时使用也正是体现了表达这种特质差异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该词的双音节特性。“胡同”随着元大都的建成而开始使用,随后进入汉语的书写系统,这为“胡同”在汉语中的归化奠定了基础。“胡同”的双音节特征,为其在汉语中的进一步归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现代汉语中的词是以单音节词(素)为基础的”,而且“双音节的合成词占优势”10。厚雯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音译词的考察也表明,如果按音节划分,在汉语中生命力最强的音译词前三位分别为双音节词(48.47%)、三音节词(37.12%)和四音节词(8.3%),原因是,“无论这些词来源于何种语言,音译方式如何,进入汉语后都服从了汉语简洁、紧凑的构词特点”13。 换个角度来看,音译词在输入语中是否有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是输入语在当时当地需要的某种信息传递和制约手段,其次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输入语语言规则,或者说,是否符合输入语俗例化信息制约和推测手段的规则。英语是拼音文字,汉字具表意功能16。音译的英文词进入汉语书写系统时,如译者考虑到了两种语言在发音规则上的不同,在顾及音似的同时,以符合中文发音方式的中文词进行转写,则该词扎根于汉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10。在这个过程中,据刘宓庆17的观察,汉语在吸收某种新的信息传递和制约手段时,具有“自洁”功能。如音译词“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因其音节过长且转写使用的汉字几乎没有表达该词词义的功能,现代汉语中已经摒弃了该词的音译而采用意译的“民主”。这种“自洁”其实就是汉语对外来词的同化,也就是在中文这个社会性惯例的语言系统中使用“符合现代汉语的构词特点,符合汉语社群对词的认知心理”10的信息制约手段(语言规则)让音译词融入本族语。例如,音译pound一词时,根据不同的语义,中文中相对应的有“磅(重量单位)”和“镑(钱币单位)”,就是利用中文字的表意特点,从认知上更精细化地制约对“pound”所表达信息的推测10。 本节讨论的几个例子说明,音译生发于对异域语言文化中具有独有特征的概念和信息拓展认知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以音形代文意的方式移入非本族文化中具不可通约性质的概念和信息。音译词的生命力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它是否是输入语中需要的信息传递制约手段,二要看它是否与输入语制约信息传递的语言规则相容。 四、结语 音译的使用会有“陌生化”的效果18,因音形的陌生而引发的对背后文意的考量,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是促使人类认识、理解新事物的方式。我们对“胡同”和“德谟克拉西”等音译词的讨论说明,输入语的信息制约规则对于音译词有极强的规约作用。无论音译词最终是否成为新的输入语信息传递和推测的制约工具,音译可看做人类社会中不同语言社区间在交流时为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具有“不可通约性”或独有特征的概念和信息而进行的认知拓展活动。从历时的角度看,音译的对象所具有的“不可通约性”受时空限制。一时一地的“不可通约”随着交流的进行,并不能保持多久,还有可能为输入语文化提供更精细化的信息推测制约手段。比如上文中我们分析过的“胡同”一词,虽来自于蒙古语,但现在它却是老北京文化的标志之一。 具异域特质的事物通过音译进入输入语文化的认知领域无疑是言语社团间交流增多的结果。我们对中英两种语言互相借词的讨论表明,这种交流的产生可能是被迫的,如被侵略,也可能是自愿的,如贸易。无论产生这种交流的驱动力是什么,音译只是以输入语的音系为基础,以音似的方式,通过移植特定异域信息制约手段的发音形式导致的陌生化来引起本族人理解自己族群在当时当地并无对应的事物或概念的兴趣,为整个族群在认知上的拓展提供了条件。这种拓展结果有两个可能,一是音译词成为输入语中新的信息传递制约工具,即借词,如“胡同”;二是音译词经过时间的沉淀后被表意功能更强的新词所代替,如“民主”。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将异域的新事物带入特定语言社团的认知域中,而音译正是利用语言是制约信息传递的一套特定社会化惯例的本质,通过输入语的意义传递制约规则对外来意义符号进行规约和改造,从而为人类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认识、反映和改造世界服务。 当下,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语言作为制约信息传递特定规则的本质在新技术条件下使得借词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在讨论当今汉语中的英文借词时注意到的,中文日常交流中存在很多直接借用英文缩略词,而非采用传统意义上的音译的情形。比如,“我家里没有WiFi,手机上不了网”这句话中使用了双音节的WiFi一词,从交流手段上来说,就比把WiFi说成“无线高保真网络连接”要言简意赅得多。WiFi的流行也说明了在中文语言惯例的规约下,WiFi的使用已经俗例化,可以制约听者对信息的推测,在顾及讲者、听者省力原则的同时,也保证了信息在中文中的精细化传递。 这类直接使用的缩略词是否应当归为音译的一类,尚待探讨,但它们肯定是借词。根据交流和认知的需要,音译和借词为作为社会性惯例存在的特定语言提供了未知且陌生的认知符号,是通过移植能指而让人探究所指的意义投射。音译词和借词的生命力取决于输入语语言社团对异域新信息引入和进行传递制约的需求,还取决于新的制约方式能否按照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融入,是否有利于便捷、精细化地进行意义推测和传输。如果是出于文化推广目的而进行的音译,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语言转换手段使其符合输入语的俗例化规则,易于被对方信息制约规则归化,以保有生命力。 注释 1罗仁地、潘露莉:《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 2罗仁地、潘露莉:《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3杰拉尔德·温伯格:《咨询的奥秘——成功提出和获得建议的指南》,关山松、李彤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4参见D.Sperber and 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另见D.Wilson and D.Sperber,“Linguistic Form and Relevance,” Lingua,vol.90,no.1-2,1993,pp.1-25. 5贾影:《零翻译还是不可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6陶岳炼、顾明华:《英语中汉语借词的社会文化渊源及其语法、语用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1期。 7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第2期。 8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9(11)杨锡彭:《从汉语汉字的特点看音译词的特点》,《语言研究》2007年第4期。 10(12)(19)(22)(24)(25)郑厚尧:《汉语文化对音译外来词的规约》,《上海翻译》2005年第2期。 11(13)项东、王蒙:《中国传统文化文本英译的音译规范刍议》,《中国翻译》2013年第4期。 12(14)(15)Mark Shuttleworth and Moira Cowie著:《翻译研究词典》,谭载喜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第239页。 13(16)(20)厚雯:《音译外来词在现代汉语系统中的存在情况考察——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例》,《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4(17)百度百科“胡同”,http://baike.baidu.comview9930.htm?fr=aladdin,2018年9月26日。 15(18)见“中华网”2016年10月5日新闻稿“教授:中日关系进入死胡同,能正常交往就已不错”。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61005/23703524.html,2018年9月26日。 16(21)周红:《汉语中的英语借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17(2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199页。 18(26)朱纯深、张峻峰:《“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和话语解释权》,《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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