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作家小传探研(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9:11:25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翔翥 参加讨论
七、考文征献 校考齐下 李善于作者名下之注释也有相当数量的注文不属于对作家的简介，而是校勘与考证的文字。 辨作者排序失次的。如：《上书谏吴王》“枚叔”下注：“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公宴诗》“曹子建”下注：“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招隐诗二首》“左太冲”下注：“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七哀诗》“曹子建”下注：“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河阳县作二首》“潘安仁”下注：“哀伤、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杂诗》“何敬祖”下注：“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这些是李善对于《文选》篇目排序混乱现象所作的前后校勘。 辨诗歌分合失当的。如《扶风歌》“刘越石”下注：“集云：扶风歌九首，然以两韵为一首，今此合之，盖误。” 广引群籍，考证古有“二史岑”。《出师颂》“史孝山”下注：“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幷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出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骘则邓后之兄，元舅则骘也。” 广引众集，以完成对一名作家的考证，包括名、字、籍贯、官职以及前代评价，文简而意丰。如《海赋》“木玄虚”下注：“今书七志曰：木华，字玄虚。华集曰：为杨骏府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广川木玄虚为海赋，文甚儁丽，足继前良。” 八、凸显人文 征引故事 李善为作家作传，往往喜欢引神话讲故事，这是其注释之一大特色。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说“古书多造作故事”，“推求其故，约有七端”：“一曰：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二曰：造为古事，以自饰其非也。三曰：因愤世嫉俗，乃谬引古事以致其讥也。四曰：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也。五曰：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六曰：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为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用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七曰：方士说鬼，文士好奇，无所用心，聊以快意，乃虚构异闻，造为小说也。谶纬之书，刘、班不录，事虽妄诞，语固新奇，达士之所深讥，文人之所笃好。”我们看李善所注虽未“自尊其道”，“自饰其非”，也未“愤世嫉俗”，但却有心存爱慕，征引史书，知人论世，有助于突出作家之特色与文章之价值。如： 《甘泉赋》“杨子云”下注：“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这就是“梦肠”之典的来源。桓谭《新论·道赋篇》云：“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致疾病。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使作赋，一首始成，卒暴倦卧，梦五藏出地，以手收内之，及觉，大少气，病一年。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后用“梦肠”形容写作构思之苦。 南朝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上》：“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 曹植为文，有反胃之论。” 又，《洞箫赋》“王子渊”下注：“汉书曰：王襃，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为谏议大夫。帝太子体不安，苦忽忽不乐，诏使襃等皆之太子宫娱侍太子，朝夕诵书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嘉襃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这就是“汉赋医病”的故事。实际上，在西汉中后期上层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诸多大臣不赞同朝廷奖掖“淫靡不急”的赋体创作。而汉宣帝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在这场论辩之际，正值太子身体欠安，善忘不乐，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赴太子宫，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诗赋。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箫赋》、《甘泉 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所以李善之注一方面肯定了王褒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肯定了《洞箫赋》这种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征的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又，《三都赋序》“左太冲”下注：“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卽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这就是“洛阳纸贵”的故事，称誉左思的《三都赋》受人欢迎，广为流传。晋左思作《三都赋》，构思十年，赋成，不为时人所重。及皇甫谧为作序，张载、刘逵为作注，张华见之，叹为“班张之流也”，于是豪富之家争相传写，洛阳纸价因之昂贵。 又，《恨赋》“江文通”下注：“刘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祖躭，丹阳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岁能属诗。及长，爱奇尚异，自以孤贱，厉志笃学。洎于强仕，渐得声誉。尝梦郭璞谓之曰：君借我五色笔，今可见还。淹卽探怀以笔付璞，自此以后，材思稍减。”这就是“梦笔”，“五色笔”或“江淹才尽”的故事。《晋书·江淹传》：“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絶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梦笔事类颇多，大抵用以指才思敏捷，文章华美。 李善在注释赋体文学作品时，喜欢征引神话故事，为作家作传时亦然。如，曹子建《洛神赋》也征引神话种类有9个，什么西王母、屏羿、冯夷、女娲、娥女、汉女、宓妃、川后、牛女。而《洛神赋》“曹子建”下注：“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覩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李善于篇题《洛神赋》下注：“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这就是关于“洛神”的原型。不过关于李善引《记》说，很早就有人觉得不可信从，《六臣注文选》却没有这一注释。胡克家《文选考异》对此质疑云：“‘记曰’下至‘改为《洛神赋》’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但这一则注释一方面给这篇千古传诵的名赋蒙上了神秘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学术探讨空间。 又，郭璞《江赋》征引神话种类达10个，有天鸡、海童、神龟、萍实、阳候、飞廉、冯夷、娥女、鲛人、千金之珠。而《江赋》“郭景纯”下注：“臧荣绪晋书曰：郭璞，字景纯，河东人。璞性放散，不修威仪，为佐著作。后转王敦记室参军。敦谋逆，为敦所害。又云：有人见其睡形变鼍，云是鼍精也。”《晋书·郭璞传》云：“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襄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又云“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可见郭璞“睡形变鼍，云是鼍精”之说，虽有神话色彩，但也见得郭璞非寻常之人。 (责任编辑：admin) |